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学论集
点此进入淘宝搜索页搜索分類: 图书,文学,文学理论,
作者： 刘文荣 著
出 版 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8-1字数： 147000版次： 1页数： 178印刷时间： 2008/08/01开本： 32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32132867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对英国文学的研究，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对英国文学重新加以审视，不仅是一种“外国文学兴趣”，同时也是一种有益于认知“自我”和“他者”的美学乐趣。本书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这部论集至少有两个特点：一是论题范围比较广，从16世纪的“前小说”到20世纪的“超小说”，其间各个时期的作家作品几乎都有所涉及；二是论述视角比较新，无论是论小说、论散文，还是论戏剧，都集中于论述作家的“创作风格”，也就是真正从文学的角度来把握和理解文学。因而，本书对文学研究者、文学爱好者，以及在校的文科研究生和本科生，均有不同程度的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刘文荣，男，1952年生，1988年获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文学硕士学位，1989年赴匈牙利罗兰大学进修比较文学，现任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授，曾发表论著《托尔斯泰与中国》、“中外文化概论》、《19世纪英国小说史》、《西方文化之旅》、《人类文明遗产》和译作《小说鉴赏》、《毛姆读书随笔》、《文学中的色情动机》、《伍尔夫读书随笔》、《人类动物园》和《裸猿》等。
目录
序言
1．《尤弗伊斯》与英国的“前小说”
2．论《弗兰肯斯坦》的三重主题
3．司各特历史小说的基本模式
4．布尔沃小说创作的贡献与缺陷
5．论狄更斯的小说创作
6．查尔斯里德与“问题小说”
7．论萨克雷的小说艺术
8．论“小说匠”特罗洛普
9．梅瑞狄斯的“喜剧精神”与小说风格
10．乔治爱略特：小说与道德
11．论《众生之路》的反达尔文思想
12．托马斯哈代的小说风格与技巧
13．乔治吉辛的非维多利亚意识与现代性
14．康拉德的小说革新与“印象主义”
15．斯蒂文森与“新浪漫主义”
16．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散文创作
17．《等待戈多》的理性解读
18．后现代派、“超小说”与《法国中尉的女人》
书摘插图
1.《尤弗伊斯》与英国的“前小说”
关于英国小说（novel）的起源，历来有两种观点：大多数批评家认为小说最初产生于18世纪，笛福、理查生和菲尔丁等人是其开山鼻祖，但也有不少批评家认为小说早在16世纪就已产生，所以“把18世纪的小说确认为新的文学样式是错误的，因为小说有其古老的家谱”。那么，小说究竟产生在18世纪呢，还是16世纪？这里的关键是两派批评家对16世纪的一批散文叙事作品作了不同的归类：“18世纪派”把这类作品全都归为传奇（romance），“16世纪派”则把这类作品中的相当一部分直接归入了小说（novel）。换句话说，在“18世纪派”看来，这类作品还算不上小说，而在“16世纪派”看来，它们就是最初的小说。分歧由此而来。
那么，这类作品究竟是不是小说呢？应该说，既算又不算，所以称它们为“前小说”（pro-novel）可能较为恰当。也就是说，它们既有别于传奇，又不是真正的小说，而是小说的前身。
