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凋零：晚清的最后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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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金满楼著
出 版 社： 江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7-1字数：版次： 1页数： 307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39249582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历史很多时候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一个民族如果学不会适当的妥协和有风度的对抗，那她只有在专制中沉沦……
内容简介
晚清的最后十年，到底是王朝衰世的末日，还是被打断的大国崛起？这个似乎不能算问题的问题，实际上却是很成问题的问题。庚子年后的这十年，也就是清朝覆灭前的最后十年，这段历史让人眼花缭乱，说它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缩影，实不为过。在这段短短的十年间，各派人物、各种观点，你方唱罢我登场，今天你搞维新，明天他要守制；今天你说立宪，明天他要革命，这热热闹闹的一台大戏刚刚开场，还没有等到各方人物进入角色，便突然嘎然而止。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辛亥革命的爆发并不是因为清廷专制腐败到了极点，而恰恰是因为其推行了新政和立宪的改良措施。这看起来是个悖论却是近乎残酷的历史现实，便是晚清的最后十年，一个在改良、创新与革命中挣扎的混乱年代。
作者简介
金满楼，原名金松，70年代生人，生长在江西，成就于上海，曾获历史学学士、法学硕士（国际关系方向）、《历史新刊》等杂志特约撰稿人。知名历史写手。持平民史观，不做样文章，主张温情、活泛与人性充沛的历史写作。2007年后陆续推出个人作品，目前已出版《历史的转变处：晚清国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署名西门送客）、《向康熙学习：历史不曾心软》（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等。作者的私人博客，《与历史散步，和生活握手：金满楼的自留地》：http://ximensongkeblog.hexun.com/。
目录
序
上卷：新政
第一章 变法失败，拳民暴起
一、哗啦啦去上书，轰隆隆搞变法
二、维新变法，说垮就垮
三、你有你的格林炮，我有我的红灯照
四、慈禧仓皇西逃，帝国威风扫地
第二章 迟到的清末新政
一、国难当头家难当，老太后也来搞新政
二、废科举波澜不惊，新教育放之海内
三、机构大调整，晚清走向近代化
四、财政问题难解决，兴办实业是根本
五、清末新政是本难念的经
第三章 强国先强军，袁世凯横空出世
一、不堪一击，旧军队寿终正寝
二、二次转型，新陆军呼之欲出
三、乱世奸雄，袁老四如鱼得水
四、练军有方，世凯兄是有两手
五、大展拳脚，北洋军初露峥嵘
中卷：立宪
第四章 五大臣出洋取经
一、未出国门先挨炸，考察宪政很尴尬
二、考察团漂洋出海，各国见闻不一般
三、考察归来写总结，再上奏折求立宪
第五章 明争暗斗，预备立宪遥遥有期
一、廷前相争，互不相让
二、责任内阁背后的较量
三、丁末政潮：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四、《钦定宪法大纲》与预备立宪路线图
第六章 立宪还是革命，这是个问题
一、立宪派与立宪缓行派的争论
二、革命思潮风云激荡
三、孙中山和早期革命派活动
下卷：革命
第七章 慈禧太后归去，摄政王载沣上台
一、迷雾重重的光绪和慈禧太后之死
二、小宣统三岁登基，载沣当上摄政王
三、摄政王上任三把火，妙招还是昏招
第八章 宪政迷局与绝望的革命
一、谘议局与资政院
二、革命党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三、暗杀风潮，一种绝望的革命
四、宪政的末路：国会大请愿与皇族内阁
第九章 漫天烽火，革命！革命！
一、保路运动不太平
二、武昌楼上风云起
三、袁世凯再度出山
四、分崩离析半边天
尾声：迟到的《十九信条》与清帝退位
参考书目
附录一、1900年后的晚清大事记
附录二、晚清政局主要出场人物简介
后记
书摘插图
上卷：新政
第一章变法失败，拳民暴起
也许是因为战争的缘故，1895年的春天来得特别的早。在这个令人迷醉的季节里，各省的举人们云集京师，参加对自己前途命运有重大决定意义的全国性会试。考试结束后，在临发榜的紧张气氛里，似乎又弥漫着另外一种不安和躁动。
