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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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蒋晔，武京予著
出 版 社： 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9-1字数： 41000版次： 1页数： 66印刷时间： 2008/09/01开本： 32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202050095包装： 平装目录
季羡林：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季羡林小传
季羡林的故事
书摘插图
季羡林：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在北京，两次拜访季先生，一次是聚会晚宴，一次是为他祝寿。在祝寿的那次活动中，我应大学同学李林之邀，又受河南钧瓷界朋友苗峰伟之托，将一件非常漂亮的钧瓷花瓶赠送给国学大师季羡林，我当时发言的主题是：河南的钧瓷是中国的国宝，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同样是中国的国宝。今天，国宝过生日，我受朋友之托将国宝赠送给国宝。我的这番讲话引起了满堂喝彩。当我亲手将钧瓷赠送给季先生时，他老人家对如此美仑美奂的钧瓷所表现出来的喜爱神态，全部被摄影家曹文瀚先生抓拍了下来。席间，我问季老：“您这一生，和北大、清华密不可分。您是清华的学生，北大的教授，您对这两所高校的风格如何评价？”90岁的季先生非常智慧、又非常形象地告诉我：“我看，清华像杜甫，北大像李白。”
一、我在“文革”中曾经准备自杀
谈起北京大学，季羡林讲，他是！946年35岁那一年，从德国留学11年之后，归来受聘为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从那时开始计算到今天，已在这所学校任教近60年，半个多世纪的沧桑沉浮，最让他难以忘记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北大。北大曾经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派别之间的斗争很严重。1966年5月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北大贴出来之后，来北大朝拜的人，像潮水般涌进燕园。来的人每天有七八万人、甚至几十万。除了人以外，墙上、地上、树上，布满了大小字报。
北大的走资派在脖子上被挂上了大木牌，上面写着这个走资派的名字。这个天才的发明就出自北大小将们之手，当时的北大领导着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新潮流。脖子上挂木牌这一个新生事物一经出现，立即传遍了全国，而且在某一些地方还有了新的发展。挂木牌的钢丝愈来愈细，木牌的面积则愈来愈大，分量愈来愈重。如果是在屋中，则走资派站在讲台上，低头挂牌。如果是在屋外，“革命”群众坐在椅子上，走资派则站在墙头上、石头上，以便示众。批斗时首先是念毛主席语录，然后大喊一声：“把某某走资派押上来！”于是走资派就被两个或多个戴红袖章的青年学生把手臂扭到背后，按住脑袋，押上了审判台。此时群众口号震天，还连呼“什么万岁！”主要发言人走上前去发言进行批斗。发言历数被批斗者的罪状，几乎是百分之百的造谣诬蔑，最后一定要上纲上到惊人的高度：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伟大领袖。革命群众手中的帽子一大摞，愿意给“犯人”戴什么，就戴什么，还要问“犯人”承认不承认，稍一迟疑，立即拳打脚踢，必至“犯人”鼻青脸肿而已。
有一次批斗大会，每一个走资派被押上高台，喊上一阵口号，然后一脚把人踹下台去，被摔得晕头转向，从地上泥土中爬起来，一瘸一拐，逃回家去。连六七十岁的老教授和躺在床上的病人，只要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也毫无例外地被拖去批斗。他们无法走路，就用抬筐抬去，躺在“斗鬼”台上，挨上一顿臭骂，临了也是一脚踹下高台，再用抬筐抬回家去。那个时候，整个北大校园里到处在打人、骂人，灭绝人性。
1967年1月30日深夜，季羡林服了安眠药正在沉睡，忽然听到门外有汽车声，接着是一阵异常激烈的打门声。他连忙披衣起来，门开处闯进来大汉六七条，都是东语系的学生，人人手持大木棒，威风凛凛，面如寒霜。季羡林夫妇两人和年近古稀的婶母被赶到厨房里。此时正是深夜风寒，厨房里吹着刺骨的过堂风，人人浑身打战。这些人进到屋子里，愿意砸烂什么，就砸烂什么；愿意踢碎什么，就踢碎什么。遇到锁着的东西，他们不用钥匙，而是用斧砍，管你书箱衣箱，管你木柜铁柜，喀嚓一声，铁断木飞。桌子、椅子，只要能打翻的东西，都打翻了。地面堆满了书架子上掉下来的书和从抽屉里丢出来的文件。季羡林辛辛苦苦几十年积累起来的科研资料，一半被掳走，一半散落在地上。睡觉的床被彻底翻起，被子里非常结实的暖水袋，也被踏破，水流满了一床。季羡林讲：“这一夜是我毕生最长的一夜，也是最难忘的一夜，用任何语言也无法形容的一夜。”
