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三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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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世襄等著
出 版 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 2008-11-1字数：版次： 1页数： 411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108030733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现在印行的这个集子，就是以此次征文为主体，辅佐以部分三联三十、五十周年店庆等特殊时点征约的旧稿，分类辑编而成。全集共收文章九十八篇。内分三辑：第一辑五十六题，为三联部分骨干作者应约撰稿，可视为自外而内看三联；第二辑十六题，为老三联人和部分出版界同人的文章，属于入乎其中的工作感受和历史探讨；第三辑二十六题，则是三联书店成立三十周年（一九八七年）之际，与三联书店前身的老三家书店，即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渊源较深的作者、编者等的回忆或纪念文章。当年的纪念集由香港三联书店刊行，大陆甚为罕见，加上为纪念集撰稿的作者大多已去世，所以我们特意从那本集中精选了这组文章，既为纪念这些前辈，也为这本纪念集补充一段不可或缺的历史记忆。
目录
辑一
周有光 怀念邹韬奋先生
杨绛不 官不商，有书香
季羡林 我心中的三联“店格”
黄苗子 三联书店的朋友们
王世襄 三联与我的“自珍”道路
黄裳 我与三联的“道义之交”
黄宗江 但求读书无禁——追踪生活到三联
唐振常 旧邦新命贺三联
陈志华 此情可待成追忆
姜德明 难忘三联
陈乐民 三联印象
资中筠 祝三联独特的文化传统继续发扬
王蒙 回忆三联书店诸友
曾昭奋 我读《生活》与《读书》
钱理群 我的感谢和感想
陈四益 我同《读书》
曹雷 曹景行三联和我们
刘再复 三联三代皆好友
周振鹤 三联于我
徐城北 城市与农村
梁小民 三联是我的良师益友
钱满素 敢为人之先
徐友渔 我的希望
朱正琳 老字号的老
李零 和三联一起过生日
陈子善 从三本书和一篇文说起
赵珩 三联给我最深的印象
唐晓峰 三联书店印象
葛兆光 写书人对出书人如是说
赵一凡 我与三联二十年
李锐 是这样开始的
刘统 君子之交
陈来 我和三联书店的交往
朱学勤 旧社会的事
林达 我是这样认识三联的
李力 我做了一回三联的“特约编辑”
汪丁丁 三联精神的现代意义
陈平原 与《读书》结缘
茅海建 《天朝的崩溃》的出版
何怀宏 骑车去三联的日子
白谦慎 三联把《傅山的世界》推向中国知识界
杨浪传 说里的“三联”
许纪霖 文化品牌才是最大的财富
姜鸣我 与三联的图文书
张鸣 我与《读书》
查建英 记三联二三友
陆键东 历痕与记忆
董炳月 大地星空
陈徒手 《读书》给了我一生的写作方向
秋禾 那位于朝内大街号的“读者服务部”
陈星灿 给三联说声道歉
吴晓东 “你属于我热爱的那个世界”
李皖 试唱缘起
王军 感谢三联
杨早 时间的力量
童翠萍 我在三联实习的日子
辑二
袁信之 我与三联的“半生缘”
王仿子 六十年前中国出版史的重要一页
倪子明 三联书店的历史由来
欧阳文彬 七十年沧桑话三联
范用 《读书》三百期
范用 《傅雷家书》的出版
范用 相约在书店
蓝真 走上“为读者服务”的道路
萧滋 三联书店将进入第三个三十年
吴道弘 火红的日子
沈昌文 一点感想
董秀玉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张伟民 追寻韬奋先生的足迹
陈万雄 浮光掠影说三联
扬之水 《读书》十年关于梵澄先生
王为松 我怎么会到这儿来了
辑三
夏衍 祝贺三联书店三十周年纪念
张仲实 回忆三十年代的生活书店
沙汀 “摸老虎屁股”的故事
艾芜 衷心的祝贺
夏征农 我和“读书出版社”
李何林 三联书店给我的影响和帮助
薛暮桥 回忆新知书店和《中国农村》
蔡尚思 三联书店的光荣历史和光明前途
楼适夷 祝“三联”
臧克家 战斗的集体
郑易里 艾思奇和他的《大众哲学》
孙晓村 学习、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
骆耕漠 关于新知书店的一二事
许涤新 喜祝“三联”的成长
黄源鲁 迅先生与生活书店
吴黎平 祝贺三联书店成立三十周年
千家驹 回忆《大众生活》在香港
端木蕻良 生活的火花
罗荪 关于《文学月报》创刊的二三事
唐弢 忆《太白》
戈宝权 从读者、撰稿人到编辑
史枚 记《读书与出版》和《读书月报》