当年4月中旬的一天清晨，都察院外聚集了一群读书人，他们手里拿着状子，正凑在一起窃窃私语。不一会，路的另一头又来了一拨同样是文质彬彬的书生．这群人似乎彼此相识，见面后他们相互作揖问候，领头的两个人则上前低声商议了几句，随后便向自己的队伍一招手，带着这群读书人往都察院的大门走去。
原来，这两拨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些前来参加会试的各省举子们。他们手里拿的，也不是什么喊冤的状子，而是给当今皇上的“万言书”，也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公车上书”。由此，中国历史上这场近代意义的“学潮”，继12世纪宋朝太学生发动的知识青年救亡运动（当时金军包围了宋朝首都开封）后，在甲午战败与中日谈判的非常时期，爆发了。
这场政治狂飙的发起人，是当时人称“康圣人”的康有为和他的得意弟子梁启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师徒两人得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即将签订后，他们心急如焚，决心发动各省举人向朝廷联名上书．并提出“拒和、迁都、再战”三点要求。在师傅的指挥下，梁启超先是联合了广东举人麦孟华、张寿波等一百多人准备上陈，而湖南等省的举人们听说后也不甘落后，积极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再说那些都察院的大人们收到举子们的上书后，都感到十分的惊诧莫名。在大人们的眼里，这些文弱书生不好好地读圣贤书。何以要妄谈国事？何况当时形势所迫，条约将签，有什么理由让他们去冒险代为转奏呢？万一事情没弄好，老佛爷一发飚，岂不是误了卿家性命？于是，大人们从一开始便拒绝了举子们的上书（当时举人不能向朝廷直接上书，按规定得由都察院转送）。
可事态似乎没有按照都察院大人们的思路去发展。这头两拨人的上书没有被接受，但随后群起响应的大有人在。于是乎，都察院拒绝了广东的，他福建的又来了；你拒绝了湖南的，他江西的又来了；后面还有四川的、贵州的、江苏的、湖北的、陕西的、甘肃的、广西的、直隶的、山东的、山西的、河南的、云南的，这些举人们一个个壮着胆子，都拿着状子奔都察院来了。
乖乖，这下好了，平时一贯门庭冷落的都察院衙门，一下子便变得热闹非凡。这几天里，都察院的门口总是车水马龙，挤满了各省前来上书的举人。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台湾省籍举人罗秀惠。在得知台湾即将割让给日本的消息后，他在都察院门口外捶胸顿足，号啕大哭一整天。罗举人长跪在地，为家乡父老向朝廷请命，当时路过的人看见后，没有不感伤掉眼泪的。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沧溟一哭休；四万万人齐落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如今国家大难，丧权割地，谭嗣同的这首诗更是让国人痛彻心肺。可是，那些举子们的慷慨悲歌，又能有怎样的结果呢？
一、哗啦啦去上书，轰隆隆搞变法
“公车上书”是1895年的大事件．但对那些举人们来说，风光不过一时，生存才是永久。等到会试的成绩一公布，大部分的举人都是榜上无名，眼看抗议无效，气愤无用，最多也只能对着空荡荡的大街骂两声娘。落榜的举人们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收拾铺盖，打道回府，或者来年再考。或者另寻出路。而那些考上的，自然是喜笑颜开，“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恐怕早把这国仇家恨抛了到九霄云外！
唯独有一个人没有忘，这便是中了迸士的康有为。康有为的科考路走得也颇为坎坷，他小时候虽有“神童”之誉，但秀才就考了三次，举人更是考了七次之多，直到最近才时来运转，考上举人后便顺利地中了进士。不过，对于当时已是38岁的康有为来说，功名只不过是对自己能力的一个证明罢了。毕竟，以当时康有为的名声，远比那刚刚获得的进士头衔来得更加响亮。
考中进士后。康有为被朝廷授予工部主事之职。正式进入了国家中央公务员的队伍。不过，康有为一向自诩为“圣人”，从来就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这一个小小的工部主事，是满足不了“康圣人”的雄心壮志的。有人也许要问，康有为自称“圣人”，那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康有为，字广厦，号长素，出身于官宦世家，前几代祖先做过布政使和按察使等省级干部，他从小受到的本是儒家文化的熏陶，后来从游佛道，遍读典籍，有博古通今之称。康有为一次偶然游历香港，被“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所折服，方知这些洋鬼子“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后来他路过上海到租界参观后，更是加深了他对西方的印象。从此后，康有为多方收集西方书籍，细加研读，在当时的读书人里，算是领先一步了。
