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光如梦：大众文化热潮三十年
点此进入淘宝搜索页搜索分類: 图书,文化,中国文化,
作者： 谢轶群著
出 版 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1-1字数：版次： 1页数： 308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63377619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几代心灵的不灭记忆，时光深处的悠远回声，著名传媒人士与学者师永刚、谢泳、张鸣鼎力推荐！
师永刚：中国三十年间大众文化史的深情记录与深沉思考。
谢泳：本书视角独特，文采斐然。
张鸣：这种回顾和反思，对每个人都有价值。
内容简介
三十年间，一次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让冰河缓缓解冻，大众文化开始生长起来——
一位叫邓丽君的台湾女歌手带着她的天籁之音悄然来袭，各种大众文化热潮自此发不可收，柔靡轻款的歌声未息，香港的声画让佛家少林寺开创了数十年的视听武打之风。
一种叫“朦胧诗”的文学体裁席卷全国，一代青年都是文学青年，让人如痴如醉的《霍元甲》、万人空巷的《上海滩》，开拓了民众精神世界新的疆域，金庸的“成年人童话”在有华人的地方数十年不衰，琼瑶的小说竞成“爱情教科书”。
一个“新民俗”——春节联欢晚会，承载了多少人的文化记；王朔的文字，让人知道崇高可以挖苦，高尚可能可笑；席慕蓉的清浅诗行滋润了多少人的心灵，由北向南辐射的“汪国真热”竞以笑柄煞尾，余秋雨由万众仰首的文化大师变成了对世故文人的“千年叹”，“全民选秀”造成的电视传播业奇观……
《流光如梦》通过唤醒曾让我们沉醉的记忆，检视三十年来伴随国人心智开放、成熟的种种文化现象与文化心理。
作者简介
谢轶群，青年作家，自由撰稿人。生长于潜山，沉潜于安庆，试笔于昆明，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文化评论及文史随笔等40余篇，出版有历史散文《民国多少事》（九州出版社，2007）。其作品知性与感性交融，文风清逸流畅，不写快餐文字，力避学究气息，深受读者喜爱。
目录
引子
解冻的冰河——1980年前后的影视文化状况
“白天听邓小平，晚上听邓丽君”——大众文化第一波
一座寺庙的电影传奇——《少林寺》及其系列影片
文星照耀中国——文学热与艨胧诗潮
迟志强入狱与家庭舞会遭取缔——大众文化发展的短暂遇挫
第一部香港剧集与第一首粤语流行歌——《霍元甲》冲击波
现代游侠与都市骑士——《上海滩》和周润发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金庸武侠小说的商业与文化奇迹
海峡彼岸的“爱情教母”——琼瑶言情小说及其影视产品
“新民俗”的盛与衰——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同根同祖的清新之风——台湾影视歌的十年风靡
行吟诗人般的“摇滚教父”——崔健与中国摇滚二十年
新诗也通俗，诗人也流行——席慕蓉与汪国真
“国产电视剧终于好看了！”——《渴望》开启的大众文化新局面
从艺术殿堂到商业江湖——张艺谋与陈凯歌的电影之路
躲避崇高与亵渎神圣——王朔、周星驰与无信仰心态的流行
古代经典与现代声画——四大古典名著的电视呈现
“誉满天下，谤满天下”——荣辱余秋雨
商业时代的传播业奇观——被“全民选秀”搅动的社会
网络文学、网络事件与网络红人——网络文化的初潮涌动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媒体评论
日时情境，今日目光。中国三十年间大众文化史的深情记录与深沉思考。
——香港《凤凰周刊》执行主编师永刚
本书清晰叙述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间大众文化的重大事件和发展脉络，视角独特，文采斐然，颇具学术性和史料性，并给人享受，发人感慨。在同类题材中，本书是一本有特色、有创见的著作。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泳