“文革”开始后一年多以来，季羡林看够了斗争走资派的场面：语录盈耳，口号震天；拳打脚踢，耳光相间；谩骂凌辱，背曲腰弯；批斗完了，一声“滚蛋！”踢下斗台，汗流满面。到了此时，被批斗争者往往是躺在地上，站不起来。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血淋淋的斗争场面，使季羡林眼前一片漆黑……何去何从？抉择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忍受一切。一是离开这一切，离开这个世界。第一条绝对办不到；看来只有一死了之。这是一个万分难做的决定。人们常说：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倘有万分之一的生机，一个人是决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的。
季羡林是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的：“决定一旦做出，我的心情倒平静下来了，而且异常地平静，异常地清醒。我考虑我这五十多年的一生最后几个钟头必须做的事情。我有点对不起陪我担惊受怕的我那年迈的婶母，对不起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伴我度过四十年的老伴，对不起我那些儿女孙辈，对不起那恐怕数目不多的对我仍怀有深情厚谊的亲戚和朋友。我对不起的人恐怕还有很多很多，我只能说一句：‘到那边再会了。’我把仅有的几张存款单，平平淡淡地递给婶母和老伴，强抑制住自己，没有让眼泪滴在存款单上。我无言地说：‘可怜的老人！今后你们就靠这一点钱生活下去吧！不是我狠心，也不是我自私，茫茫宇宙，就只给我留下这样一条独木桥了，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半生患神经衰弱失眠症。中西安眠药服用的成箩成筐，我深通安眠药之学。平日省吃俭用，节约下来不少，我找了一个布袋子，把安眠药统统装在里面，准备走出门去在楼后爬过墙头，再过一条小河和一条马路，走到圆明园去自杀。”
就在这时，门上响起了十分激烈的敲声。红卫兵又光临了。果然，一开门便闯进来了三个学生，雄赳赳，气昂昂，臂章闪着耀眼的红光。他们是来押解季羡林去进行批斗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深知自己毫无发言的权力。只是一头赶赴屠宰场的牲畜，任人宰割，任人驱使，便立即偷偷地放下那只装着安眠药的袋子。季羡林意识到，一场特大的风暴正在峡上盘旋。
季羡林在回忆这段批斗时，像回放一盘录相带那样清晰痛苦：“我蓦地听到空中一声断喝，像一声霹雳：‘把季羡林押上来！’于是走上来了两个红卫兵。一个抓住我的右臂，拧在我的背上。一个抓住左臂，也拧在背上。同时，一个人腾出来一只手，重重地压在我的脖颈上，不让我抬头。我就这样被押上了批斗台，又踉踉跄跄地被推搡到台的左前方。‘弯腰！’好，我就弯腰。‘低头！’好，我就低头。但是脊梁上又重重地挨了拳：‘往下弯！’好，我就往下弯。可腿上又凶猛地被踢了一脚：‘再往下弯！’好，我就再往下弯。我站不住了，双手扶在膝盖上。立刻又挨了一拳，还被踢了一脚：‘不许用于扶膝盖！’此时双手悬在空中，全身的重力都压到了双腿上，腿真有点承受不了啦。我真想索性跪在地上。但是，我知道那样一定会招来一阵拳打脚踢。我现在唯一的出路只有咬紧牙关忍受一切了。
“我的双腿已经再没有力量支撑我的身体了，酸痛得简直无法形容。我眼前冒金星，满脸流汗，我咬紧了牙根，自己警告自己：‘要忍住！要忍住！你可无论如何也不能倒下去呀！否则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忽然，完全出我意料，一口浓痰啪地一声吐在我的脸上。我当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我也只能‘唾面自干’。想用手去擦，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牙根咬了再咬，心里默默地数着数，希望时光赶快过去。
“突然间，大饭厅里沸腾起来，一片震天的口号声，此伏彼起，如大海波涛：批斗大会原来结束了。我还没有来得及松一口气，又被人卡住脖子，反剪双手，押出了会场，押上了一辆敞棚车。我意识到我的戏还没有演完，现在是要出去‘示众’了，革命小将们让我站在正中间，仍然是一边一个人，扭住我的胳臂。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敢看。只觉得马路两旁挤满了人。有人用石头向我投掷，打到我的头上，打到我的脸上，打到我的身上。我觉得有一千只手挥动在我的头顶上，有一千只脚踢在我的腿上，有一千张嘴向我吐着吐沫。汽车只是向前开动，开到什么地方去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北大住了将近20年，每一寸土地我都是熟悉的。可我现在完全糊涂了。我现在像一只颠簸在惊涛骇浪中的小船，像一只四周被猎犬包围住的兔子或狐狸，像随风飘动的柳絮，像无家可归的飞鸟。路旁的喊叫声惊天动地，口号声震撼山岳，形成了雄壮无比的大合唱。我脑袋里糊里糊涂，昏昏沉沉。我知道，现在是生命掌握在别人手中，横下了一条心，听天由命吧。
