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实践与文化立场：西方文论引介研究：1993-2007
点此进入淘宝搜索页搜索分類: 图书,文学,文学理论,
作者： 赵淳著
出 版 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5-1字数： 359000版次： 1页数： 329印刷时间： 2008/05/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305054495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关注和研究外国文学界在引介西方文论的话语实践和文化立场中如何将西方文论的知识原料重组和重购为西方文论的知识成品这样一个更为基础的理论生成过程。
选择话语实践与文化立场作为本书的理论基点研究1990年代以来的西方文论和文化批评理论的引介，是枯燥而智性的。
这样的课题要求笔者必须既要对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的历史和现状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把握，同时还要对西方两千多年来之思想史有一个全景式的认识。这对笔者本身的学识基础和理论素养提出了挑战。不过，正因存在挑战，才使得枯燥的纯学术研究变得盎然有趣。当然，此说并非是要将这一课题的研究变成某种智性游戏。这样的游戏在当下学界并不鲜见，但却从不为笔者所推崇。这绝非是出于对理论的惧怕，而是出于某种或许与当下语境不甚合拍的、传统的知识分子责任感。这也正是本课题得以展开的原始驱动力之一。
本书是在笔者的博士论文基础上精改、推进而来。本书最初的构思开始于2004年5月，并于2006年6月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2007年4月成功申报重庆市教委社科项目。
目录
序（王晓路）
前言
第一章 目的、语境和范式
第一节 研究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第二节 考察的时间、空间和立场
第三节 范围、旨趣和范式
第二章 再现西方文论的知识构型
第一节 话语实践与知识构型
第二节 资源型再现
第三节 追问型再现
第四节 整理型再现
第五节 对话型再现
第六节 比较型再现
第七节 论争型再现
第三章 1993—2007：纵向考察
第一节 1998—1997：迷失与质疑
第二节 1998—2001：本土意识的觉醒
第三节 2002—2004：问题意识
第四节 2005—2007：建构与重构
第四章 横向考察：思潮、运动和流派
第一节 横向主题分类方案和原则
第二节 体制、拆解和求证
第三节 叙事学引介研究
第四节 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引介研究
第五节 女性主义引介研究
第六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引介研究
第五章 横向考察：西方学者引介研究
第一节 巴赫金引介研究
第二节 德里达引介研究
第三节 詹姆逊引介研究
第四节 赛义德引介研究
第五节 理论译文考察：和语境的互动
第六章 问题意识考察
第一节 隐喻置换与能指滑动
第二节 质疑：现象学与阐释学渊源，
第三节 学术体制结构：形式合理性
第四节 话语实践与文化立场
结束语
引用文献
附录
后记
书摘插图
第二章再现西方文论的知识构型
第一节话语实践与知识构型
一、视角主义和话语实践
本章旨在于话语实践层面上整理和阐释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以何种知识构型再现于中国学界。
再现的知识构型这一表述，意指中国外国文学理论界在其再现西方文论的文章中所采用的组织知识的形式结构。之所以使用“构型”而不是“结构”，乃因结构一词，在20世纪哲学和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语言学转向之后，已经具有了不同的指涉和联想。在结构主义者那里，形式结构就是内容。雅各布逊（Roman Jakobson）甚至要求用语言学取代诗学：“由于语言学是关于言语结构的普遍科学，因此诗学可被看成是语言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观点显然是极端了一些。故而，某种意义上，“构型”之说，体现了笔者期望从这一词组中剥离结构主义中“结构”的特定指涉的旨趣。同一个词可能带来不同的意义指向，或日同一个能指可能具有多个所指，这个观点，不只是索绪尔之洞见，便是早在康德那里就已经是一个十分明了的问题了：“一个人把某个词的表象联结于某一件事，另一个人则把它联结于另外一件事；而在经验性的东西里的意识的统一性，就被给予的东西而言，不是必然普遍地有效的。”因此，有必要在本章开篇之际，将“构型”从可能的结构主义经验导向中拉回来，并赋予它一种具体而无歧义的涵义，从而使得本课题的研究可获取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平台。如此旨趣，也意味着笔者并不仅仅将中国学界之西方文论引介简单地当成一个语言形式问题。
对形式结构的阐述，并非鲜见。叶维廉在其《中国诗学》中，开篇即论及西方文学批评之一般模式：
在一般的西方批评中，不管它采取哪一个角度，都起码有下列的要求：
1．阅读至认定作者的用意或要旨。
2．抽出例证加以组织然后阐明。
3．延伸及加深所得结论。
这一段话显然旨在概括西方文学批评之普遍性结构，并将其与中国传统诗学之批评两相比照。它涉及到了西方文学批评呈现知识的构型，亦即文学批评中的知识是在何种再现框架之中展现自身的这样一个问题。