当大众从革命的精神兮兮中走出，大众复苏，大众文化也开始复苏。在这特别的三十年，原本百姓日用的精神消费、男欢女爱、家长里短、民间小调、通俗歌曲，在此间却有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冲击和跌宕。此书是回顾，也是反思，语调平和、内蕴深远的反思。在大家都急急忙忙向前奔的时候，这种回顾和反思，对每个人都有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
书摘插图
解冻的冰河——1980年前后的影视文化状况
1978年以后的这些年，叫“新时期”。算起来，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我们进入新时期已经整整三十年了。回看刚刚摆脱“文革”梦魇、进入新时期的中国大陆的大众文化，好比一条冰封已久的河流，在终于来临的春阳的照耀下，开始在”咔咔”的冰裂声中逐渐解冻。
新时期以前，被极“左”思潮和政策笼罩的中国大陆，红潮滚滚之下，大众文化领域一片单调、灰暗、阴郁——甚至根本就没有“大众文化”，有的只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宣教，所有的文化产品都产生自国家意志和体制运作。那些年，女性衬衫领口有花纹都会被指为“资产阶级趣味”，靠在南墙根的老头闲聊几句“刘备招亲”之类都会被说成“为封建统治者张目”，随时会招来横祸。长达十年的“文革”中，大众所能参与的文娱活动，所能达到自己本能需要的精神满足的对象，基本就是由国家认可和强力推广的“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
所谓“八个样板戏”，就是京剧《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乐《沙家浜》。这些剧目由最高层的“无产阶级文化旗手”江青亲自组织创作，演职员里汇集了全国一流的文艺家，比如袁世海、童祥苓、汪曾祺等。
样板戏以宣扬阶级斗争、颂扬革命暴力、抑制人性情感、培养政治忠诚为旨归，剧目创作出由江青审看、改定后，作为不得有丝毫“走样”的“样板”令各地剧团搬演，同时几乎禁绝一切传统优秀剧目。搬演中，如果“钦定”的“样板”里某角色在某时间里抬了左手，那任何地方、任何剧团的演出中在这时该角色就不得抬右手；而且，连角色服装上的一块补丁的大小都不许和“样板”有丝毫误差！
看戏，在电视、舞会、旅游等文化活动形式远未普及的时代，是大众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样板戏”这种荒谬的“艺术”几乎是那时公众唯一可看的戏，反反复复，看来看去，戏瘾再大的人也都兴味全无、不胜其烦。“戏不戏，《红灯记》；唱不唱，《沙家浜》”，我的家乡那时私下流传的这句顺口溜，充分表达了人们的烦闷情绪。
“一个作家”是指浩然。这位原名梁金广的作家是那个时代的应声虫与大红人，写有完全符合“路线”和“政策”、深受“上面”肯定的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等。他是“文革”中唯一被允许在书店销售作品的当时作家。当傅雷、赵树理、巴金等作家在“文革”风暴中家破人亡之际，他却可以坐着军方的专机去西沙群岛“体验生活”。
对于处在文学读物极端贫乏时期的一代读者来说，浩然那些缺少个人思想、演绎政治理念、参与构建乌托邦而又显示出一定文学才华的小说，不啻是焦渴时的甘泉，被大批读者无法选择地吸纳。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除了他的这些“作品”，读者便几乎没有别的文学食粮，一代人的文学生活不得不与浩然紧紧联系在一起。这种”饮鸩止渴”对读者头脑与心灵的扭曲，和强大的文化专制对人的戕害一起，使精神置换能力差的人终身不能摆脱——他们永远失去了对文学作品的正常审美力和判断力。
