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文化建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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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周向军等著
出 版 社： 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0-1字数：版次： 1页数： 356印刷时间：开本： 32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209045759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本书共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从语义学的角度，对“发展”、“发展观”特别是“科学发展观”，对“文化”、“先进文化”、“文化发展观”特别是“科学的文化发展观”等等基本范畴和概念及其关系进行了梳理、辨析和阐述。第二部分，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概略考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科学发展的历史进程。第三部分，从国际与国内两个方面，阐述了现实向中国共产党人提供的机遇和提出的挑战，阐述了进一步推进文化科学发展是面向新世纪新阶段新实际正确的战略选择。第四部分，从文化科学发展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文化科学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文化科学发展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系等等方面，具体阐述了文化科学发展的战略意义。第五部分，运用系统论的方法，对文化科学发展的系统工程，从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努力建设和谐文化；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等方面进行了重点说明。第六部分，从规律论的角度，深入具体地揭示了文化科学发展所要遵循的客观规律。第七部分，从客体与主体关系的角度，阐述了人民群众、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作为文化科学发展主体的作用，以及如何正确而充分地发挥这些作用。
目录
科学发展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成果
引言
一、科学发展观与科学的文化发展观
（一）发展、发展观与科学发展观
（二）文化、先进文化与文化发展观
（三）从科学发展观到科学的文化发展观
二、文化科学发展的历史进程
（一）创立并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
（二）社会主义新文化在探索中的发展
（三）创立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三、文化科学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一）文化科学发展的国际机遇与挑战
（二）文化科学发展的国内机遇与挑战
四、文化科学发展的战略地位
（一）文化的科学发展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二）文化的科学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
（三）文化的科学发展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四）文化的科学发展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五）文化的科学发展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六）文化的科学发展与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
五、文化科学发展的系统工程
（一）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努力建设和谐文化
（二）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三）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五）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
（六）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七）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六、文化科学发展的基本规律
（一）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二）实现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的协调发展
（三）正确认识和处理文化自身科学发展中的重大关系
七、文化科学发展的主体诉求
（一）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发展中的主体作用
（二）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三）提高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科学发展的能力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书摘插图
一、科学发展观与科学的文化发展观
“文化的科学发展”，按照我们的看法，这里有其特定的含义，简单地说，就是如何在科学发展观地统领下，确立并坚持科学的文化发展观，从而更好更快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此相联系，其中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发展”、“发展观”特别是“科学发展观”和“文化”、“先进文化”、“文化发展观”特别是“科学的文化发展观”等等基本范畴和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这是我们首先必须正确理解和把握的。因为，它们是我们进一步研究文化科学发展问题的前提。因此，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参照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结合国内外历史和现实的实践，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实际，对这些范畴或概念及其关系做出明确的说明和解读。
（一）发展、发展观与科学发展观
1.“发展”的内涵与发展观的演变
“发展”这一范畴，是大家都熟知的。然而，像许多我们熟知的范畴一样，熟知并非真知。到底什么是发展，什么不是发展，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说得清楚的，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发展这一范畴涉及到许多学科，本身就是一个模糊而不统一的概念，而且常常被蒙上一层政治性的色彩。像“变化”、“变革”、“生长”、“进化”、“进步”、“前进”乃至“现代化”等等概念都和发展相关。对它的说明，人们完全可以从不同的意义和角度上作出不同的解说。著名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把发展界定为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的变革，是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实证主义者如孔德、斯宾塞等人，则在社会学上把发展理解为进化，认为社会发展就是社会进化，就像生物进化一样。在我们看来，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发展总是和“运动”、“变化”相联系，在辩证法体系中它们属于同一序列的范畴。但又与后两者有区别。“运动”就其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包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变化”这一概念则重在强调具体的运动，即有方向的运动，既可能是上升的运动，也可能是下降的运动，还可能是平行的运动。而“发展”是指具体的、前进的变化或进化，是向前、向上的变化和运动。尽管有下降、重复、循环的各种运动形式伴随发展，但发展的本质永远是新陈代谢，即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发展永远是事物运动多向性中的主流。