知识是一种再现的结果，这一观念，或可追溯至尼采的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那里：
就“知识”一词的含义而言，世界是可知的；但从另一方面说，世界是可阐释的。世界的背后不存在意义，然而又具有无数的意义——这就是“视角主义”原则。
阐释世界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是我们的欲望，即赞成和反对的欲望。每种欲望都是对支配的渴求；而每种欲望都有其视角，想迫使所有其他欲望将它视为一种准则加以接受。
意义是阐释的结果，而阐释又受到一种渴望支配的欲望的驱使。每一种阐释，都是由充满欲望的个体发出的，因而同一件事情便可能因为阐释者的视角之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意义。在此，尼采显然在不同的向度上引申和深化了前面所引述的康德的观点。尼采告诉我们，终极意义是不存在的。对意义的追寻，就是对阐释视角的定位和对阐释欲望的勘定。或者换一个角度说，意义是阐释者欲望的再现。在尼采那里，这种欲望很明显是带着很强的酒神色彩的。
在《知识考古学》里，福柯对“知识，，如是说道：
这个由某种话语实践按其规则构成的并为某门学科的建立所不可缺少的成分整体，尽管它们并不是必然会产生科学，我们可以称之为知识。知识是在详述的话语实践中可以谈论的东西：这是不同的对象构成的范围，它们将获得或不能获得科学的地位；知识，也是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主体可以占一席之地，以便谈论它在自己的话语中所涉及的对象；知识，还是一个陈述的并列和从属的范围，概念在这个范围中产生、消失、被使用和转换；最后，知识是由话语所提供的使用和适应的可能性确定的。有一些知识是独立于科学的，但是，不具有确定的话语实践的知识是不存在的，而每一个话语实践都可以由它所形成的知识来确定。
从以上这一段论述中可以看到，“知识”是话语实践中可供谈论的东西，是主体可在其中置放自己话语中所涉及对象的空间场所，是概念得以产生、
消失、被使用和转换的范围，是在确定的话语实践前提之下展开的活动。总之，“知识”与话语实践密不可分，离开了话语实践，就无从谈论知识。而在福柯那里，话语单位形成的前提是，陈述群参照的是同一话语对象，由于存在着同一的话语对象（物）才可能形成话语单位（词）。譬如说医学话语，其产生的基础就是首先存在着可供谈论的话语对象（医学）。对象本身是在多样性、异质性不断转换的空间中形成的。话语对象不是先于话语而存在的，而是通过在出现、界限和规格审定之间建立起的关系整体而形成的。另一方面，医生这个话语主体的位置是由一系列社会建制确定的，而这些社会建制本身是历史的、处在不断游戏变换中。话语发挥陈述功能还需要话语“场所”。如医生需要医院、化验室、图书馆等。由此，在分析话语对象形成的过程中，编年史所认为的词与物的紧密结合就被消解了。这也正是福柯所说的：“把话语作为系统地形成这些话语所言及的对象的实践来研究。诚然，话语是由符号构成的，但是，话语所做的，不止是使用这些符号以确指事物。”这就是说，话语不仅是使用符号以确指事物，更重要的是创造对象本身。在此，词与物之间的传统联系被福柯拆解了。
知识是话语实践规约之下建构某门学科所必不可少的成分整体。而话语的形成乃是话语对象、话语主体、话语场所三方面交织的结果，其作用主要是制造话语对象。如是观之，中国外国文学理论界对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的引介中，首先存在一个可供谈论的话语对象，这个对象在时间上自柏拉图以来已经承袭数千年、在空间上主要涵盖欧洲和美国；其次，有着孜孜不倦地从事着西学引介工作的中国学者这一话语主体；最后，还有着可供展开话语功能的各种话语场所，如理论期刊和出版物。所有这三个既相关又各不相同的方面，共同构成了西学引介的知识场域。在其中，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被组织、被言说、被建构。所谓建构，意指我们对西学之引介受到接受语境和接受者不同的欲望机制的制约，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我们是在一个极不相同的语境之中平面移植西方文论，因此再现于中国学界的西学理论乃是被剥离了其原有生成语境的浮游。这就意味着，出于我们独特的经验惯性、心理预期、文化语境，在我们的知识话语实践中的西学理论，已经不再是原生状态的理论，而是被重新建构的理论。在巴赫金（Mikhail M．Bakhtin）看来，“新的描述方法使我们看到可见现实的新的方面，而可见事物的新的方面如不借助于把它们固定下来的新的方法，就不能看清和真正进入我们的视野”，“新的不是所看到的东西，而是看的形式本身”。而在尼采那里，知识是阐释者在欲望支撑下所采取的不同视角的产物，因此便没有什么凝固不变的绝对知识，有的只是欲望的选择。
二、时空压缩和无根漂移
1990年代中期，曹顺庆提出了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的“失语症”。这就是说，在我们称之为文学的疆界之内，对中国学者而言，似乎已然先验地存在着某种系统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之中，文学被人为地划分为不同的条块，各个条块之间，既有重叠也有冲突，但总体而言，乃是在西方文化传统这个大框架下展开的。由此，中国学者——至少是研究西方文学的中国学者——要认识的似乎不是文学本身，而是由这个西方理论所规划的结构再现和虚构出来的文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这里的“文学本身”一说，似乎有回到文学之本体之嫌。关于何为文学，国内外学者论述极多，此处不赘。但无论是何种阐释与表述，其中总是摆脱不了西方文论的结构性影响。换言之，如果没有西方理论框架的结构性启发，中国外国文学理论界似乎就很难独立地在文学理论领域思考。我们只能在西方划出的框架之内说话：这正是“失语症”提出的背景。然则，仅仅一个“失语症”尚不足以阐明中国外国文学理论界之尴尬——中国学者的位置其实更糟：在其洋洋洒洒的论文之中，很多时候仅仅满足于对西方理论的跟风读解，而他们本身作为有认识能力的主体却很少在场。换言之，在话语对象、话语主体、话语场所这三者之间，话语主体被淹没在其他两者之下。