舞台剧和文学书籍之外，在大城市，极少数家庭拥有传说中的电视机，比如今天著名的上海女作家程乃珊，她家当时就有一台苏联产的黑白电子管电视机。程乃珊曾这样回忆1960年代初看电视的情景：“当时家庭电视尚不普及，因此有了电视也不敢声张，怕被称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家一位亲友，甚至把电视机放在壁橱里，看电视看到一半，一旦有不熟悉的人敲门，壁橱门一关就保险了。现在的年轻人听到，一定有如感到天方夜谭一样古怪吧？”
这并不多么古怪，在那“大革文化命”的时代，有关文件和报刊上基本不提电视这一文化样式，足见当时电视业根本不成规模、气候，没有社会影响，更说明电视机乃罕见之物。而1960年代居然拥有电视机的人，如此豪奢，正是“工农群众”要“打倒”的对象。
人不是动物。在任何社会环境里，人的天性中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依然会固执生长。“文革”中那极端单调的文化状况，让人不得不从一些匪夷所思的活动中去获取精神满足，比如看别人被批斗时戴高帽、“坐喷气式”、剃“阴阳头”，比如听“被专政”者被迫自己喊侮辱自己的口号，比如读充满腾腾杀气和人身攻击的大字报，比如像煞有介事的“早请示，晚汇报”……对正常时代根本不可能出现的荒谬场景的“观赏”或参与，竟也把失去基本文化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填充起来。古今中外罕见的向领袖表忠心的“忠字舞”，也成为当时一些人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病逝：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此前邓小平在高层的领导核心地位已形成，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一页。新时期大众文化发展的溪水，在“文革”造成的荒芜与污浊中，开始汇集、奔流。
1
电视，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今天，依然是最重要的大众文化形式。中国大陆不分城乡，基本形成共同的“电视记忆”，是在1980年代中期。而在1958年5月1日，距1936年11月2日英国广播公司在人类史上第一次进行正式的电子电视系统公开播出试验22年后，中国大陆第一个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已开始试播，随后陆续成立了上海电视台、哈尔滨电视台、广州电视台、天津电视台，等等，到1963年，中国大陆有电视台、试验台、转播台36座。
《一口菜饼子》是中国第一部电视剧，由北京电视台播出于1958年6月15日。这部全长20分钟的电视剧以“忆苦思甜”、“节约粮食”为主题。不管我们对这部中国电视剧史的开篇之作怀有怎样的好奇，也永远没法亲睹了——那时没有磁带录像设备，电视剧其实基本就是舞台话剧的“现场直播”，且无法录像储存；如要“重播”，就得演员们再演出、再“直播”一次。拥有磁带录像设备，要到1967年。
1966年之前，8年时间里，全国只播出了80余部这种“一条主线，两三个场景，四五个人物，七八场戏，三十分钟，二百个镜头”的“直播电视剧小戏”。
十年“文革”，文化蒙难，才萌芽的电视横遭摧残。十年之中，北京电视台只拍了一部电视剧，叫《考场上的反修斗争》，听名字就知道是何内容。
倒是在1972年，为了转播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国从国外引进了彩色电视技术设备。因为没有发射、录像、差转等设备，画面模糊，第一次接收到彩色电视信号的技术人员竟以为是故障。从彩色电视试播到“文革”结束，全国仅有两部电视剧播出，为上海电视台录播的《公社党委书记的女儿》和《神圣的职责》，都是反映知青上山下乡、扎根农村的宣教。
那时赤贫、落后的中国，找不出几台电视机，拍不了几部电视剧。约略交代一下电视史，可以看出，电视远离“大众”，更未成为后来那样的大众文化焦点。
