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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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敬琏 主编
出 版 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7-1字数：版次： 1页数： 179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08612324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比较》是为读者提供的一个有关比较制度分析的学术性平台，站在理论前沿，根据中国经济改革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有选择地介绍别国的经验和教训、转轨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以及比较研究领域的发展。本期为第37期，开篇刘遵义教授的《治理通货膨胀的策略》一文是针对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形势而写的。本辑“金融评论”栏目主要关注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范围的金融监管大讨论。
目录
治理通货膨胀的策略
治理、增长与发展决策
前沿
关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法和经济学
不同法律起源的经济后果（下）
比较制度分析
关于制度和发展的两种观点：大转型与制度优先
比较之窗
韩国的药品政策和医药分离
日本的药品政策与医生处方
日本与韩国医药分离政策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改革论坛
主权财富基金：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必然产物
海外特稿
中国面临的环境挑战、解决方案及未来的研究
金融评论
全球金融监管热点问题与思考
论对冲基金的监管
书摘插图
治理通货膨胀的策略
1.引言
通货膨胀的风险在于导致长期通货膨胀预期的上升，如果现时的实际通货膨胀导致了长期通货膨胀预期的上升，那么它将真正具有风险。因为一般性的通货膨胀预期是具有高度自我实现性（self-fulfilling）的，一旦形成了长期高通货膨胀的预期，中央银行将需要花很多的工夫与很长的时间去改变这种预期，经济体也会面临长期滞胀（stagflation）的风险，所以通货膨胀必须防范于未然。
通货膨胀可分两种：商品价格通货膨胀及资产价格通货膨胀。通常大家指的是商品价格通货膨胀，但资产价格通货膨胀也会引起商品价格通货膨胀，不能忽视。通货膨胀还会扩大收入差距，恶化收入分配。富裕的人往往是净借款者（net borrowers），通货膨胀令他们的负债实质上减少，对他们有利，无论如何，他们都比普通老百姓更能规避通货膨胀的风险。
2.中国近期通货膨胀的源头
中国物价数据很清楚的表明，近期以消费物价指数（CPI）衡量的中国通货膨胀率不断攀升，主要是由于能源产品价格及农产品（包括食品）价格的上涨所导致的。尽管最近几个月来，消费物价指数的年同比增长率超过8％，但是中国的核心通货膨胀率（core rate of inflation），也就是从通货膨胀率中扣除了能源及农产品价格变化的作用之后，仍然是比较低的，大约在1％～1.5％左右。中国通货膨胀最主要的源头还是农产品与能源的价格。治理中国通货膨胀，一方面要针对这两个最主要的源头，尽量稳定农产品与能源市场长期供需；一方面要防止短期物价上涨引起长期通货膨胀预期的上升。双管齐下，才能达到长期物价稳定的目标。
3.货币政策、自由市场与价格管制的局限
货币政策的局限
农产品价格取决于即期的供给与需求情况，尤其依赖于天气的变化。如果遇上大丰收，农产品价格将比较低；但如果遇上歉收，农产品价格将比较高。农产品供应往往有周期性，也会导致价格波动，与宏观调控并没有关系，因此紧缩货币政策不能把农产品价格降下来。能源，尤其是原油，价格上涨或下降，是由国际市场所决定的，也不是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所能左右的。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既不能影响天气状况与生产周期，也无法影响国际原油价格，所以不能期望单靠货币政策就能治理中国的通货膨胀。紧缩货币政策对一般商品与服务和资产价格有些抑制作用，但对农产品和能源价格上涨，并没有太大作用。美国联邦储备局（Federal Reserve Board）之所以要引入剔除农产品与能源价格之后的所谓核心通货膨胀率，就是为了要区分在通货膨胀之中，哪一部分可以为货币政策影响，哪一部分不为货币政策影响。
