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非洲不了情
点此进入淘宝搜索页搜索分類: 图书,政治 军事,政治,外交、国际关系 ,
作者： 张来元 著
出 版 社： 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时间： 2008-10-1字数：版次： 1页数： 264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801868800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上海华侨传媒、上海侨报、东方出版中心联袂推出。
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巨献力作，8位共和国大使真实披露海外见闻。
亲历，亲闻，亲见，细节生动。
纳米比亚总统萨姆努乔马是敢于批评、指责西方国家的少数非洲国家领导人之一，他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新老殖民主义，反对西方国家干涉纳米比亚和非洲国家的内政。我在纳米比亚，与努乔马总统有过许多接触，了解了不少努乔马总统，对西方说“不”的情况。
内容简介
本书多角度地记述了作者外交生涯中难忘的人和事，从在利比里亚亲历流血军事政变、粉碎李登辉访问以色列的阴谋写到妥善处理各种突发事件；从与莱索托王室的友谊写到与纳米比亚总统努乔马一家的交往等，新中国外交官在外交第一线的风釆可见一斑。书中插有90多幅珍贵照片。全书语言朴实，文笔流畅，内容丰富，引人人胜，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一定的史料价值。
作者简介
陈来元，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泰东镇人，1942年2月9日出生。早年曾在家乡就读于泰州市城东中心小学和江苏省泰州中学。小学六年级入团，曾任少先队大队长；中学读高一时入党，曾任校学生会主席；1968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外文系英文专业，曾任外文系团总支组织委员和系学生党支部组织委员。工作后曾在巴基斯坦、比利时等国驻华大使馆任英文翻译13年。
自1982年起，历任中国驻利比里亚大使馆随员、三等秘书、二等秘书，外交部西亚北非司二等秘书、副处长、一等秘书，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政务参赞，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党总支书记、司领导成员，中国驻莱索托大使、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
译著有荷兰高罗佩著《大唐狄公案》（140万字）、美国厄尔•德尔。比格斯著《伦敦大侦探之死》（22.4万字）和英国狄更斯著《艰难时事》（缩写本，8.7万字）等。是纳米比亚总统努乔马自传《坚定不移》中译本（40.7万字）的主要审稿人，并为该书翻译之一。曾在全国报刊上发表文章近200篇。
现为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中国外交史学会会员、外交部笔会会员和北京市技术监督法应用协会副会长。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风雨赤道行
妥善处理一桩人命案
亲历流血军事政变
礼宾工作无小事
第二章 难忘以色列
沈阳前市长武迪生殉难以色列
粉碎李登辉访问以色列的阴谋
以巴领导人往事追忆
中以建交为何拖延了多年
以色列印象记
与犹太房东打交道不容易
以色列的“人民公社”
主张世界大同的巴哈伊教
值得一看的十大景观
第三章 出使莱索托
好隆重的递交国书仪式
危难之中救亲人
在莱索托“反弹”斗争回顾
为了祖国的尊严
为了惩凶除恶
莱索托王室的中国情
依依惜别情
第四章 三进黑非洲
特殊“礼宾官”
努乔马总统教我垂钓大西洋
总统亲自赠我自传书
“纳中两党、两国关系是没得说的”
夫人外交为两国人民友谊锦上添花
有声有色的生日外交
别开生面的烤鸭外交
喜迎“神舟”话建站