“文革”结束和否定“两个凡是”的那几年里，中国经历了一场生死攸关的转变。这段时间，本就稚嫩、当时更奄奄一息的电视恢复不了元气；但那时，国外影视片却不断被引进，为中国电视的发展提供了养料。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伟大的曙光》、《难忘的1919》、《乡村女教师》、《望乡》……这些来自南斯拉夫、苏联和日本等国的电影，在1978年后陆续在国内电视荧屏上播出。经历了严格筛选的国外影片在不涉及意识形态冲突下，顿时打开了国内观众的眼界，也让数十年来一直处在封闭中的中国电视工作者抽了一日凉气。
197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改名为中央电视台。这一年播出《三家亲》、《窗口》、《教授和他的女儿》等电视剧8部；1979年播出电视剧19部，有影响的有体现年轻人奋发图强的《有一个青年》、表现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祖国的儿子》、反映张志新烈士事迹的《永不凋谢的红花》和反映家庭关系的《爸爸病危》等。1980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剧131部，数量急剧增长，这是1979年中央广播事业局召开全国电视节目会议号召“大办电视剧”的结果。这些电视剧里，引起反响的有《凡人小事》、《女友》、《乔厂长上任记》、《何日彩云归》等，作品的题材迅速扩大，风格上也向多样化发展。1981年，中央电视台共播出电视剧128部（集），《新岸》、《卖大饼的姑娘》、《你是共产党员吗》等作品至今可能还有观众有印象。
1981年的年底，中国大陆已有电视机1000万台。那时“电视机”和“看电视”都是了不得的东西和活动，一台电视机前往往会围着几个家庭乃至全村庄的人。据此估算，1981年全国的电视观众已经过亿。电视具备了形成大众文化的条件。
随后，1982年全国制作电视剧348集。这些作品中，被热议的有表现“文革”一代青年苦闷与追求的四集电视连续剧《蹉跎岁月》，改编自古典名著的武打电视连续剧《武松》，反映当时青年面貌的三集电视连续剧《赤橙黄绿青蓝紫》，反映解放前上海小市民和知识分子悲惨生活的三集电视连续剧《上海屋檐下》等。
在电视业刚刚勃兴、文娱生活依然贫乏的背景下，电视绝不是今天我们感觉的“最没文化”的文化样式，再粗糙、再单调的电视节目，都是人们在饭桌上、在客厅里、在公交车上、在办公室里兴致勃勃谈论的对象。电视本脱胎于电影，而看电影必须买票去电影院，如今有了电视，就等于家里有一块电影银幕，这是多么新奇、兴奋的事！而那时的电视还不具备多少“大众文化”的内涵，更多还是体制文化的表现，同时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时常希望在电视屏幕上向大众渗透。
因此，那时的电视剧，大多是缺少娱乐性的，一副穿着中山装的严肃、正经模样；而对它们的评论，同样是随时从政治、道德、教化出发，充满刻板僵化的八股教条味，却又俨然是真理和正义化身，高高在上，在今天看来往往叫人啼笑皆非。
1981年，浙江电视台录制的电视剧《为奴隶的母亲》得到的一种评价是：“春宝爹酗酒、溺婴以至出典妻子，是丑化了贫下中农。”
同是在1981年，中央电视台和丹东电视台联合录制了电视剧《新岸》。《新岸》根据报告文学《走向新岸》改编，讲的是“文革”中失去家庭温暖的小姑娘刘艳华走上盗窃犯罪道路，被抓捕坐牢，在狱中得到管教干部的改造，出狱时决心重新做人，不料重返社会后受到包括家人在内的人的百般歧视。苦闷的刘艳华一度寻死，后加入上山下乡队伍，投入艰苦劳动，默默守卫自己的尊严。此期间她得到农村青年高元钢的爱情，在爱情的感召下，她恢复了对生活的信心，终于走向了光辉的新岸。
1982年第3期《大众电视》上有人这样评论这部剧：“《新岸》是一部经不起推敲的作品”，“刘艳华转变了，那么她是怎么转变的呢？仅仅是由于‘良心发现’，而不是靠党的政策感召和社会力量的帮助吗？看来，编导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就是社会的正义力量、党的力量、群众力量”；“女主角刘艳华的四周都是歧视她的人，只有一个男青年终于向她伸出了爱情之手，是爱情‘把一颗冰冷的心暖热了’，使她走向新岸。一个犯过罪的失足青年的思想转变，只靠爱情的感化，而没有党的政策教育和感召，没有党政组织、老一辈的长者和群众的帮助，也没有自己对过去所犯错误的深刻认识，这种转变的可信性究竟如何？”