子冈 忆邹韬奋
沈静芷 从四幅题词说起
于光远 感想和希望
陈原 一九三九年春桂林杂忆
书摘插图
辑一
怀念邹韬奋先生
周有光
三联书店郑勇先生来谈，二○○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是三联书店成立六十周年的纪念日，准备出版一本纪念集，暂名《我与三联》，请三联的作者们写稿。我义不容辞，因为我不仅在三联出过书，还跟三联的生活书店的创始人邹韬奋先生有同学友谊。
书店的价值，不在它规模的大小，而在它所出版的书在历史上发生过什么影响，是促进社会发展，还是促退社会发展。三联的三家书店，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在抗日战争之前的三十年代，都对中国文化界的启蒙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需要启蒙运动，过去需要启蒙运动，现在同样需要启蒙运动，这就是纪念三联书店成立六十周年的历史意义。
邹韬奋先生跟我是圣约翰大学的先后同学。他的同班至交刘凤生先生是我夫人张允和的姑夫。由刘凤生先生介绍，我家跟邹韬奋先生时有往来。有一小段时间，我们三家和另外亲友两三家，一共四五家，每逢星期六晚上，相约到上海百乐门舞厅去跳舞。这一快乐记忆，至今不忘。教育背景相同的亲友们，相约同乐，其乐融融。
当时上海有一位教育家，黄炎培先生，联络开明士绅，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多种职业学校，发展上海和江南的文化和经济，成绩卓著。他有两位高级秘书，一位是王志莘先生，一位是邹韬奋先生。北京一家私营的新华银行倒闭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共同集资把它买下来，彻底改造，重新开张，改名“新华商业信托储蓄银行”，简称“新华银行”。黄炎培先生推荐熟悉银行业务的王志莘先生担任重新开张的新华银行的总经理。王志莘先生原在按照黄炎培先生的计划，创办一个刊物，名叫《生活周刊》。邹韬奋先生接办《生活周刊》，办成影响巨大的启蒙刊物，唤醒了一代青年。生活书店是《生活周刊》的延伸，由新华银行担任信用后勤。我后来任职新华银行，直至新中国成立。
邹韬奋先生是时代的曙光，他的事迹，既平凡，又伟大，值得不断宣传。他的进步思想，他的高尚人格，代表抗日战争之前中国的一代知识分子。今天中国与时俱进，需要多方面开创与时俱进的事业，特别是与时俱进的出版事业。我深深怀念三联的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它们在六十年前留下了与时俱进的足迹，引导我们向未来继续前进。
敬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继承历史的创业精神，担负事业的时代责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不官不商，有书香
杨绛
解放前钱锺书和我寓居上海。我们必读的刊物是《生活周刊》。寓所附近有一家生活书店。我们下午四点后经常去看书看报；在那儿会碰见许多熟人，和店里工作人员也熟。有一次，我把围巾落在店里了。回家不多久就接到书店的电话：“你落了一条围巾。恰好傅雷先生来，他给带走了，让我通知你一声。”傅雷带走我的围巾是招我们到他家去夜谈；嘱店员打电话是免我寻找失物。这件小事唤起了我当年的感受：生活书店是我们这类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生活书店后来变成了三联书店。四五十年后，我们决定把《钱锺书集》交三联出版，我也有几本书是三联出版的。因为三联是我们熟悉的老书店，品牌好，有它的特色。特色是：不官不商，有书香。我们喜爱这点特色。
我心中的三联“店格”
季羡林
我常常感觉到，国有国格，人有人格，书店也有店格。这个“格”决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地形成的，而是要经过长时间的培育和酝酿才逐渐被广大群众接受的。
我，作为一个老知识分子，经过了多年的观察与思考，把我心目中的三联书店的“店格”归纳为八个字：清新、庄重、认真、求实。
我说“多年的观察与思考”，年头确实不少了。在解放前，同今天三联书店的前身的几个书店，我都或多或少地打过交道。五十年前，三联书店一成立，我当时从欧洲回来只有两年，立即像老友重逢一样，三联书店成为我关注的对象。首先，我是三联书店的读者，他们出版的书，只要与我的研究范围有关，我一定阅读。解放前，邹韬奋先生是民主斗士，不管他用什么出版社的名义出版的书，都充溢着新精神，促人向上，推人革命。解放后，这种向上的精神更为充溢。用三联书店名义出版的书籍增加了我知识库的内容容量，更新了我的知识面，振奋了我那前进的精神。这一点，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水远感激三联书店的。我想，广大的中国和外国的读者也会与我有同感的。