利率的调升只不过是中央政府实行宏观调控的一个信号，但其本身不太可能降低大多数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投资意愿或规模。调升利率的另一个重要约束是：这样做可能会吸引更多的海外热钱进入中国。目前国内和国外的利率差再加上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已经使很多的国企与外企，尽量借外汇，累积人民币，大大增加了外汇的流入。提高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能较有效地降低总体流动性。中国人民银行（中央银行）已不断提高准备金率，到2008年6月25日准备金率会提高到17.5％。但总体流动性的增加，到目前为止，主要体现在资产价格（包括股票与房地产）的上涨，并不体现在商品价格的上涨。
自由市场的局限
农产品价格往往取决于天气状况，也经常根据生产周期有其自身的市场变化规律，有周期波动性。众所周知的有“猪回圈”（hog cycle）以及“圣诞树回圈”（Christmas tree cycle）等现象：某一年的猪肉价格高昂会导致下一年猪肉的超额供给以及超低价格，从而又导致再后一年猪肉供给的减少及高价。单凭市场自由运作，并不一定能降低市场供给与价格的波动性，也不一定能达到供需平衡。
高波动性的市场会产生两个问题：（1）供给不足时，居民必须面对高价；（2）供给过剩时，生产户必须面对低价，以致他们生活会发生困难。在这些供给及价格呈周期性变化的市场中，政府的直接干预也许是不能避免的。举例来说，政府可以向每一个养猪户承诺，以预定价格（应超出其正常营运成本）向他收购有固定上限数量的猪肉。政府这样做可以确保养猪户在猪肉超额供给的年份里维持生计。政府也可以将收购来的猪肉存库，下一年再卖到市场上，因为下一年的市场一定不会再有超额供给，反而可能会有超额需求。在这些潜在高波动性的市场中，政府需要直接调节这些市场的供求，才能达到长期“稳定农产价格，保障农民生活”的双重目标。
价格管制的局限
价格管制不能增加供给，解决不了供求不平衡的问题，只具有短期抑制物价的作用，而且会诱使黑市的出现。价格管制也会严重扭曲市场的信息，阻止了以价制量的重要平衡供需作用。
4.主要商品边际价格应与国际市场接轨
大体来说，中国能源价格（包括原油，原煤，及商品油等）尚未与国际市场接轨，还未能反映出真正的短缺价格（true scarcity price）以及对环境和生活品质的负外部性（例如污染和交通拥挤），需要在适当时机调整到位。所谓调整到位，只是说，以后会让边际能源价格跟国际市场价格挂钩，随着国际市场价格上下浮动。不调整到位的话，能源价格过低，使用者就很难有激励去节能减排，国内资源的利用也会严重扭曲，降低经济效益与成长率。2008年6月20日政府宣布提高能源成品价格，以应对近期国际原油价格高涨对国内的不利影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但调整物价与税率时可以用一系列的政策与措施，保护低收人户和其他需要补助的群体。除了能源之外，各种天然矿产资源价格，也应与国际市场接轨。有战略意义的资源，例如原油，政府应有适当的储备，以备紧急时之需。
5.如何降低通货膨胀的预期?
没有通货膨胀预期的通货膨胀比较容易调控；而伴随着实际通胀的通货膨胀率上升预期会有自我实现性，比较难以调控。所以调控通货膨胀的关键在于降低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并防止其上升。现时要降低通货膨胀的预期，有下列七种可行的办法：
第一种，通过政府“定价限量收购”、库存（储备）及销售行为，稳定农严品价格。
第二种，通过长期合同，稳定农产品供应。
第三种，通过宣布未来的汽油税率及非价格限制条件来降低预期的远期能源需求。
第四种，通过长期定价限量收购合同，鼓励代替能源的研发和生产。
第五种，降低行销分配成本、强化中间环节竞争。
第六种，提供人民规避通货膨胀风险的工具：发行通货膨胀保值债券、重新引进居民保值存款。
第七种，充分利用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进口商品价格下降的优势。
这七种办法分述如下：
（1）通过政府“定价限量收购”、库存（储备）及销售行为，稳定农产品价格
一个解决农产品价格过高的办法，是适当地增加即期供给（包括进口与释出库存），当然前提是政府需要建立和维持库存（储备）。当市场价格过低时，政府实施定价限量收购行为；当市场价格过高时，政府可以释出部分库存，卖到市场上，平抑市场价格。