在纳米比亚建立航天测控站
援建总统村
世界上第一个支持中国申办世界博览会的国家
一位常对西方说“不”的总统
我与波汉巴当选总统前的一段亲密交往
换地建馆为百年
绝不容许《纳米比亚人报》在中国脸上抹黑
从死神手中夺回同胞
我东北渔工在纳米比亚胜诉
亲民外交有口皆碑
访纳杂技团的道具风波
神奇中医感动纳米比亚
纳米比亚的世界之最和世界之奇
景观独特的瓦特贝格高原公园
书摘插图
妥善处理一桩人命案
自1982年12月至1987年4月，我在中国驻利比里亚大使馆先后担任随员、三等秘书、二等秘书兼大使馆办公室主任。在此期间，我参与处理了我国援助利比里亚医疗队发生的一起车毁人亡的严重交通事故，最后将干戈化为了玉帛。
医疗队长手忙脚乱，小童命丧车下
1985年8月21日上午，中国援助利比里亚医疗队的史大夫满头大汗地跑到大使馆，向使馆领导报告：医疗队吴队长和刘翻译一早驾车从他们工作的白米州医院出发到首都蒙罗维亚办事，在路上压死了当地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吴、刘二人也不同程度地受了伤，车子严重损坏。
当时中国援助利比里亚医疗队的医生有20多名，全部来自黑龙江省。发生这次车祸的主要原因是：学开车不久的吴队长经验不足。当突然发现小孩从路边树丛里钻出来横穿马路时心一慌，就手忙脚乱起来，致使车辆失控，压死了小孩。
警察局长热情友好，力助双方和解
出了严重车祸，又出了人命大案，项钟圃大使立即指示参赞负责去处理善后。但由于这位参赞不懂外语，对外独立工作有困难。故又派我这个二等秘书去帮他。我们先到了吴、刘治伤的医院，向当事人了解发生车祸的情况。见吴、刘二人伤势并不重，我们的心安了一些。在嘱托医生好生照料他们后。我们立即驱车前往管辖死亡小孩那个村子的警察分局。根据我们对当地情况的了解，在如何处理这类交通事故的问题上，主管警察局长根据当时当地情况并综合考虑其他方方面面的因素后提出来的处理意见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此情况下，为使此案得到对双方都较有利的妥善处理，我们首先要与警察局长进行沟通，竭力争取其协助中方在利比里亚法律规定允许的范围内通过调解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到了警察局后，我们诚恳地向警察局长表示：中国医疗队是来帮助利比里亚人民救死扶伤的。没想到我们的医疗队却对那个不幸的孩子造成了致命的伤害，整个医疗队及我们大使馆对此都感到十分悲痛。但人死不能复生，故请局长多做死者亲属的工作。使此案通过友好协商妥善解决。同时告称，肇事人愿承担孩子的一切丧葬费用，并将尽最大努力对死者家属做出经济赔偿。如死者亲属同意这样处理，肇事者将被免去刑事处罚，而他本人就可在医院继续工作，将功补过，医疗队也会更加努力地为利比里亚人民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总之，中方将尽一切可能，积极配合警方和死者亲属努力将这件不幸的事件处理好。
警察局长是个对中国很友好的人，同时也是个通情达理、讲求实际、做事十分痛快的人。他表示将在利比里亚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争取不走司法程序，而由双方通过协调、协商求得和解。他还说他在中国医疗队那里也看过病，中国医生对利比里亚病人都很好，对利比里亚帮助很大。他将努力去同死者亲属进行协调，争取他们同意私了。至于经济赔偿，他建议连丧葬费在内总共赔偿2500美元。据他所知，2500美元赔偿在当地比较适中，估计也会在医疗队医生的承受能力范围之内，故认为这对双方可能都比较适宜。我们对他的友好情谊和全力协助表示由衷感谢，并表示会将他关于经济赔偿的意见转告肇事人。
其时，我医疗队人员的外事津贴每月才100美元左右，2500美元实际上大部分需由公家给予补助。这一点我们心里有数，只是对外不好这样说。这位局长快人快语，说他第二天就会到死亡儿童住的那个村子去做该村村长和孩子亲属的疏通工作，一旦工作做通，他就陪我们一起进村与死者亲属及村民们见个面，再开个短会，同时将赔偿金当面交清，此事就可了结了。我们对警察局长再致谢意。他的热情、豪爽及说话、做事的干净利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家长、村长淳朴善良，干戈化为玉帛
