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认错？我们为什么会有如此愚蠢的信念、错误的决定和让别人受伤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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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阿伦森著，邢占军译
出 版 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1-1字数：版次： 1页数： 216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I S B N ： 9787561763506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塔夫里斯和阿伦森将他们杰出的才能结合一起，构建了一个富有社会洞察力并及具科学性的熠熠生辉的模型。假如你不想犯错误，就一定要阅读这本书。
《影响力》作者罗伯特西奥迪尼
“这是一部引人人胜而又赏心悦目的著作，但是睿智是其主要特点。塔夫里斯和阿伦森解释了政治家、学术权威、医生、法律工作者、心理治疗师（以及余下的如你我一样的人）是如何逐渐相信自己是正确而又有道理的……以及人们为什么在面对截然相反的证据时仍然维持那种危险的自我欺骗。”
《撞上快乐》作者丹尼尔吉尔伯特
“人不仅会犯错误，而且会将所犯错误合理化。《谁会认错?》并不会将我们变成天使，但很难想象还会有更好的（或更具可读性的）东西来引导我们发现头脑中最为糟糕的策略。”
《作弊的文化》作者大卫卡拉汉
“让人赶快替总统和他的内阁购买这本书。在国会讨论期间大声朗读此书。假如此书不能改变我们错误的思考方式，我们便注定会一起毁灭。”
《为什么人们相信怪诞的事情》作者迈克尔舍默
“最大程度地将学术同散文的清新诙谐结合在一起，塔夫里斯和阿伦森揭示了许多人类行为的奥秘。读起来轻松自如，我们在每一章节都会有惊人的发现。”
《证人证词》作者伊丽莎白洛夫特斯
“塔夫里斯和阿伦森并不能让任何人摆脱困境，但是他们的确教给人们如何避免一次又一次地落入陷阱。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迫切的需求和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领导者该做什么》作者沃伦本尼斯
本书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卡罗尔塔夫里斯和我们这个时代最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之一艾略特阿伦森新近合作推出的一部作品。本书首先是写给如你我一样会犯错误的普通大众的，作者寓社会心理学原理于生活之中，通过大量的生活案例和实验研究，启发人们关注人类自我所固有的一种心理误区——尽一切可能为自己的错误辩护，并将自己的决策和行为合理化。正是由于这一误区的存在，人们会在不知不觉之中陷入危险的自我欺骗之中，走向偏执乃至残忍，其结果是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隔阂，甚至导致不断升级的杀戮与战争。自我辩护会让那些负有较大责任的社会决策者，例如政治家、学术权威、医生、法律工作者、心理治疗师等，偏离自己的职业准则和客观价值，对公众的利益带来威胁，甚至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内容简介
当事情陷入僵局的时候，人们为什么会推卸责任？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公众人物在事情搞砸时不能坦然面对？为什么难以计数的夫妻总是为孰是孰非争来争去？为什么我们总是看到他人的虚伪，而不去反顾自身？难道说我们都是骗子吗？或者说，我们都对自己所说出的话信以为真吗？
在这本极具洞察力和吸引力的著作中，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卡罗尔塔夫里斯和艾略特阿伦森深入探讨了人类大脑是如何进行自我辩护的。每当犯下错误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消除那些动摇自我价值感的认知失调。我们会任凭自己的头脑虚构出免除责任的种种理由，不断强化自己聪明、有德行、不会犯错的信念，而这种信念却恰恰令我们变得愚蠢、没有德行、错误不断。
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谁会认错？》对自我欺骗给予了精彩绝伦的解释，它告诉读者——自我欺骗是如何对人们起作用的，它可能导致什么样的危害，人们如何克服。打开本书，你就会发现：自己将永远也无法如此随意地回避责任了。
目录
导言 骗子、傻瓜、歹徒和伪君子：这些人是如何容忍自身行为的？
第一章 认知失调：自我辩护的原动力
第二章 傲慢与偏见……以及其他盲点