对“失语症”一说，学界恍然大悟者有之，不以为然者亦有之。然无论学界如何应对，一个先验的观念已然包含于其理论立场之中：西方文论所制定的结构，就是文学的结构；文学就应该在西方结构中来讨论和研究。在外国文学理论界，这犹如中国传统的对联，你出上联，我应下联。你出“东方主义”，我应“西方主义”；你有“逻各斯”，我有“道”，我的“道”之所以有不可否认的学理性，那首先是因为你的“逻各斯”已经冥然之中不言自明。对此我们似乎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中国学者缺乏原创性和独立自创之中国文化主体意识，这其实是一个结构性的认识论问题。
曹顺庆所谓之“失语症”，表征了中国学界欲挣脱这个西方文学理论框架而不能时之焦虑与尴尬。王宁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文学理论的国际化》和《全球化理论与文学研究》两篇文章中，对“失语症”提出过不同的看法。王宁认为，“这种主动地接近世界所付出的暂时的‘失语’之代价也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失语’并不意味着‘失声’，而是一种通向更深层次理解和对话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王宁使用了“失声”一词以对抗“失语”。曹顺庆的“失语”显然指的是中国学界失去了自己的话语系统而不得不采用西方理论结构；王宁的。失声”似乎强调的是中国学界能否在国际上说话这样一个事实。
换言之，王宁的重心在于借西方话语介绍和宣传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辉煌遗产——就此而言，王宁和曹顺庆的观点没有实质冲突，因为曹顺庆之“失语”针对的是“现当代文论”，并无否定我国辉煌的传统文化和文学遗产之意。’而在王宁看来，“失语”虽然在当下语境中不可避免，但这并不等于个别的中国学者不能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在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交流的时候，即使我们有的时候用的是全球普遍使用的语言——英语，但是话题的内容和观点却是中国的，也就是本土的，那么这就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化会被西方文化殖民。……
三、学理依据和哲学背景
王晓路在《事实•学理•洞察力——对外国文学传记式研究模式的质疑》一文中，对国内外国文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传记式研究模式”提出了尖锐的批判。王晓路所谓之“传记式研究模式”，系指那种对西方现存材料进行中文转述和阐释的模式。王晓路认为，这种模式虽然能够为读者提供一种“事实性知识”，然而“事实”本身却不能决定理论的意义，因此这种模式不利于为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提供一种中国视角。在该文中，王晓路将国内对西方文学作家和作品的接受者划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从事该西方作家或作品研究的专业人士；一是对该作家或作品不甚了解的初入门者。对前者而言，传记式研究模式的那种对西方现成资料进行简单地“翻译—解释—归纳”的程式不但毫无必要，而且显得多余和浅薄，因为“有研究能力的学人会直接查阅、研读第一手原文材料，即作家本身的著述，以及第二手原文材料，即学界对该作家的研究成果，其结果往往比中文转述的材料要准确、全面、精要得多”。学界对西方文学的研究，其针对的潜在的读者对象显然并非初学者，而是学界内的研究同行。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西方文学研究不是简单地撰写普及性读物，而应是在汇通学理的基础上，从中国视角出发的一种深度阐发。
王晓路此文乃是针对中国学界对西方文学文本阐释的模式。文章认为，这种研究模式会“导致原创性的麻木和缺失”，从而无法建构起中国学界关于某一特定西方作家和作品的理论想象和学术话语。然而我们看到，对西方文学文本的阐释，是一个具体应用文学理论的问题。阐释的原创性，某种程度上需要理论的原创性。但也必须看到，在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中，在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力图与西方接轨的情势下，要求中国学界创造出某种全然不同于西方理论的学术话语，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苛刻。如此，中国学界之理论想象和创新便必然会是在引进和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文化语境的一种重新整合和重新语境化。这也正是近年来许多学者（包括此处的王晓路）所倡导的西方理论的本土化、现实化和中国化。