不过，康有为在反思近代中国的衰落时，他依旧认为其根源是国人没有学习到古人的精华，而学的尽是些糟粕。在潜意识里，康有为面对西方挑战时，还是回到中国的传统思想里寻找武器。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康有为就曾尝试向朝廷上书，但都因为“上书无门”而无疾而终。
不过如今不同了，康有为现在是新科进士、工部主事，可当他想发出呼喊的时候，却又发现个人的力量是如此渺小。好在当时他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在弟子们的协助下，康有为在京师的官僚士大夫中组织了强学会。由于甲午新败，人人思变，康有为抓住这个机会，倒也把强学会搞得有声有色。
强学会的活动主要是每十日集会一次，大家聚在一起听取有关时事的演说；另外，康有为等人做了一份《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的报纸，和当时的京报捆绑免费派送，帮助京师的官员们了解世界大事。强学会当时得到了京城大员们如帝师翁同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两江总督张之洞及后任刘坤一等人的支持。经费上颇为充足，就连帝国新军的少壮派军官如聂士成、袁世凯等人，也各捐若干元（譬如袁世凯，就一次认捐了500元）。
不过，强学会的活动过程中也有不和谐的插曲。当李鸿章主动提出向强学会捐款2000元以示支持的时候，康有为等人却视李鸿章为妥协卖国之人，将他拒之门外。康有为的固执和坚持己见，给强学会的发展带来了隐患。李鸿章在奉命出使俄国前扬言说：“若辈与我过不去，等我回来，看他们尚做得成官吗？”没过多久，李鸿章的儿女亲家、御史杨崇伊随后便上折弹劾强学会“私立会党”、“植党营私”，请求清政府下令查封。由此，强学会虽然风光一时，但也就很快烟消云散了。
强学会的失败，让康有为等人稍微冷静了一段时间。但就在这时，国家的危亡和民族的危机却越来越深重：1897年11月，德国借口教案问题强占了山东胶州湾和青岛港口，随后俄国派遣炮舰进入了旅顺．由此引发1898年初各国列强争夺中国租借地的滔天狂潮，英国人要威海卫、法国人要广州湾，就连小小的意大利也提出要租借福建的三门湾（被拒绝）。
中国要被瓜分了。列强们带来的恐惧让国人一片惊慌。康有为愤怒了，他要再次大声疾呼，中国再不变法，就要亡国了！
1898年，又是举子们聚集京师参加会试的时间。当年4月，康有为邀请御史李盛铎出面，联合了一些官员和举子们，成立了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的保国会，并准备在北京、上海设立总会，在各省、府、县设立分会。
但可惜的是，保国会的寿命还不如强学会．这次几乎没有重要的朝廷大员参与其中。反之，保守派们的实力却非常强大，他们讽刺保国会的人“日执途人而号之日‘中国必亡！中国必亡！’名为保国，势必乱国而后已”，并攻击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僭越妄为，非杀头不可”。在这些人的眼中，康有为等人俨然成为了危险的敌对势力。
在保守势力的攻击恫吓之下，一些人畏祸退出，其中包括了发起人李盛铎，他甚至加入了攻击保国会的行列，以求自保。结果保国会召开了三次大会后，由于会试结束，落第举人们返回故里，出席的人越来越少，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当年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恭亲王奕诉的去世。年轻的光绪皇帝对于局势的日益恶化何尝不是心急如焚，他也想利用这个机会，以变法求生存。后来，他便向庆亲王奕勖提及变法维新之事，并抱怨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后来慈禧太后听了奕勖的转述后怒道：“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经过奕勖的极力劝说，慈禧太后才消了气，恨恨的说：“由他去办，等办不出看他怎么说！”
庆亲王回去后，没有把慈禧太后大怒之事告诉光绪帝，却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太后不禁皇上办事。”光绪帝得到这个消息后喜笑颜开．便意气风发地在当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拉开了百日维新的大幕。