“前小说”包括约翰•黎里（John Lyly，1554？—1606）、托马斯•纳什尔（Thomas Nashe，1567—1601）、托马斯•德罗尼（Thomas Deloney，15437一16007）和17世纪约翰•班扬（John Bunyan，1628—1688）的某些作品。其中，黎里的《尤弗伊斯：才智之剖析》（Euphues：the Anatomy of Wit，1579）及其续篇《尤弗伊斯和他的英国》（Euphues and His England，1580），我认为是英国最早的“前小说”。
不过，当时刚出现的“前小说”和古已有之的传奇不仅同时存在，两者之间的区别也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当时的传奇创作，然后再来分析黎里的两部《尤弗伊斯》，由此便能看出“前小说”和传奇之间的区别。
在16世纪的英国传奇作品中，最为典型的是罗伯特•格林（Robert Greene，1558—1592）的《潘多斯托》（Pandosto，1588）和菲利普•锡德尼（Philip Sydney，1554—1586）的《阿卡狄亚》（Arcadia，1590）。因此，只要对这两部作品加以考察，即可看出传奇的一般倾向或者基本特征。
《潘多斯托》的故事是这样的：波希米亚国王潘多斯托和他的儿子道拉斯托斯同时爱上了一个叫弗尼娅的牧羊女；为此，潘多斯托还对他的儿子满怀妒忌；殊不知，弗尼娅其实是潘多斯托早年丢失的亲生女儿，只是她从小由一个牧羊人抚养长大，潘多斯托和他儿子（实为弗尼娅的哥哥）均不知真相；后来，真相大白，他们全都羞愧得无地自容。
显然，《潘多斯托》讲述了一个纯属虚构的离奇故事。这部传奇虽然是莎士比亚后来创作传奇剧《冬天的故事》的主要来源，但就如有的论者所说，“《潘多斯托》可以说比《冬天的故事》更具传奇色彩”。尽管格林没有按一般传奇故事的喜剧常规而设计了一个令人尴尬的悲剧性结局，但这部作品总的说来仍体现了传奇的一般倾向，即：充满异国色彩和神秘气氛。此外，这部作品的语言风格是中世纪式的，凝重、冗长而且带有训诚意味，如一开始有这么一段议论：“在使人的头脑感到困惑的所有情感中，没有哪一种情感像令人痛苦的传染病似的妒忌那样更令人感到无比厌恶了，因为其他的痛苦都能通过理智的规劝而解除，或者通过有益的忠告而治愈，或者通过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消退，惟独妒忌恰恰例外……”像这样的文风，也是16世纪英国传奇的基本特征之一。
再来看看《阿卡狄亚》。这是当时最有名的“田园传奇”，其中讲述的是两个王子（即皮洛克利斯和缪西多勒斯）的冒险经历，以及他们和阿卡狄亚国王巴西利斯的两个女儿（即菲洛克利娅和帕梅拉）之间的浪漫爱情。故事紧张离奇，人物关系错综复杂，其中既有偶然的巧合，又有神谕的显灵；既有男扮女装，又有阴差阳错：既有悲剧，又有喜剧。但不管怎样，读者一眼就能看出，作品所描述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现实生活的、世外桃源般的生活；或者说，作品所反映的是作者的主观想象。此外，就如有的评论家指出的，“锡德尼在《阿卡狄亚》中遵循两种基本的文体规则：即为了艺术效果使同样的词语在句中形成对语或富有节奏感的叠言，其次是经常将生命和感情赋予那些没有生命的物体”。也就是说，《阿卡狄亚》在某种程度上还保留了诗歌的语言特点。这不足为奇，因为16世纪的散文传奇最初就是由中世纪的骑士叙事诗演变而来的。
以上考察尽管粗略，但从中已不难发现传奇的基本特征：一、故事离奇，而且往往取材于异域或者古代；二、叙事主观，而且往往夹杂着作者的个人情趣；三、语言古雅，而且往往显露出诗歌的痕迹。
约翰•黎里是“大学才子派”剧作家之一，但他的散文叙事作品《尤弗伊斯：才智之剖析》及其续篇《尤弗伊斯和他的英国》也许比他的剧作更有影响。原因有二：一是这部作品尽管仍带有传奇哎，尤弗伊斯，你现在是多么的不幸!多么的痛苦!……
你为何要为一个既不忠贞又无感情的人折磨自己呢？哎，女人的爱是多么虚假!两性关系是多么不可靠!我失去了菲罗特斯，失去了露西拉。我失去了一种难以再得到的东西——忠诚的朋友。哎，尤弗伊斯，你真傻!