然而，不管出于何种良好的愿望，倡导本身并不能真正解决理论的本土化、现实化和中国化问题。杨增宪对那种善于倡导、乐于倡导、精于倡导的“宏论情结”提出过猛烈的批判。杨增宪显然是洞悉了学界在自身理论建构中所面临的尴尬，并试图为此寻找原因，以期改观局面。但是，在笔者看来，杨增宪的批判，仅仅针对了“宏论情结”的功利主义这一人所共知的表象，而对其学理上的深层原因似乎还缺乏追根溯源的有力论证和考察。中国文论之现代转换，毫无疑问是必须借助于西学理论的。此处所谓“现代”云云，很大意义上即是指称的西方理论的背景和框架。这就必然有一个对西学理论的译介、阐释、移植和改写的再现过程。这个过程对我们的西学引介有着极大的制约和影响。它决定了学界以何种理论视角、何种文化立场、何种方法策略、何种经验契合来理解和把握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
在大卫•哈维的论述中，当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造成了连续性的断裂和易变性与短暂性的盛行：“易变性（volatility）和短暂性（e—phemerality）使得持有任何一种关于连续性的坚实感觉都十分困难。过去的经验被压缩进了某种压倒性的现在之中。”②如此而来的后果，便是对加快产出时间的追求和对传统价值的勾销。此说或可从一个侧面解释当今功利主义得以流行的渊源。但若纯粹地以功利主义应对学界之“宏论情结”，似乎有些过分简单化。在这顶大帽子之下，也许会掩盖许多细微的和差异的特质。譬如，学界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是否也与我们的学术评估体制相关呢？设若此，那么将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在这种学术体制之下的学界人士，似乎就有点本末倒置、不得要领了。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建议不妨抛开颇为错综复杂的功利主义和其他已有的或可能有的种种主义的指控，从最基本的建构处思考之。首先，我们引介西学的目的并非是要取消中国传统文化之存在，并非是要充当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代言人或传声筒，并将其命运系于西方，这一认识应为所有致力于中国文化的复兴和建构的同仁所共有；其次，无论是此前倡导的中国文学和文化理论的现代转换也罢，抑或是近年来学界试图在全球化与本土化氛围中为中国文化定位的努力，在其审视的视野中和考虑的全盘局面上，不可或缺的一点就是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的引介；第三，既然西方理论乃是我们文化建构中不可或缺的一极——另一极自然是中国文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化传统和立场，那么西学理论以何种样态呈现在中国学界面前便具有了举足轻重的意义。此处所谓样态即为本章试图阐述的再现西方文论的知识构型，这些构型表征了学界对西方文论和文化研究理论的审视角度、认识深度和观照态度。如果对以上三点作逆向思考，也可以反过来说再现构型制约和影响着中国学界对西方理论的认识和态度。虽然笔者并不接受结构主义者的那种认为形式能够绝对地决定内容的观念，但不可否认的是，再现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对内容的再现有着某种规定性的制约。鉴于理论知识的虚构性，理论的再现过程在特定条件下往往会具有相对于理论内容的优先性。众所周知，在语言学转向之后的今天，西方哲学的重心已经逐渐从追问意义本身移向了意义的生成机制，强调首先要在语言层面上检验命题的真伪。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论语言本身和人的语言》中这样阐述道：“语言传达符合它的思想存在。这个思想存在基本上是在语言之中（in 1anguage）而非通过语言（through language）传达自身。”这里，他表达了意义与语言一体化的观点。而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那里，语言更成为了存在的家园。此前的解构主义者们通过反复演示语言的苍白和文本的自我摧毁能力是如何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从而对人的认知做出了独具一格的哲学概括：真实是不可能得到的，因为人们言说真实的策略和手段本身就不可靠。所以后来的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tty）在其《偶然、反讽与团结》一书中，第一章开篇第一句话就是：“真理是被制造出来的，而不是被发现到的。”这一后果乃是曾经被认为能统辖世界本质并从中识别自身的理性的萎缩所赐。而理性的萎缩，是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后，形而上学先验同一性被消解——德里达对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颠覆在这方面居功至伟——的必然后果。由此，哈贝马斯在《后形而上学思想》中说道：“在世界上，自觉的或由主体建立起来的，以及在精神教化过程中生发出来的事物秩序再也不是合理的，只有我们按照正确方法接触现实时对问题的解决才是合理的。”由于理性萎缩而引发了对形式合理性的诉求，因此，内容合理性变成了结果有效性。而这种有效性又取决于人们解决问题所遵守的操作程序的合理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