其次，我又是三联书店的作者。一九四六年我回国以后，由于资料匮乏，我在德国进行了十年的学术研究工作，无法继续下去。我被迫改弦更张；但是更改得不能太远，太厉害，因此我选择了同我原来在研究方向比较接近，而中国又能提供丰富资料的研究范围：中印文化交流史。我有一本论文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就是在三联书店出版的。当时的三联书店同人民出版社是两块牌子，一个内容。我猜想，正统的严格遵循马列主义的书，就用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出版。非正统的不太遵循马列主义的书籍，就用三联书店的名义，以示区别。我的书当然不会属于前者，只能用三联书店的名义。老实说，这实在正中下怀。
最后，我不但是三联书店的读者和作者，我还是它的编者。原来在若干年前，三联书店和美国哈佛燕京社签订了一份合同，联合推出《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我受聘为学术委员之一。本丛书只收中青年学者的著作，要求颇高，审查极严。几年来已经出版了三十六种书，内容新而又深刻，因此颇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欢迎。现在，中美两国密切协作，学术委员们也都能尽上自己的力量，把这套丛书办好。
我就是用上面说到的读者、作者和编者的三重身份，同三联书店打了五十年的交道——实际上要超过五十年。根据我半个世纪的观察、考查、思考、对比、分析、综合，我把我对三联书店的印象归纳为上面提到的八个字：清新、庄重、认真、求实。我使用的是中国古代传统的评论艺文、月旦人物的办法，不长篇累牍、刺刺不休地去评头论足，而是切中肯綮，抓住要害，用简单的几个字来表示我的意见，我并不是信口雌黄。
据说当前的中国出版界并不是很景气，其中原因当然很多。但是，据我这个不能算是内行人的看法，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出版社太多，出版的书籍太多。有一些大单位用种种化名创办出版社，他们为的是什么？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出的书又叠床架屋，重重复复，甚至互相抄袭，结果是读者上了当，一部分书业就会萧条。
我希望三联书店继续发扬自己的优良传统，戒骄戒躁，认真学习其他出版社的优秀之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永远前进，永远创新，用崭新的面貌迎接即将来临的一个新的世纪和千纪。
三联书店的朋友们
黄苗子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我偷偷从家里跑出来，到了上海，想参加抗战。这是我第一次到上海。我到上海后，画了两幅抗战漫画，被沈君怡先生看到，他与韬奋先生是德国留学时的同学，就把画交给韬奋先生，结果真的在《生活周刊》上发表了，署名黄祖耀。这是我到上海后第一次发表漫画作品。韬奋先生后来写信给沈君怡，还希望我继续给《生活周刊》投稿。
这大概是我和三联书店最早的接触。虽然此后没再向《生活周刊》投稿，但韬奋先生对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作者如此关照，给我留下的印象几十年不忘。此后，无论在上海还是在重庆，我经常到生活书店去看书、买书，记得重庆民生路上的生活书店里买书看书的人很多。真正成为三联的朋友，应该是从一九八○年开始的。那是自一九四九年以后我第一次到香港，被招待住在香港三联书店在红磡的招待所，得以经常与当时香港三联书店的老板蓝真交流，谈文化、谈国内情况、谈香港的历史掌故，海阔天空。我在香港的朋友很多，经常受到邀请参加一些活动，为了方便长期往来，蓝真便给我一个香港三联书店高级顾问的聘书。说起来惭愧，我这个顾问，没有为三联书店做过什么贡献，白白挂了近十年的名头，但蓝真夫妇却成为郁风和我的好友，长期互相通问往来。
正好北京三联书店总经理范用也到香港公干，蓝真介绍我们认识。一见面，原来是熟面孔。那时在北京，我们的工作单位一度都在一个大院里，经常在公共汽车上遇到。因为我习惯在车上看书，这个爱书的人就主动和我打招呼，问我看什么书。我告诉他我是美术出版社的，看的是美术方面的书。此后，车上、大院里见面，总要点点头。当时，记不清是谁告诉我范用的一句名言：“我这个总经理只管办公室内的事，不管床上的事。”我就想，这个人很有意思。