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哈姆雷特的内心独自，而黎里是莎士比亚的同时代剧作家，所以有人或许会觉得这不足为奇。但是，较之于当时的传奇，黎里的这一做法却堪称一大创新，因为他把戏剧手法引入散文叙事作品，使其在某种程度上“戏剧化”了。这无疑具有深远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后来的小说家，尤其是狄更斯之后的英国小说家，大多在小说中追求“戏剧化”效果。再说，这里又预示着小说和传奇之间的另一种重要区别，那就是小说往往注重人物塑造，而传奇每每只是讲述一个有趣的故事。换句话说，黎里在这里最初显示出了他对人物心理的关注，而他关注人物心理的目的，也和后来的许多小说家一样，即在于表现人物和环境之间的冲突。有学者认为：“《尤弗伊斯》主要是写对现实的叛逆，而正是强烈的叛逆意识，使尤弗伊斯、菲罗特斯和露西拉产生了无休止的内心独白和近于疯狂的自我质问和自我辩护。”确实，就这一点而言，两部《尤弗伊斯》和18、19世纪的英国小说已相当接近。
不过，话还得说回来，这两部作品毕竟是最初出现的“前小说”，因而在某些方面仍不可避免地留有传奇的痕迹。最明显的就是它们仍使用雕琢华丽的诗歌语言，即所谓的“尤弗伊斯文体”。这种文体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大量使用英国诗歌特有的头韵；二是大量使用比喻。举例来说，作品中常有这样的句子：Napies a place 0f more pleasure than profit，and yet 0f more prof。it than piety。这里，作者有意选择place，pleasure，profit和piety这几个词，显然是为了押头韵，意在使句子读起来有一种类似于诗歌的节奏感。不仅如此，黎里在这两部作品还时而玩弄更为复杂的所谓“对位头韵”，如Although l have shrined thee in my heart for a trusted fIJend，I Will shun t.hee hereafter as a trothless：foe，其中shrined（崇敬）和shun（逃避），healt（由衷）和hereafter（就此），trusted（忠诚的）和trothless（不义的），f14end（朋友）和foe（敌人）既押头韵，意思又正好相反——这就是“对位头韵”，一种16世纪英国文人乐此不疲的文字游戏。至于比喻，那就更加举不胜举了。譬如，菲罗特斯在写给尤弗伊斯的信里说：“难道你不知道一个好朋友应该像一只在黑暗中发光的萤火虫？或者像在火中能散发最诱人香味的乳香？或者至少像一朵在蒸气浴室中比在枝条上更香的大马士革蔷薇？”仅仅为了说明好朋友应该忠心耿耿，这里竟用了一连串华丽的比喻——“在黑暗中发光的萤火虫”、“在火中能散发最诱人香味的乳香”、“在蒸气浴室中比在枝条上更香的大马士革蔷薇”——简直令人眼花缭乱。
尽管“尤弗伊斯文体”在当时有众多模仿者，甚至成了那个时代的一种文学时尚，有不少作家，如格林和洛奇，甚至莎士比亚，都竞相仿效，但这种文体对于散文叙事作品来说却是有害的，因为它过于浮华，有碍叙事的真实性和描述的准确性。换句话说，黎里虽是第一个“前小说”家，他的两部《尤弗伊斯》虽就故事内容和结构方式而言是最早的“前小说”，但他在这两部作品中所使用的依然是传奇作家的语言。所以，继他之后的“前小说”家必须抛弃“尤弗伊斯文体”，才能真正为小说的诞生铺平道路。
继《尤弗伊斯》之后，纳什尔和德罗尼的有些作品可以说是更趋成熟的“前小说”，因为这些作品不仅取材于现实生活，而且还开创性地采用了一种平实朴素的叙事文体。