在现实生活中，“发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发展，是哲学意义上或一般意义上的，与“进步”大致相同，泛指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过程。狭义上的发展，特指一个社会或某一类社会的进步或进化。目前，在我国，人们常说的发展，更多的是狭义上的发展，主要指发展中的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也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作为社会发展意义上的“发展”，内容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发展。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全面的社会进步过程。
物质世界是永恒发展的，发展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发展观则是后来才产生的。有了事物的发展才有了人们的发展观。“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从性质上来说，发展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科学的发展观，一类是不科学的发展观。科学的发展观，也就是正确的发展观；不科学的发展观，也就是不正确的发展观。两者区分的主要标准，一是看其是否合乎发展的规律性，即“合规律性”，二是看其是否合乎主体的需要和目的，即“合目的性”。科学的发展观，既合规律性又合目的性，是两者的有机统一；非科学的发展观，或者是不合规律性，或者是不合目的性，又或者是既不合规律性也不合目的性亦或两者的分离。
邓伟志先生曾经指出：“从理论上说，从历史的演化看，发展观的演化已经到了非要把发展观再提升一个境界不可的地步了。人类告别古猿以后，二三百万年来一直在发展，但是没有什么发展观。在两三千年前，有人对发展问题发表过一些观点，但是不系统。现代的发展观始于20世纪40年代，是由政治学家们提出，由法兰克福学派形成的‘工业文明观’。因为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受战争影响，视军力为国力，继而又提出实力论，视GDP为发展的首要标志。因此，工业文明观简而言之是‘发展＝工业’，至多是‘发展＝经济’。第二阶段的发展观是于1969～1973年由罗马俱乐部的未来学派提出的‘增长极限论’。他们批判以经济为中心，认为生态快到极限了，经济增长再过100年也到极限了，于是提出了‘经济＋自然＝发展’的思想。紧接着，由欧美一些经济学家组成的‘新经济学研究会’又作了进一步的思考。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发表了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长篇报告，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作为发展观第三阶段的可持续发展观，简而言之是‘经济＋自然＋社会＝发展’。20世纪80年代，多学科介入发展观的研究，于是产生了综合发展观。至90年代，综合成了‘经济＋自然＋社会＋人＝发展’。这是发展观的第四阶段。在第四阶段虽然加进了‘人’，但是还没有十分突出人。在作为第五阶段重要标志的1995年的哥本哈根世界人口与发展会议上，着重提出了‘以人为中心’，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全体人民’。这就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上述五个阶段都是由外国提出来的。”邓伟志先生的上述说明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情况。
从国内来看，建国以来，发展观也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对于这个过程如何看？有的学者将其分为三个阶段：1949～1978年间的经济增长导向型发展观、1979～1994年间的经济发展导向型发展观、1995年至今的经济社会进步导向型发展观。对此，汪青松先生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的发展观历经四个阶段，科学发展观是在继承前三代发展观的基础上创立的第四代发展观”。而且他认为：“首先，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代发展观称之为经济增长导向型是不准确的。第一代发展观既是经济增长导向型的，又是革命与建设‘两个中心’式的。”“其次，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代发展观不只是经济发展导向型发展观，而且是经济发展与全面发展相结合的发展观。”“再次，把1995年至今的发展观统称为第三代发展观，并表述为经济社会进步导向型是不妥当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三代发展观形成于1989～2002年间，其特征是综合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统一。”“最后，应该把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定位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四代发展观，其内涵是不仅要实现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而且要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我们认为，从总体上说，从基本观点上看，汪青松先生的看法比较符合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展观发展的实际情况。
2.科学发展观的真谛及其科学性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这样的发展观称之为“科学发展观”。随后，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2月在全国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的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在2004年3月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对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和要求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述。这不是标新立异，而是为了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经济社会发展更高更全面的要求，立足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同时借鉴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吸收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成果，进一步与时俱进，进行理论创新的产物。它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中国化，又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与中国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新实际相结合的又一个重要理论成果。
如何认识这一成果呢？如何抓住科学发展观的真谛呢？与此相联系，如何认识这一发展观的科学性呢？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发现，有许多人仍对“科学发展观”抱有这样那样的认识误区，这些认识误区是我们推进文化科学发展的观念障碍。因而，首先纠正这些认识误区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种认识误区：有人认为，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发展就等于没有重点，等于平均发展，甚至等于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指导思想的否定。
这就从一种片面性走向了新的片面性。改革开放初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法，是针对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来的，针对生产力落后的现实状况提出来的。但是，正确的理论并不总是正确地落实到实践上。由于重经济发展轻社会发展，出现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小儿麻痹症”现象。许多人自觉不自觉地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对立起来。也正是因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稍不注意，就容易忽视和放松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建设，造成片面发展。