我们回到大使馆后将工作情况向项大使做了汇报，又向吴队长及医疗队有关医生作了通报，他们听后心中也踏实了许多。
两天后，我到警察分局听信。警察局长告诉我，他已去过死者家中，这家有男女9个小孩，全家对那个小男孩被压死都十分悲痛。他与孩子家长和村长充分交换了意见，家长和村长都很通情达理，称中国医疗队远离祖国、亲人来帮助纳米比亚人民，压死他们孩子并不是故意的，让肇事者去坐牢，孩子仍然不能起死回生，倒不如不起诉他，让他为多救些利比里亚其他的孩子而工作吧。现在，他和孩子家长、村长一切均已谈妥，大使馆尽可放心。
又过了两天，我们在警察局长的安排下，带着2500美元现金和几纸箱的烟酒、食品、日用品，由警察局长带领进了村。死者亲属和村民们早巳都集合在村子里的一块空场上，等候我们的到来。在警察局长的介绍下，我们和死者亲属、村长、村民们一一握手。随后，警察局长宣布开会，并担任了会议的主持人。在局长的安排下，我方首先发表简短讲话。大意是：中、利两国人民有着良好的传统友谊，两国友好合作不断发展。中国帮助利比里亚修建了体育场，帮助利比里亚人民种旱稻，还派医疗队到利比里亚救死扶伤。为帮助利比里亚人民，已有两名中国专家在利比里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但不幸的是，中国医疗队虽救活、治愈了众多利比里亚病人，这次却意外地将你们的孩子压死了，给你们带来了极大痛苦。对此，中国大使馆和医疗队都感到无比悲痛，谨向死者亲属表示深切的哀悼。中国医疗队一定加倍努力工作。用救治更多利比里亚病人和孩子的实际行动告慰死者的在天之灵。
接着，我们将作为安葬费和抚恤金的2500美元现金和几箱慰问品交给了死者亲属。接着，身为基督徒的村长代表死者家属和全村村民致答辞。他说：“中国对利比里亚人民给予了很多帮助。中国医疗队在利比里亚为救治病人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次医疗队压死了我们的孩子，我们当然痛心，但这也是上帝的召唤，我们不能把一切都归罪于医疗队。我们希望中国医疗队更好地为利比里亚人民服务，使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不断巩固和发展。”村长的讲话赢得了一片掌声。村长讲完话后，警察局长又请死者亲属讲几句。这时，只听死者母亲说：“费尼希（Finished）。”“费尼希”是英语“完成”、“完结”、“结束”的意思，用在此处可能有两层含义：一是表示她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会议就此结束；二是她儿子的案子到此了结，她不再说什么了。村长、孩子的母亲和村民们是多么淳朴、多么厚道、多么善良啊！至此，警察局长宣布会议结束。于是，我们与死者亲属、村长和村子里的人——握手道别，对他们的友善一再表示称赞和感谢。就这样。一桩人命案终于得到妥善解决，我们心中的一块悬石这才落了地。通过处理这起人命案。我与警察局长成了很好的朋友。
有《五律》一首记之：
惊闻出车祸，路童把命丧。使馆协调细，警官办案忙。
家长免起诉，吴队愿赔偿。干戈化玉帛，教训莫相忘。
亲历流血军事政变
我在中国驻利比里亚大使馆工作期间，还遇上了一次已经成功但最终归于失败的流血军事政变。虽时隔二十多年，但这次政变的一些情景在我脑海里仍记忆犹新。
广播中传来政变成功的消息
1985年11月的一天清晨，我起床后习惯性地打开了放在床头柜上的收音机。凝神一听，利比里亚国家广播电台正播出一条令人十分震惊的新闻：利比里亚武装部队参谋长奎翁巴将军发动军事政变成功，推翻了国家元首塞缪尔。多伊领导的政府。政变领导人奎翁巴将军向全国发表讲话。称多伊政府是一个腐败的政府，弄得民不聊生，它已不能代表人民，也不能继续领导利比里亚这个国家。因此，利比里亚的爱国军人起来将其推翻了。奎翁巴将军还要求全国人民保持镇静，支持新政权，共同建设自己的国家。
驻在国发生军事政变的消息立即在大使馆内传开。我和使馆的同事们顾不上吃早饭，马上出去观察形势，了解各方人士及广大公众对这次政变的反应。我们到了大街上，只见到处人山人海，男女老少欢声笑语，载歌载舞，欢庆政变获得成功。