“过了不知多久，也不知道车开到了什么地方。车猛然停了。一个人一脚把我踹下了汽车。我跌了一个筋头，躺在地上。拼命爬了起来。一个老工人走上前来，对着我的脸猛击一掌，我的鼻子和嘴里立即流出了鲜血。忽然听到头顶上一声断喝：‘滚蛋！’我知道是放我回家了。我真好像是旧小说中在‘刀下留人！’的高呼声中被释放了的死囚。此时我的灵魂仿佛才回到自己身上。我发现，头上的帽子早已经丢了，脚上的鞋子也只剩下一只。
“这是我活了50多年第一次受到的批斗，它把人的残酷的本性暴露无遗。然而它却在千钧一发之际救了我一条命，我猛地意识到，如此残酷的批斗我都_可以忍受得住，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不死啦！我要好好活着。当时，押解我的红卫兵如果晚来半个小时的话，我早就走出了门，爬过了楼后的短墙，到了圆明园，服安眠药自尽了。”
二、“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至今总结得不够
我儿子蒋宽在北大附小读书，有一天，冰心的女儿吴青给他们班上课，儿子回到家问我：“爸爸，吴青奶奶告诉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我大吃一惊，今天的孩子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文化大革命”了，“文革”有可能被下一代所淡忘、渐渐变成遗忘。如果出现这种情形，那么，历史的悲剧还会在以后某个时期重演。
基于此我问季羡林先生：“巴金先生在《随想录》中呼吁建设‘文革’博物馆，您对这个呼吁如何评价？”他讲：“巴老的这个建议非常重要，我们至今对‘文革’教训总结得不够。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无‘文化’，也无‘革命’，是场不折不扣的货真价实的‘十年浩劫’。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共识，决没有再争论的必要。在这场空前的浩劫中，我们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所受的损失可谓大矣。这一笔帐实在没有法子算了。我个人一向认为，十年浩劫是总结教训的千载一时的好机会，是亿金难买的反面教员。从这个教员那里，我们能够获得非常非常多的反面的教训；把教训一转化，就能成为正面的经验。无论是教训还是经验，对我们进一步建设国家，都是非常有用的。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正在错过一个恐怕难以再来的绝好机会。”
我告诉季先生：“现在关于‘文革’的研究很困难，人们心有余悸，不敢说真话、实话，甚至还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可以不必再管它了。对此，您老人家是如何判断的？”季先生讲：“我也在思考‘文化大革命’过去了没有？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已经过去了；但是，如果细致地观察一下，情况恰恰相反。你问一问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迫害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如要他们敢讲实话的话，你就会知道，他们还有一肚子气没有发泄出来。今天的青年人对‘文化大革命’不了解，听讲‘文化大革命’，如听海外奇谈。我觉得值得忧虑的正是这一点。他们不了解前车之鉴，谁能保证，他们将来不会干出类似的事情呢？至于中老年受过迫害的知识分子，一提“文化大革命”，无不余怒未息，牢骚满腹。
“在‘文革’打砸抢分子中有一些变色龙，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他们一看风头不对，立即改变颜色。有的伪装成正人君子，有的变为某将军、某领导的东床快婿，在这张大伞下躲避了起来。有的鼓其如簧之舌，施展出纵横捭阖的伎俩，暂时韬晦，窥探时机，此等人野心大，点子多，深通厚黑之学，擅长拍马之术。他们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社会潜在的癌细胞，迟早必将扩张。我们当时放过了这些人，实在是埋藏了后患。我希望经历过‘文革’灾难的人把自己亲身感受的吠难写出来。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更残暴的蠢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今天的青年人，你若同他们谈十年浩劫的灾难，他们往往吃惊疑惑地瞪大眼睛，样子是不相信，天底下竟能有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他们大概认为我在说谎，我在谈海上蓬莱三山，虽然有一段时间流行过一阵所谓‘伤痕’文学。然而，根据我的看法，那不过是碰伤一块皮肤，只要用红药水一擦，就万事大吉了。真正的伤痕还深深埋在许多人的心中，没有表露出来。我期待着当事人有朝一日会表露出来。
“此外，我还希望那些折磨人甚把人折磨致死的‘造反派’打砸抢分子，能够把自己当时折磨人的心理状态和折磨过程也站出来表露一下写成一篇文章或一本书。这一类人现在已经五六十岁了，即使别人不找这些人算账，他们自己如果还有点良心，有点理智的话，在今天灯红酒绿之余，清夜扪心自问，你能够睡得安稳吗？如果这一类人也写点什么东西的话，拿来与被折磨者和被迫害者写的东西对照一读，对我们社会的教育意义，特别是我们后世子孙的教育意义，会是极大极大的。”