纳什尔的《不幸的旅行者，或杰克•威尔顿传》（The Unfortu.hate Traveler，or the Life of Jack Wilton，1594）以亨利八世的侍从杰克‘威尔顿的经历为主线，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威尔顿本是个浑浑噩噩的人，但他后来随萨里伯爵在英国、荷兰、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地作了一次“不幸的旅行”，由此而感悟了人生。在旅行途中，威尔顿遇到了当时的一些大学者，如英国的托马斯•莫尔、荷兰的埃拉斯谟和意大利的阿雷蒂诺，同时看到了德国皇帝和浸礼教徒之间的战争。在威尼斯，他曾冒充萨里伯爵和一个意大利名妓私奔，结果不了了之；在佛罗伦萨，他曾亲眼目睹了萨里伯爵和情敌的决斗：而到了罗马，他发现那里鼠疫横行，强盗猖獗……故事结尾，威尔顿既有了丰富的人生经验，还和自己钟情的女人喜结良缘。
较之于《尤弗伊斯》，《不幸的旅行者》更为充分地显示了“前小说”的特征。首先，这部作品比《尤弗伊斯》更具写实倾向，除了巧妙地把历史事实和虚构的内容交织一体，还有意识地反映了当时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的社会生活。其次，在叙事方面，纳什尔大胆采用第一人称叙述，由威尔顿本人来描述自己的“旅行”过程，从而增加了作品的可信度，使读者仿佛觉得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纳什尔自觉地在尝试一种新的东西”，即：他在这部作品中首创了一种和“尤弗伊斯文体”迥然不同的散文文体。这种平铺直叙、同时又略带讽意的文体，基本上已摆脱诗歌的影响，可以说是近代小说文体的雏形。
不过，尽管有人认为“托马斯•纳什尔因写了一个具有足够篇幅和情节的故事而通常被称为英国第一部小说的作者”，但严格说来，《不幸的旅行者》还算不上是真正的小说，而只能说是一部比《尤弗伊斯》更为成熟的“前小说”。因为较之于18世纪的小、说，这部作品毕竟只是讲述了一个历险故事，而没有用较多的笔墨来塑造人物形象。真正的小说（novel）应以塑造人物为主，而若单R纯讲述故事，尤其是讲述不寻常的故事，那从根本上说仍应视为传奇（romance）。换句话说，《不幸的旅行者》尽管有个类似于后世英国小说的副标题——“杰克•威尔顿传”，但还不能和菲尔丁的《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相提并论。
继纳什尔的《不幸的旅行者》之后，托马斯•德罗尼在短短四年间写出的三部作品，即《纽伯雷的杰克，赫赫有名的英国布商》（Jack of Newbury，the Famous and Worthy Clothier of England，1597）、《高雅的手艺》（The Gentle craft，1597—1598）和《里丁的托马斯》（Thomas of Reading，1600），也许都可以称作“前小说”，尤其是《纽伯雷的杰克》，可以说是一部和英国近代小说最接近的“前小说”。
《纽伯雷的杰克》，就如其副标题“赫赫有名的英国布商”所示，取材于真人真事，但不是传记，因为其中有相当多的虚构成分。作品讲述主人公杰克具有传奇色彩的发迹史：他本是一个织坊学徒，靠着他的聪明和勤奋，深受师傅（即织坊主）的信任，而当师傅去世后，他毅然和不愿守寡的师母结婚，从而成了织坊主；其后，他又凭着精明的头脑和出色的经营手段奇迹般地使一个小小的织坊变成了英国最大的纺织工厂，而其名声之大，就连当时的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也曾屈尊前来拜访他。
显然，在16世纪末，德罗尼的这部作品是极其新颖的，因为他破天荒把代表市民阶层的商人引入文学并作为主要描写对象——这在过去和当时的传奇文学中都是不曾有的，而在后来的英国小说中呢，又是屡见不鲜的。就此而言，诚如有的批评家所说，“托马斯•德罗尼为英国纪实性的市民小说开了先河”。
此外，《纽伯雷的杰克》还是一部以写人物为主的作品，这在当时也是绝无仅有的。德罗尼在这部作品中不仅描述了英国工商业萌芽期的真实状况，还塑造了一个靠个人奋斗和个人才智发迹的早期商人形象——杰克。因此，这部作品在选材和人物方面甚至比纳什尔的《不幸的旅行者》更具写实倾向。不仅如此，德罗尼在这部作品中似乎还显示出了他的历史前瞻性；也就是说，他通过杰克这个人物预示了英国社会的未来，即：市民阶层将成为英国社会的主宰。
