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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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傅高义著，高申鹏译
出 版 社： 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6-1字数：版次： 1页数： 378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218058245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本书是美国哈佛大学荣誉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研究当代中国的第一部专著。他以广东为着眼点，考察和叙述了从1949年到1968年的20年间，中国所经历的一系列深刻、激烈的政治运动。持论公允，叙述可观。一方面，他充分肯定，共产党的领导给中国带来了秩序、朝气和希望，以及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激情，给人民带来了一些实际的好处，过去的黑市、通胀结束了，赌博、卖淫、鸦片消失了；官员有一种服务意识和纪律意识。经济领域统一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有其积极的作用。在经济事务之外，集体合作组织在消灭文富、推广公共卫生等活动中也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党通过政治组织已经实现了相当大的经济上的进步。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共产党建立了强大的政治体系控制社会、改造社会，重要的经济、文化、教育、农村的活动都置于政府的管理之下，政治决定取代了市场机制，政治指挥经济，也造成了很消极的后果：社会进步缓慢，人民生活也没有明显提高。拿广东来说，经历这么多年之后，绝大多数人还是从事农业；合作化运动所追求的改革生产关系，提高生产力，迅速提高粮食产量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大跃进”的失败，“文化大革命”以大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摧垮务实政策和主张务实的领导人，竭力维护意识形态的纯洁性，都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
博教授的作品虽然是在中美隔绝的“冷战”时代完成的，却超越了“冷战”时代的思维。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傅高义教授是社会学家，20世纪60年代束，他对广东研究的旨趣不仅是书写历史，两是关注现实。30多年的时间流逝了，他的作品本身成了历史，同时也成了一个很好的历史作品。
目录
序一
序二
英文版前言
壹导言
绪论：旧秩序的瓦解和新秩序的建立
帝国秩序
混乱
共产主义的兴起
第一章共产主义前的广州
南方边疆
地理环境
商业传统
广州人的多样性
市政当局：现代组织的构建
革命的摇篮
贰建立新秩序
第二章地方城市控制：接管与巩固，1949-1952年
“后解放区”
当务之急：平稳过渡
共产党干部的整合
干部的录用和训练
镇反
驱逐外国人
调整教育、工业和商业机构
创造收入和财政稳定的条件
改造知识分子
秩序的恢复
第三章中央控制：土改的遗产，1951-1953年
土改运动的开始
南方抵抗的原因
南北冲突的激化
从妥协到纠正
一竿子插到底
第四章经济控制：社会主义改造，1953-1956年
广州和第一个五年计划
迅速改造的负担
思想准备：肃清暗藏的反革命运动
粮食准备：“三定”运动
组织准备：乡政府
农业合作化运动
广州的工商业、手工业、个体摊贩的社会主义
改造
社会主义新秩序
叁适应新秩序
第五章缓和：右派插曲，1956-1957年
基层官员的看法：战线过长
高层官员的看法：矛盾
攻击的焦点：干部作风
“大鸣大放”，1957年5月1日-6月8日
精英反对的本质
……
第六章乌托邦：“大跃进”，1957-1960年
第七章重建：恢复工作及其后果，1960-1965年
第八章政治复兴主义，1966-1968年2月
第九章对社会的政治征服
附录A：朱光《广州》（50首）
附录B：表格
附录C：资料来源缩写
人地名对照表
名词术语对照表
译后：二十年与十年——傅高义与广东研究
媒体评论
本书将成为社会学家们如何从外部世界研究共产主义中国的杰出范例。最近十年，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同类著作层出不穷，但《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书观点更为公允，更加符合史实，方法更为得当；更能清晰而简捷地抓住问题要领，对中心主题的把握亦更得心应手。
——[美]费正清（John K．Fairbank）
《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书内容博大精深，论述鞭辟入里而明晰易懂，又能不偏不倚。抛
开弗朗茨舒尔曼（Franz Schurmann）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机构（Ideologyand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不论，可以毫无争议地说，傅高义教授的这本著作，是迄今为止美国社会学家研究1949年以后中国问题的最为精彩的作品。
——[美]里查德M．普里弗（Richard M．Preffer）
（傅高义教授的）研究得益于广东与香港地理位置的邻近，使他有机会亲身接触来自中国内地的民众和其他人士，获得在众多有关中国的书籍中绝无仅有的人性尺度，从而使本书成为兼具可读性和可靠性的非凡之作。
——[美]斯坦利卡诺（Stanley Karnow，《华盛顿邮报》）
书摘插图
壹导言
绪论：旧秩序的瓦解和新秩序的建立
帝国秩序
在共产党执掌政权之前，持久可行的政治秩序是传统的帝国制度。尽管多个世纪以来它已历经了许多变更，但中央作为核心的惯例已持续了两千多年。在帝国时代，帝国制度有一个显著的结构特征，非常适合在交通、通讯手段有限的情况下统治庞大的人口、广袤的土地。其成功的秘诀在于其惯例的发展、改进，非常适合其有限的能力。甚至于从广袤地域所收取的有限的国库收入，只能使帝国政府支持几项大的公共工程和在首都上规模的建筑，而一般的地方管理仅限于维持中央统治所必需：征收国库收入和防止严重的混乱。相应地，千百万人口可以由几万名官员来统治、管理，官员人数少，使中央政府能够控制遥远的地方政府。
帝国政府不能指望对人口直接或公平地征税。因为，少量的官员不能够对当地农业产出的收成作出有意义的估算，农业税只能根据对当地人口以及土地面积大小、土地质量的估计来厘定。因为官员们不能够对工商业活动作出公平的评价，他们只能对大宗财产、较易接近的工场作坊征税，在一部分商业道口、重要的山川要道设卡征税。为了征税，政府必须依赖吏，相应地，他们也得对地方掌权者作出让步。通过安置当地的掌权者，允许地方统领、吏和官占有相当大、有时数目不定的一块地方收入，政府并没有使用大量的税官而征收了大量的收入。
传统的政府并不致力于管理一般的乡村或城市的事务。地方社区的权力默许给了当地宗族、乡村、行会、兄弟会和秘密会社。政府甚至并不试图干预这些地方社区组织的事务，除非事情太大而直接涉及政府的声望和权威。政府可以建议，可以树立榜样，可以遏制地方活动，可以有选择地打击，但它不能管理甚至是监督一般的社区事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