与范用成了朋友以后，就更觉得他“很有意思”了。记得听他讲起过一件事：一个大学生偷了书，被“押送”到他的办公室，经他“审问”，是个爱书的人，于是范用说：“这次就算了，书你拿走，钱我替你付。下次想要什么书就来找我，千万不要再偷书了！”我能想象出当时的情景，在一副冷面孔下，滚出的是烫人的话。
范用的藏书甚多，我们两家相去又不远，就经常到他家里看书，还和他一起去看李一氓同志。他朋友多，朋友们一些不经意的话题，被他在不经意间变成了一本本的好书。《傅雷家书》就是楼适夷闲聊到傅雷教子后，被他发掘成书的。
大约是在认识了范用之后，我又成了三联书店的作者——三联创办了《读书》杂志，范用是创办人之一，吴祖光的外甥女吴彬更是我家的常客，从那时到现在，她一直在《读书》工作，加上冯亦代、丁聪都在那里帮忙，我自然就成了《读书》的作者。
范用之后是沈昌文任总经理。与沈昌文相识就更早了。上世纪五十年代，郁风参与了《新观察》的创办，而沈昌文负责校对、编各工作。不过，共事时间不长，郁风因美协的工作离不开，沈昌文似乎也另有高就，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就没什么来往了。直到“文革”后，由《读书》和三联书店把我们又聚到一起。他从总经理的位置上退下来以后，交往似乎更频繁了。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想见一次面不容易，于是他吆五喝六地安排一番，老朋友叙餐一顿，真是一大快事。
真正成为三联书店的作者，是在董秀玉任香港三联书店老总的时候，我在三联出的第一本书是《无梦庵流水账》。董秀玉的精明强干是让我和郁风佩服不已的，似乎没有什么她办不了的事情。记不清为什么事，范用说：“这事到了香港你们就找董秀玉！”当时的香港称内地人为“表叔”——取《红灯记》“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而歪批之，有点看不起内地人。可她这位内地派驻干部，居然在香港、台湾乃至韩国，广交朋友，开出一片天地。
一九九二年，我和郁风从美国回来，在香港小住，忽然有人找我们，说韩国汉城三联书店想邀我们办展览。这又是董秀玉的遥控策划，此时，她已调回北京。汉城书店的老板是金明壕教授，因喜欢中国三联书店的书而给自己的书店起名三联。当时中韩还没有建交，我们大概是首先在汉城办展览的中国大陆人。展览办得很成功，韩国的许多书法家、画家参加了开幕式。我们还参观了几所大学，与当地学者交流。从此，我们就经常收到韩国的资料和展览请柬，也与韩国汉学家、书法家通信。
一九八二年，香港光大图书公司出版了我的《古美术杂记》，三十二开一百七十余页，还被台湾书商盗版。不过，我自己不太满意，由于多是旧稿，材料、观点比较陈旧，再就是错讹较多。一直想重新修改，虽做了些校订补充，但一直也没下决心大动干戈，一搁就十多年。一九九七年，已退休的范用把这本书推荐给孙晓林，孙晓林认为，做了那么多工作，如果不能出版实在太可惜了。以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图书行情，我觉得很可能是个赔本的书。但在她的动员下，我还是开始动笔修改。二○○三年，经修订补充，增加图版，重新编排，《古美术杂记》摇身一变，成了十六开四百多页的《艺林一枝》。还有一本《画坛师友录》，一九九七年在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北京三联书店购到大陆出版版权，二○○○年出第一版。但由于成书时我人在澳大利亚，手里没有像样的资料，许多绘画作品竟是以很差的印刷品甚至黑白复印件制版的。出版后，责任编辑张琳似乎对原书不满意。在准备重印的时候，我只提出修改个别地方的文字，换几幅图，而张琳几乎将所有的图都换了，还补充了大量的新图，重新设计。她从我家拿走了几大提包的画册，还从别的地方借来画册，又补充替换了文章，于是才有了增订本的《画坛师友录》。
对于我的三联朋友，我觉得，用“敬业”二字形容他们是不够的，因为他们做的一些事情更像“不务正业”——推荐我们到汉城办展览和董秀玉的出版业务有什么关系？汉城三联与北京三联一点关系也没有；范用“义释”爱书人，更是“不务正业”。从他们那里我感到的是“诚”，而且是“竭诚”。从当年韬奋先生对我这个刚刚十九岁的小作者的投稿邀请，到今天的年轻编辑张琳的精益求精，说到底，都是对人对事的赤诚之心。
七十六年，四代人，都能守住一个“诚”字，不能不让人敬佩。但愿在浮躁、急功近利几乎成为社会风气的今天，这竭诚敬业之心能长久地传下去。
三联与我的“自珍”道路
王世襄
我自上世纪中期以后，便陷入逆境，并且越陷越深。经过学习和思考，逐渐认识到自己系封建官宦家庭出身，小学至大学在洋学校读书，工作后参与追逐被敌寇掠夺的文物，工作后获得赴美考察博物馆一年奖学金等等，以上无一不具备当深入审查之必要。因此事实俱在，理当如此，也就不该有怨天尤人之想了。理虽如此，能彻底认识上述道理，却需要认真学习和思考及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