很显然，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是针对过去在实际工作中曾出现的片面发展而言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并不意味发展无重点。由于经济发展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固有的地位所决定，经济发展这一重点是贯穿于经济发展全过程的；但有些方面过去可能不是重点，比如“三农”问题、扩大社会就业问题等，随着社会发展走上了新的台阶，其重要性日渐突出，如果不予以足够的重视，可能会影响到社会整体的发展。因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全面发展仍然是有轻重缓急的发展，是重点中的全面。更重要的是，发展是一个历史的概念。由于种种条件约束，人类从片面发展走向全面发展也只能是一个过程，全面发展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是旨在说明，我们过去的一些发展思路、发展观念已越来越不适应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据联合国统计，我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在第104位，公共卫生方面的综合评估还要靠后。诚然，经济决定政治和文化，但政治和文化也有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反作用也会演变为决定性作用。强调“全面”，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政治与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以期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提供政治保障和文化支撑。
因而，不能因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忽视社会的全面发展，也不能因为强调“全面”发展就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实践反复地启示我们，经济发展虽然不是发展的全面内涵，却是发展的核心内涵。因此，温家宝总理在全国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究班结业会上，以“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为题的讲话中，明确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首条内涵，强调“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发展，首先是发展经济。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为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第二种认识误区：科学发展观强调“不唯GDP”等于不重视GDP。GDP是一国内商品与劳务的总和，作为经济总量指标，GDP一直受到各国重视，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感叹GDP是人类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但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发展走向了某种片面性：有人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演变为“以GDP为中心”，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把“发展是硬道理”扭曲为“GDP增长是硬道理”，把“发展是第一要务”扭曲为“GDP增长是第一要务”，GDP被放在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为只要GDP上去了，其他方面也就自然而然上去了。在一些地方，存在着“一俊遮百丑”、“经济好，一好百好”的现象，都是“以GDP论英雄”，其他任何指标，例如教育、文化、卫生、环保等等，统统都要为GDP让路。这种单纯追求GDP，一切为了GDP，把GDP增长作为唯一追求，甚至不惜以破坏资源、损害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发展模式和思路，是有很大问题的。这主要是因为，GDP并不反映经济活动中的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不反映所取得的数字中资源与环境的代价，不反映生产的分配状况，掩盖了一个国家内部的贫富差别，更不能衡量诸如社会公正、快乐和幸福等价值判断。因而，简单地用GDP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水平是不够全面的。鉴于此，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设法创造出能够反映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发展指标和用反映人的需求的生活质量指标取代GDP指标。如“绿化GDP指标”、“人文社会发展指标”、“纯经济福利指标”等等。
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科学发展观强调“不唯GDP”，并不是不重视GDP，而是还GDP以本来面目。到目前为止，在所有的经济指标中，还没有哪个指标能完全替代GDP。即使以后有了比GDP更全面的新的指标体系，GDP也只是从“总分成绩”变成“单科成绩”，而且是最重要的“单科成绩”。所以，我们要用科学态度和科学思想方法来对待GDP核算体系，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第三种观念误区：有人认为，科学发展观强调“协调”发展意味着改革开放初期提出部分先富论的实践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部分先富论已经过时。科学发展观强调“协调”，意味着平均用力，追求四平八稳。
科学发展观强调“协调”，是有其深刻的现实针对性的。比如，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明显强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拉大。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城乡收入曾一度有所缩小，1978年城乡收入差距比为2.6：1，1985年降到了1.9：1。但以后情况逆转，1994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了2.9：1。从1995年到2002年，在经过一小段起伏后，城乡收入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到3.1：1。需要指出的是，农民的收入还要用于生产性投入，并且很少能获得城市居民那样的社会福利补贴，所以实际收入比可能更大。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比是
1.5：1，不仅发达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城乡收入比也在这样一个水平上。再比如，地区发展呈现失衡状态。“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不平衡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了“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模式，深刻地改变了我国经济格局。按照梯度转移理论，“最有潜力者优先”。国家在发展的某一阶段，都会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向最有发展潜力的区域，以形成“增长极效应”。而当这些增长极达到高度发展阶段时，就会产生“扩散效应”，促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但笔者认为，“扩散效应”不会自发地产生。当这种不平衡已经发展到严重失衡的状态时，如果仍不进行有意识的调控，就会自发形成“马太效应”，反而会制约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据有的学者的保守估计，我国地区间差距东中西是1：0.7：0.4。数字是抽象的，但所表达的含义却是严峻的。国情研究专家、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称之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西部地区落后的趋势长期得不到解决，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非均衡发展模式向均衡发展模式转型，是实现区域发展的必然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