但是，变法的大幕还没拉开几天，慈禧太后便免去了光绪帝的师傅翁同稣的军机大臣和一切职务，将之驱逐回籍；同时，又任命了自己的亲信荣禄署理直隶总督。慈禧太后的决定可谓是老谋深算，她将帝党首领翁同稣罢黜，这让维新派失去了一个家长和缓冲的余地；而任命荣禄则确保了其对京师的绝对控制。
慈禧太后先下手为强，如此说来，维新派会有什么对策呢？殊不知，此时的康梁等人，正在为光绪皇帝毅然颁布《明定国是诏》而欢欣鼓舞，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的到来。就在翁同’稣被罢黜的第二天，康有为在觐见光绪帝时，不仅没有为翁同稣的免职提出任何异议，反而鼓励光绪帝将更多守旧的高官剔除出局。
据说康有为在朝房等候皇帝召见的时候。恰好遇到了新任直隶总督荣禄。荣禄问康有为如何才能够补救时局时，康有为语出惊人，他说将那些守旧的高官免职出局还不够，最好能够杀几个一品大员。荣禄大为震惊，随后便到慈禧太后那里密告此事。
除了荣禄在慈禧太后面前大说坏话外，那些觉得自己朝不保夕的反对派们也纷纷跑去告状，跪求太后回朝训政。慈禧太后见自己威望还在，心里十分舒坦，一直笑而不答。那些人不知所以然，又跑到天津督署向荣禄诉苦，荣禄深知慈禧太后的用意，便笑道：“先让他（光绪帝）去胡闹几个月嘛，闹到天下共愤，恶贯满盈，不就好办了吗！”
不错，在守旧派的眼里，当时光绪皇帝发布变法维新的上谕简直就是胡闹。短短的三个月，光绪帝发布了上百道谕旨，其中包括了“删改则例，裁汰冗员”；“开办实业，奖励发明”；“设立铁路，开采矿产”；“办理邮政，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废除八股，改试策论”：“裁减旧军，改练洋操”；“设立学校，开办京师大学堂”等一系列新政策。
这些政策好不好？好得很。但中国的问题，往往坏就坏在理想主义上。这些新政策看起来很美，对将来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好处的，但一个良好的出发点未必能产生好结果。以“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为例。这本是这次变法中最值得称道的，但结果却是激起最强烈的反抗。
正如唐德刚所言，科举考试是涉及到“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和数以百万童生”的荣誉和进身之道，你康有为刚刚考中进士，却将这一数以千万人已为之奋斗或正为之奋斗的制度废除，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些人所做过的努力付之东流，他们花钱买了那么多的考试秘笈，又花了这么时间熟悉八股科目，如今说取消就取消，这账怎么算？
果不其然，“废八股、改策论”的消息一传出，天下的读书人一个个激愤异常，口诛笔伐还不算，据说直隶的一些读书人甚至打算对康有为行刺，从肉体上消灭这个“名教罪人”！这样的结果，恐怕是康有为等人所始料未及的。
康有为太想当然了，他以为光绪皇帝往乾清门一站，“令群臣签名具表，咸去守旧之谬见，力图维新。谁要不服，重罚一人以惩其后。如此一来，一日之间，风云俱变，更月得数诏颁下，则海内皆动色奔走矣。”
更要命的是，在形势已经岌岌可危的时候，康有为还要揪着清朝那条敏感的“国宝”级辫子大做文章。他上书光绪皇帝，请求“皇上先断发易服，诏天下，同时断发，与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并“大集群臣誓于天坛太庙，上告天祖，下告臣民，以今年为维新元年”。
对此，慈禧太后早就表示过强烈反对，费行简在《慈禧太后传信录》里记载了她的这样一句话：“若思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这些政治符号，看似是剪刀加裁缝的简单事情，其实极为敏感，也只有在维新运动稳步推行的时候可以考虑更改。若试图以此来推动变法，岂是光绪帝和康有为等人所能掌控的？
由此可见，这一百多天里颁布的绝大部分政策，主次不分，贪多求全，又大都没有经过反复协商和权衡利弊便匆忙推出，这不但激化了各利益中人的矛盾，往往也使得这些政令在现实中不具备可操作性。
至于下面的各省督抚们，出了湖南巡抚陈宝箴力行新政，其他人对于这些新政诏令几乎视同儿戏，他们要么推诿敷衍，要么就干脆不予理睬。如两广总督谭钟麟，对变法期间“谕令筹办之事，竟无一字复奏”，经电旨催问，谭钟麟依旧是“置若罔闻”。
有人也许觉得奇怪，光绪皇帝和维新派非常积极，但为什么手下的那些官员无动于衷呢？对这事。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曾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老兄变法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措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