农产品供应出现短缺的一个原因，是价格在生产户决定生产时过低。政府应当建立“定价限量收购”制度，给予农业生产户基本生活保障。每年预定一个收购价（最低保护价）和每生产户的收购上限量。预定收购价应超过正常营运单位成本，而预定收购价乘以每生产户预定收购上限量应足够维持该户该年生计。基本生计有了保障，农民就不会轻易退出生产，也就保证了基本的供应。当市场价格高于预定收购价时，生产户可以选择将产出卖给市场；价格低时，生产户可以选择卖给政府，但政府对每户收购有预定的上限量。政府收购后，可按市场供需情况、部分或全部存库。不存库部分，在公开市场销售。假使市价显著地高于预定收购价（比方10％以上），生产户自然不会卖给政府，这时政府可以考虑释出库存，卖到市场上，平抑市场价格。公众知道政府有库存，也会释出库存以平抑过高市价，就不会有价格大幅上升的预期，因此也不会囤积居奇，这有利于农产品市价的稳定。这样一来政府可以把农产品价格的波动性大大降低。政府定价限量收购还有两个优点：①政府每年收购的财政总负担，以及每年可能需要增加的库存量，都有固定的上限；②公开市场还可以发挥决定边际价格的功能，提供基本上正确的供求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主要是天气与周期的因素，所以不可能也不会持续上升，迟早会回跌。政府也应提供给农户灾难性保险，例如地震、水灾、旱灾、蝗灾等等，让生产受严重影响时，农民生活还有基本保障。粮食、棉花和其他重要农产品等，都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处理。原则上，国家也可以建立类似的原油库存及释出机制，但中国原油储备起步较晚，短期内不会发生作用。
（2）通过长期合同，稳定农产品供应
为了保证中国城市居民长期有足够的农产品以合理的价格供应，政府可以考虑与国内或国外的企业订立长期供应合同，尤其是在粮食方面。但国际农产品的（未有承诺的）现货市场，供应量严重不足。例如粮食，在国际现货市场的总交易量，每年大约是2500万吨，只不过占中国每年总需求量的5％左右。所以中国假如发生短缺时，不能依靠在国际现货市场上收购进口来填补，一方面国际现货市场供应远远不足，另一方面中国的大宗收购，也一定会导致国际市场价格大涨。
世界上很多国家，例如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都有很大的剩余农产品产能。它们现时不增加生产，只是担心生产后没有人买，也担心到收成时市场价格太低。假如它们能有“长期定价定量供应”的合同，它们会有意愿增加生产的，尤其是假如能有一个买卖双方都能接受的合理公平的长期价格方程式（合同交易价不需要等于现货市场价格）。中国可以考虑分别与这些国家的农产品供应商签订长期（10年或20年）供应合同，购买每年总数（例如）2500万吨的粮食。进口的粮食在国内市场价格低时，可以存库；在国内市场价格过高时，可以在市场上卖出，平抑市场粮价。
为了确保国家粮食供应安全，中国可要求各国外长期合同供应商在中国建立仓库，储备一年合同供应量，作为抵押品。万一该供应商无论任何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抵押品立即归中国所有，剩余合同也不再有效。这样中国有保障，外国也没有意愿不履行合同。
（3）通过宣布未来的汽油税率及非价格限制条件来降低预期的远期能源需求
政府应当积极干预能源的使用，改变中国长期能源需求的预期。例如，政府可以考虑宣布未来的汽油零售税率以及非价格能源使用限制条件（如汽车燃料效能标准），降低国际上对未来中国原油需求的预期，从而影响国际市场上远期与现货的原油价格。
原油价格基本上是全球一致的，各国成品油价格不一样，主要是因为成品油的税负和补贴不同。现时中国汽油的零售价格是在全世界主要国家中最低的，比美国还要低。政府可考虑宣布提高汽油的税负，至少达到日本或西欧的水平，但3年之后才生效（例如2011年7月1日）。这样一方面可以带给中国市场汽油消费成本将会上升的预期，未来中国汽油消费量自然会受到抑制，而中国原油进口量预期也会显著地降低。这样一来，远期国际原油价格会下降，也会抑制原油现价的上升。另一方面也给消费者和生产者一个缓冲期进行调整，例如更换新车时可选用省油的车种，生产的车种可以偏向省油等等，让他们比较容易承受较高的零售汽油价。
政府也可考虑宣布准备定期实施汽车燃料效能标准，从而降低预期的汽油消耗，这也会降低未来中国原油进口量的预期，对远期国际原油价格会有胜力。效能标准可以随时宣布，因为它只会影响新制造的汽车，但不会提高汽油零售价格，所以也不会令通货膨胀恶化。
提高汽油税和实施汽车燃料效能标准，从而降低长期汽油消费量，对中国环境保护是一大贡献，不但节省能源消耗，并且能够大量减少排放污染环境的物质，促进人民健康，也对减缓地球暖化有帮助。提高汽油税还可以鼓励人民多利用捷运系统，减少交通拥堵与时间的浪费。当然，为了真正达到节能减排，而又不影响居民正常交通需求的目标，政府需要用开征汽油税所等措的资金投入到公共交通的建设和营运方面，尤其是城市捷运系统。
中国能够这样做，表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地球公民，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好榜样，中国的国际形象会显著提升。同时中国这样做，也对美国有很大的压力，必须对减缓地球暖化做出贡献，因为就只剩下美国有全球最低的汽油零售价格了。
（4）通过长期定价限量收购合同，鼓励代替能源的研发和生产
实施具体长期激励政策，通过长期定价限量收购合同，鼓励代替能源（包括可再生能源）的研发和生产，例如煤转油、风能、太阳能等，增加国内预期的远期代替能源供应量，及降低预期的代替能源价格，从而影响国际市场上远期以及现货的原油价格。