三、东方智慧将挽救人类
谈起世界发展的前途，一脸忧虑的季羡林讲：“我本来希望2！世纪世界人民，特别是发达国家中的人民，能够更聪明一点，更理智一点。然而2！世纪已经呈现在我们眼前，可是世界和平遥遥无期，称霸的照样称霸，侵略者照样侵略，烽火四起，矛盾丛生。那些侵略的罪犯们一点改恶从善的迹象都没有。人类前途究竟走向何处？我觉得十分茫然。我认为全世界人民都应该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不要互相欺诈，互相仇恨。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一种追求天下太平的和平文化。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人民。众所周知，中国人民所崇拜的是包拯、海瑞、岳飞、文天祥、邓世昌、林则徐和张学良那样的清官和民族英雄。
“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才二十来年，国民经济刚开始有一点发展，改革的任务还十分繁重，西方国家就有人提出所谓中国威胁论，这真是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的莫大误解。我在这里指出这一误解，目的是想说明，这世界是多么需要各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啊！
“中国知识分子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不能望其项背的。尽管眼下似乎有一点背离这个传统的倾向，例证就是苦心孤诣千方百计地想出国，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这只能是暂时的现象，久则必变。就连留在外国的人，甚至归化了的人，他们依然爱自己的祖国。何况出去又回来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呢？我们对这种人千万不要‘另眼相看’，至于没有出国也不想出国的知识分子占绝对的多数。如果说他们对眼前的一切都很满意，那不是真话。但是爱国主义在他们心灵深处已经生了根，什么力量也拔不掉的。甚至泰山崩于前，巨雷震于顶，他们会依然执爱我们这伟大的祖国。这一点我完全可以保证。只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就足够了。如果不爱自己的祖国，巴老为什么以老迈龙钟之身，呕心沥血来写《随想录》呢？对广大的中国老、中、青知识分子来说，我想借用一句曾一度流行的、我似非懂又似懂得的话：爱国没商量。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
我问季老：“您在许多文章中，都讲中国几千年灿烂的文化将对挽救人类的命运，起到巨大的作用。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季羡林说：“东方文化的中心，我认为是‘天人合一’。意思就是人与自然要成为朋友，不能成为敌人。人本来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但是自从变成了人，就与大自然对立起来。我主张‘天人合一’。
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合，就是互相理解，结成友谊，不能相视为敌人。西方的‘征服自然’，从哲学的高度来考虑，是错误的。从实际的角度来考虑，人与自然隔离久了，也想‘复归自然’的。陶渊明的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他辞去官职，返回到故乡的田园，心里是多么高兴！人世与自然界都充满了矛盾，这是不可避免的。有了矛盾，就要加以解决。矛盾解决了，就达到了和谐。和谐是人生和宇宙的最高准则。多解决一次矛盾，和谐的水平和质量就能提高一步。
“今天的人们仍然生活在大自然中，人类生存所必需的衣、食、住、行，哪一件也离不开大自然，哪一件也得向大自然索取。怎样去索取？就产生了索取方式的问题。方式不外两种：一种——如果允许我利用当年“四人帮”的说法的话——‘文斗’，另一种当然是‘武斗’。、所谓‘文斗’就是用比较文明的方式，向大自然索取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不动刀动枪，不用动武。所谓‘武斗’就是要使用武力，动刀动枪，把大自然视同敌人。这是人类处理自己与大自然关系的两种最基本方式。
“从最广阔的角度上来看，如果把世界分为东方和西方两大地域，东方主张用文，而西方则主张用武，主张用武力征服自然。西方文明自工业革命以后‘征服’大自然的结果，确实给人类带来了不少福利。这是人所共见的。但同时也带来了大量有形的和无形的灾难，比如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物种灭绝、人口爆炸、新疾病产生、淡水资源缺乏、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仇恨增加、不同文化的冲突等等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