还有1982年首播三集的八集电视连续剧《武松》，这是山东电视台当时开风气之先的一部精彩好看的武打片，主演祝延平是当时很多人心目中的偶像。然而评论忧虑地认为，《武松》播出后，“社会上打架的多了”，“学醉拳、斗殴的多了”，“有些十来岁的小孩子，也端起小膀子，瞪着眼睛说：‘看我武松的铁拳！’”
依照这种充满社会责任感的意见，所有的武打动作片——影视片的一大部类一都应取缔。
随着电视剧从体制文化中日益分离，没有谁去“贯彻”这些评论观点，作为“文艺永叵主题”的爱情，在后来被大大张扬，言情剧成为电视的一大剧类；而武打剧，连续几十年充斥荧屏。奇怪的是，在其刚刚出现、远未表现出多大负面效应时，它们被批评包围；而当它们真的泛滥成灾，败坏、恶化了社会风气时，却好像没有什么人出来呼吁清理了。
虽然政治、道德批评往往不得要领，但那个时候电视剧的不足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是篇幅太短，那时一个剧集有将近十集就要叫“大型电视连续剧”，这使其没有发挥自身特点和优势，内容含量上与电影差不多，而电视剧的精致程度与专业性又无法与电影比。1981年，中国大陆倒是产生了第一个长篇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这个作品的导演就是后来执导《红楼梦》和《三国演义》的“和我国电视剧同龄的老艺术家”王扶林。《敌营十八年》描述地下党员江波打进敌人内部十八年之久，从副官升为少将高参，获取并送出了大量绝密情报，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突出贡献。可惜的是，这个情节框架很吸引人的片子因是大陆首次尝试长篇电视剧，拍得粗糙荒唐，漏洞百出，引起了各方面的批评；而遭批评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该片第一次做了淡化宣教、突出电视剧娱乐功能的尝试。
其次，当时对电视这种时间性艺术的特点重视不够，加上又是精神消费品供小于求的阶段，电视台没有收视率的竞争，播任何东西，哪怕是“为您服务”这样今天少人关注的节目，都观者如云，家家户户在窄小的黑白屏幕前看得津津有味。由于制作者们没有把电视剧拍得“好看”以争夺观众的压力和意识，那时大陆电视剧节奏的拖沓、缓慢在今天会叫人发疯。早在1981年，就有评论表达不满，要求电视剧能“紧凑些”。文章描述的场景非常能代表那时电视剧的节奏：“一辆汽车出现，总要从很远拍起，一直‘跟’到目的地，然后是停车、开门、下车、进屋，接着是摘帽子、坐下、掏烟、点火、收起打火机……慢慢吞吞，拖拖拉拉，让人看得又着急又烦恼。”（春宁《紧凑些》，1981年第1期《大众电视》）
这些弊病的革除，并不是观众对编导们的呼吁起的作用。到1990年代，体制上的控制一放松，大众文化市场一形成，与电影重叠、又不如电影专业的单本电视剧消失了，慢节奏、“不好看”的顽疾也不治而愈了。
2
1980年前后，闭塞得太久的中国有一个最响亮的主题词——开放。引进国外电视节目，让脸上菜色还未褪尽、“文革”中高亢的“革命”旋律还响在耳边的中国人直观地看到了国门之外的生活、观念、场景和异国艺术工作者的才思，在这个时候开始了。
1970年代中期以前出生的人，一定对两部国外电视连续剧保持着亲切的记忆：《大西洋底来的人》和《加里森敢死队》。
1980年5月播出的美国科幻系列剧《大西洋底来的人》在全国掀起了一股“麦克哈里斯”旋风。剧中一起起神秘离奇的事件，一宗宗不可告人的阴谋，引人入胜的剧情创造了空前的收视热潮。这部连续剧原为美国导演欧文艾伦1964年开始拍摄的110集科幻剧《海底游记》，中国大陆将其中17集译介过来，更名《大西洋底来的人》播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