例如说，中国现时每日进口原油约800万桶，占世界原油市场约10％。中国可以与各国内外企业订立长期（20年）合同，以60美元一桶的定价，限量收购煤转油，总数初步不超过每日100万桶。有了长期最低保护价，企业就有激励去全力研发和生产，一旦煤转油能量产，国际原油价格就会面临下跌的压力。假如没有长期定价收购的合同，因为煤转油所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太大，回报期太长，风险太高，一般的企业就不会有意愿去大力发展煤转油。
订立这样的长期定价限量的收购合同，中国会不会有损失呢?假如将来国际原油价格高于60美元一桶，中国当然没有损失，还大有收获。就算将来原油价格跌到50美元一桶，看起来中国好像亏了10美元一桶，但是把10美元分摊在每日进口的800万桶上，就等于是每桶进口原油多花了1.25美元（只不过是一桶油价的2.5％），可当成是一种远期原油价格的保险费用。同时更值得考虑的是，到时国际原油价格能跌到50美元一桶，很有可能是因为有60美元一桶的煤转油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竞争的结果。
假使中国真的能大量订立这种长期定价限量的收购合同，一公开宣布的话，马上就会影响世界对代替能源价格与供应量的预期，从而影响远期与现货的国际原油价格，并不需要等到多年之后才有效应。
（5）降低行销分配成本、强化中间环节竞争
零售物价上涨，往往跟行销分配成本有关。行销分配成本的一个主要成分是空间的成本（space costs），例如办公楼与商铺的租金，是资产价格影响商品价格的主要渠道。所以治理通货膨胀，也要对土地与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过度上涨采取必要的措施，包括适当地增加土地供应量，至少要让人民有预期，住房用地的长期供给是没有问题的。一方面，合理增加实际与潜在住房用地供给。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增加土地容积率，盘活已征用土地等方式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这样增加房地产的潜在供应量可以影响房地产的价格，降低行销分配的成本，从而减轻通货膨胀上升的压力。
当然，增加土地供应的过程会使一些农民失去土地，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使这些失地农民今后的生活得到保障。例如深圳市的做法，给失地农民两套住房，一套可以自住，一套可以出租，让失地农民有收入维持生活。
在中国，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价格差越来越大，虽然消费者面对的价格越来越高，但生产者却往往得不到什么好处，这是因为中间流通环节的利润率越来越高。中间环节的利润率越来越高，是因为中间环节的地区集中性（local concentration）和垄断性都很显著地上升了，尤其是在批发市场和运输市场方面。政府应当强化各地区内中间环节的竞争，抑制中间环节的垄断，同时严禁国内不法的地区关卡。
（6）提供人民规避通货膨胀风险的金融工具：发行通货膨胀保值债券、重新引进居民保值存款
政府应当提供人民一个可信可靠的规避通货膨胀风险的金融工具，让大众不必通过购买商品或有形资产来避险，从而使得低通货膨胀能自我实现。目前，中国的商业银行（最高）存款利率是低于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所以中国的实际银行存款利率是负数。如果这个现象长期维持下去，可能会导致中国商业银行的存款大量流出，从而削弱银行的中介作用，并引起商品与资产价格的大幅上涨。
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提高长期固定存款（预定期限为一年以上的存款）的利率，让实质存款利率朝正向发展。但是，并不必同时提高（最低）贷款利率，因为这两种利率之间仍有一个很大的调整空间。这样做会降低中国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差额，从而减少它们的利润。但是，中国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差额已居世界之首。所有主要的中国商业银行已经成功地调整了资本结构，所以也不再需要维持这么高的存贷款利率差额。事实上，高的利率差，也是诱使外国银行意图进入中国市场营运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中国存贷款利率差降低，那么很多外国银行就不会再有意愿进入中国市场。这种利息较高的定期存款，也可以只提供给中国公民或是永久居民，这样可以降低热钱从国外大量涌进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