最后，《纽伯雷的杰克》在叙事形式方面也有重大创新，那就是首次使用“章”和“节”来画分作品内容。全书共分十一章，每章长则十几页，短则两三页，而且每章一开始都有提示该章内容的主题句。这种形式在当时的传奇和其他“前小说”中都不曾出现过，而在后来的小说中又是一种很常见的形式。所以，就叙事形式而言，《纽伯雷的杰克》和后来的小说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那么，为什么还要说这部作品是“前小说”呢？这里涉及到一个很微妙的问题，或者说，涉及到小说和传奇之间的一种情绪上的区别。我们知道，（至少在英国）无论是18世纪和19世纪的小说，还是20世纪的小说，它们反映现实往往旨在于揭露现实，甚至批判现实，因而总带有某种“否定情绪”。传奇则相反，无论是纯粹虚构的传奇，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接触到现实的传奇，均以赞美、颂扬为主，因而总表现出某种“肯定情绪”。《纽伯雷的杰克》尽管在许多方面已经和后来的小说无异，但其基本情绪（或者说基调）显然是“肯定的”，即赞美和颂扬；所以，与其说它是小说，不如说它是一部“市民传奇”或者“商界传奇”更为合适。而“市民传奇”或者“商界传奇”，作为一种“变体传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前小说”。
不过，尽管16世纪就已经有了“前小说”，但真正的小说并没有出现在17世纪。如果说，就像动物进化一样，小说主要由16世纪的传奇“变异”而来，那么在它正式形成之前，也就是在17世纪，它还要经历一次“杂交”。“杂交”的契机是17世纪的清教运动，因为就是在清教运动过程中，16世纪的“前小说”和比它更为古老的宗教寓言故事混合在一起，并由此而产生了一种宗教理想主义的“前小说”。
在这类新型的“前小说”中，最出类拔萃的就是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1678—1684）。这部作品以第一人称方式描述主人公“基督徒”去天国寻求救赎的经历：起初，一个名叫“易变”的朋友愿意和他同行，但陷入困境后，“易变”中途变卦，而“基督徒”则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后来，他在“世智”和“传道”等人的帮助下，在一位名叫“尽忠”的朋友的陪伴下，克服千难万险，经受种种磨难，路经“名利场”、“羞辱谷”、“困难山”和“死亡河”，终于到达“天国城”，并成为一名超凡脱俗的圣人。
显然，《天路历程》已完全不同于传奇，但更为重要的是，这部作品还不同于16世纪的“前小说”。因为16世纪的“前小说”都具有世俗倾向，也就是说，对现实都抱有“肯定情绪”，而《天路历程》明显具有宗教含义，也就是要“寻求救赎”，因而对现实是抱“否定情绪”的。换句话说，“前小说”由于在17世纪和宗教寓言的“杂交”而彻底摆脱了传奇，因为它的基调已从“肯定”变成了“否定”。但是，尽管《天路历程》和后来的绝大部分小说一样具有“否定”现实的基调，却仍然不能说是一部真正的小说，而只能说是一部对后世小说具有重大影响的“前小说”。道理很简单：它是直接用来宣教的，而后世的小说虽然也有可能具有明显的宗教倾向，但却不能直接以宣教为目的；否则，就不会被认为是“小说”。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英国小说的出现不是18世纪的一个突发事件，而是一个缓慢的进化过程。在这过程中，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固然有其影响，但进化主体，或者说某种文本模式，却是其关键因素。因为“唯有凭借这样的文本模式，小说才能最终从以往的叙事形式中有机地演化出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