这次军事政变是利比里亚历史上的第二次军事政变，虽来得突然，却并非偶然。1980年4月12日，当时担任保卫总统府重任的军士长塞缪尔，多伊，率领手下16名士兵在总统府发动军事政变。他们冲进了总统办公室，但面对他们平时十分敬畏的托尔伯特总统、特别是当总统对他们软硬兼施时，多伊害怕了，后悔了，动摇了，不敢下手。正当多伊犹豫不决时，参与政变的士兵奎翁巴挺身而出。他对多伊和其他士兵们说：“事已至此。现在只有一条道走到底，立即把总统杀掉，大家才有出路。如果今天放了总统，明天我们17个人就只有死路一条。”在奎翁巴的提醒及其果敢精神的鼓舞下，多伊终于横下一条心，下令开枪将托尔伯特总统打死。随后。多伊又通知平时与总统关系较密切的七八名部长到总统府集中。当他们陆续到达总统府后，多伊立即将他们押送到海边，绑在沙滩上的木桩上统统开枪打死。
这第一次政变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成功了。其中奎翁巴在紧要关头砥柱中流，发挥了主心骨的关键作用，故在政变后成了多伊军政府中的第二号人物，掌握着军队的实际指挥大权。开始两三年，多伊与奎翁巴的关系还算不错，但后来两人逐渐发生了政见分歧。主要是多伊专制腐败，贪图享乐，置人民疾苦于不顾；而奎翁巴则比较清正廉洁，想为人民办点好事、实事。对于多伊的腐败和奎翁巴的廉洁，我本人也有切身体会。例如：我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的一家汽车修理厂就亲眼见过多伊乘坐的汽车是一辆黑色奔驰1000加长超豪华型防弹轿车；又听一名马来西亚商人说。他在利比里亚采伐木材，除向当地有关部门按合同付款外，还要在合同外向多伊夫人交钱。
每采伐一立方米木材就要向她支付5美元；而奎翁巴确实比较清廉。当时，他贵为政府二号人物，又掌管着军队指挥大权，可谓权倾朝野，但他举行婚礼时却一切从简，悄然无声，连驻利比里亚的外交团也没有通知。事后，我馆刘溥大使让我去送给他一件礼品。我记得是一幅画，用礼品纸包好后给他送去。我原以为他一定住在一幢像样的别墅里，想不到他就住在军营一栋极普通的平房里，陈设也十分简陋。可以说，他平时都和士兵摸爬滚打在一起。深受士兵爱戴。
奎翁巴对多伊的腐败日益不满，多次向多伊苦谏，希望多伊以国家大局为重，廉政爱民。但多伊却不以为然，对奎翁巴的话置若罔闻，仍然我行我素，两人矛盾不断激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军权在握的奎翁巴发动一场政变推翻多伊也就不可避免了。
奎翁巴的麻痹轻敌使政变遭到失败
奎翁巴发动政变，得到了大多数军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但他也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只看到在首都他身边的军队一举拿下了国家广播电台，又包围了总统府，全国都知道他已政变成功，百姓万人空巷上街庆祝，而忽视了参与政变的军队尚未攻占总统府，特别是未能打死或活捉多伊。更未调集首都以外的军队开赴首都支援他，巩固政变胜利成果。他只忙于接受群众的欢呼。而忘记了立即采取措施，不给多伊以喘息并组织反扑的机会。结果，被困在总统府內的多伊一面利用建筑物的优势组织总统府卫队阻挡奎翁巴部队的进攻。一面以利比里亚武装部队总司令的名义向驻守在首都郊外巴克莱训练中心的部队指挥官下达命令，要他火速率其部队解救总统府之危，并重新夺回广播电台。驻守巴克莱训练中心的指挥宫与多伊平日关系不错，加之多伊以高官厚禄许之，故他立即率其所辖的两营部队直扑首都蒙罗维亚。首先以绝对优势兵力打败了守卫电台的政变部队，夺回了电台。
并在电台反复播放多伊派人从总统府偷送出来的录音讲话。多伊在录音中对全国军民讲，奎翁巴发动的政变已经被挫败，他本人安然无恙，仍是利比里亚的国家元首。他号召全国军民与政府站在一起，彻底粉碎这场政变。接着，巴克莱训练中心的部队又乘胜攻击包围总统府的政变部队。包围总统府的政变部队从广播中听到政变已经失败的舆论宣传，知道电台已经失守，士气受到影响，在总统府卫队和巴克莱训练中心部队的内外夹攻下很快被打垮。就这样，奎翁巴将军发动的这场政变最后以失败而告终。重新坐稳江山的多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悬赏捉拿或击毙奎翁巴。三天后，一名士兵在一片树林里搜寻时发现了饥渴难熬的奎翁巴，并开枪将他打死。
多伊对奎翁巴痛恨到了极点，即使在奎翁巴死后也不放过他。据说，多伊将奎翁巴的尸体剁碎后放到一口大锅里熬汤。让支持他的官兵每人喝上一口，一方面为他们壮胆，另一方面让他们以此表明与奎翁巴势不两立的决心。多伊的这一暴行，遭到国内舆论界和公众的严厉谴责。当时就有人预言。多伊如此残暴，将来也不得好死，这话果然应验了。后来，利比里亚发生内战，多伊被反对派乱枪打死，身上的阳物也被反对派一刀割了下来。有《念奴娇》一词记之：
枪林弹雨，号声急，突发军事政变。奋起貔貅。三千一，矛头所向无敌。万人空巷，载歌载舞，举国齐欢庆。不该轻敌，放得穷寇喘息。多伊急召旧部，火速出动，反击如闪电。政变部队防不及，奎帅惨遭枪击。还不解恨，剁成十八块，熬了汤喝。要遭报应，只缘残忍至极。
宵禁期间我每天都在枪口下工作
就在多伊粉碎奎翁巴政变的当天，利比里亚国家广播电台宣布在全国实行宵禁。禁令称：从晚上6点到次日早晨6点，不论是利比里亚人还是外国人。包括各国驻利比里亚的外交人员在内。都不得外出。若在这一时间段内发现有人在室外，一律格杀勿论。与此同时。首都蒙罗维亚城內的主要路口及从首都通向机场及外地的各个交通要道全都布满了岗哨。由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守。我清楚地记得，从坐落在首都近郊的中国大使馆进城的路上以及从首都到罗伯茨国际机场的路上都布了4道岗哨。
当时，我在大使馆办公室工作，跑外勤是我的工作任务之一。由于当时驻在国电话线路经常不通，对外联络、办事、采买等诸事全靠自己出去跑，外出办事是我每天必不可少的任务。使馆里的人别人几天不出去不要紧，而我一天不出去也不行。外面这么乱，又必须往外跑，只有靠自己胆大加小心了。与此同时，我每次出去都在车上多带一些小瓶白兰地酒、折叠纸扇、清凉油之类的小礼品。以便随时赠送，应付一时之需。我外出办事当然不会在早上6点前出发，但下午必须要在5：30左右回到使馆。有一次，我到机场去接新派馆员王晓同志到馆工作，按飞机正常到达时间，下午5：30左右将人接到使馆应无问题。但不巧飞机晚点，我只好为他在机场旅馆安排好房间，再与有关航空公司设在机场的办公室联系，给值班人员写了一张纸条，告诉他们我馆新来馆员的姓名和我为他安排的房间号码，请他们帮助在机场接他，再领他到机场旅馆住下，并请他们告诉他下午6点到早上6点这段时间务必不能到室外活动，第二天上乍我再到机场接他回使馆。安排好这一切后，我则赶快和司机驱车返回使馆。由于大使馆电话长期不通，当时又没有手机，我一出门就与使馆失去了联系，故不管接到人还是接不到人，都必须返回使馆，否则使馆会认为我们在外面出了事，会对我们的不归万分焦急。我们出了机场，经过4道岗哨，到达使馆已是5：50分，离那个“格杀勿论”的时间还有10分钟。真的好悬！其时大使馆的人在5点半钟时还见不到我们把人接回使馆，都从办公楼里走出来在使馆大院中焦急地等待，并为我们捏了一把汗，我回到使馆后告知原委，大家这才松了口气。
平时，我坐在挂着外交车牌的外交车上，外出办事都是一路畅通无阻。但在流血政变的非常时期，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不管你是什么人，坐什么车，经岗哨时一律都要停车、下车，接受检查。更何况政变期间在岗哨临时执勤的士兵谁也不认识我，哪有不检查的道理。我每天从使馆进城、再从城里返馆都要经过4道岗哨。车子靠近岗哨时必须开得很慢，到了岗哨前必须停下，人下车，拿出身份证接受检查。当车子缓缓驶向岗哨时。几个士兵的枪口一齐对着车头；我走下车后，又将枪口一齐对着我，其中一人过来检查我的证件。我说明我是来自友好国家中国的外交官，同时拿出外交宫身份证送检，又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小瓶酒、折叠扇之类的小礼物相赠，这样我就可较快地被获准放行，有时也可免去打开汽车后备箱检查这一程序。
在实行宵禁的十多天中，我每天至少要进城或去机场一趟，来回都要经过4道岗哨，那乌黑的枪口每天总有七八次对着我的胸膛。说实在的，当时我虽认为我是一名外交人员，而且是一名中国外交官，只要我不做违规的事，当地士兵是不会伤害我的，但也并非一点不觉得害怕。鉴于子弹已经上了膛，那乌黑的枪口老是对着我，若是哪天哪个士兵万一在不经意间扣动扳机，那麻烦不就大了？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哩。
有《七绝》一首记之：
兵荒马乱仍欲出，几多枪口对我胸？
非是鄙人不怕死，只缘外交责任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