第三章 记忆，进行自我辩护的历史学家
第四章 良好的愿望与糟糕的实践：临床诊断的闭合怪圈
第五章 法律与失调
第六章 爱情杀手：婚姻中的自我辩护
第七章 创伤、分歧与战争
第八章 置之不理，还是爽快承认
注释
后记
译者后记
书摘插图
第一章认知失调：自我辩护的原动力
我们是整个世界上唯一能够帮助人们获得平安、安全和拯救的人！
我们的预言记录是百分之百！
阅读有关世界末日的预言是令人着迷的，有时则觉得滑稽可笑，但更为令人着迷的是：在预言失败、世界仍在运转的时候，去观察那些虔诚信徒的所思所想。请注意，他们中几乎没有人会说：“完了！简直难以相信，我会如此愚蠢地相信那些胡言乱语。”相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更加确信预言的威力。这些人坚定不移地相信，《圣经新约》中的《启示录》，或者l7世纪自封为预言家的诺查丹马斯（Nostradamus）的著述，已经预言了从黑死病到91 1之间的历次灾难，问题是他们的这些模糊不清、捉摸不透的预言只是在事件发生后才能够被理解，但是他们却并没有对此感到困惑。
半个世纪以前，一位名叫利昂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的年轻社会心理学家和他的两个助手，潜入了一个相信世界末日在12月21日来临的群体中间。2他们想要搞清楚，当（他们所希望的）预言破灭时，这个群体会出现何种状况。这个群体的领袖——研究者们称她为玛丽安科琪（Marian Keech）——许诺，信徒们将会在12月20日夜里被一架飞船接走，并飞到安全的地方。她的许多追随者放弃了工作，舍弃了家业，散发了积蓄，等待着末日的到来。在外层空间，有谁会需要金钱呢？另外一些人则恐惧地等待着，或者无望地待在家里。（科琪女士的丈夫并不相信这一切，就在他的妻子和追随者们在客厅祈祷的时候，他早早地上了床，美美地睡了一夜。）费斯汀格作出了自己的预言：那些没有得到预言家强烈许诺的信徒（这些人在自己的家里等待着世界末日的来临，期盼自己不会在午夜死去），会很快失去对科琪女士的信任。而那些放弃了自己的财产、与其他人一起等待飞船的信徒，对她所具有的神秘能力的信念会增强。实际上，他们会尽其所能地让其他人加入自己的行列。
到了午夜，院子里根本没有飞船出现的迹象，人群开始有点紧张。到了凌晨2点，他们变得非常担忧。凌晨4点45分，科琪女士抛出了一个新的版本：她说，由于她的小团队无与伦比的忠诚，世界已经被救赎了。“上帝的话是强大无比的，”她对自己的追随者们讲，“他的话已经让你们得救——由于有了你们对死亡的祷告，本该降临地球的威胁没有机会到来。现在弥漫在这间屋子里的善行和光明，并非自地球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存在的。”
人们的心境由失望变为欣喜。团队中的许多成员在12月21日之前根本没有感到有必要改变自己的信仰，现在他们开始要求新闻媒体报道这个奇迹，随后他们走上街头，拉住过往的行人，试图改变他们的信仰。最终，得到证实的是利昂费斯汀格的假定，而并非科琪女士的预言。
自我辩护的原动力，即导致人们将自己的行动和决策（尤其是错误的行动和决策）合理化的力量，是一种令人不愉快的感受，费斯汀格称之为“认知失调”。认知失调是一种紧张冲突的状态，无论何时只要某个人同时拥有心理上不一致的两种认知（想法、态度、信念、意见），就会出现这种状态，例如，“吸烟是愚蠢的，因为它能够置我于死地”与“我每天吸两包烟”。失调会导致心理上的不舒适感，从轻微的疼痛到极度的痛苦；直到找到某种减少失调的办法，人们的不舒适感才会得以缓解。在这个例子中，对一个吸烟者而言，最直接的办法是停止吸烟以减少失调。但假定他已经尝试停止吸烟但最终失败了，他就只能通过下面的方式来减少失调：让自己确信吸烟的实际危害并不大，或者让自己确信吸烟的风险是值得的——因为吸烟可以帮助他放松或者防止他身体过重（毕竟，肥胖对健康也是一种危害），如此等等。大多数吸烟者试图通过许多这类巧妙的（尽管是自我欺骗的）方式来减少失调。
失调会令人焦虑不安，因为持有两种相互矛盾的看法难免会充斥着荒谬，正如阿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所观察到的，我们人类是用尽一生来证明自身的存在不是荒谬的一种动物。费斯汀格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探讨人们如何努力使相互矛盾的看法合理化，以便让生活（至少在他们的内心）协调一致、富有意义。这一理论直接导致了超过3000项的实验研究，这些实验一起改变了心理学家对人类大脑如何进行思考的理解。认知失调理论甚至突破了学术领域，进入大众文化。到处都可以见到这个术语。本书作者之一就从电视新闻节目、政论专栏、报刊文章、汽车保险杠上的贴纸乃至肥皂剧中听到或看到过。阿莱克斯特雷贝克（Alex Trebek）在他支持的《冒险》节目中使用过，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在他主持的《每日秀》节目中使用过，《白宫风云》中的巴特勒（Bartlet）①总统也使用过。尽管这个术语被广泛使用，但很少有人能够完全理解它的含义或者体会到它的巨大驱动力。
1956年，本书作者之一（艾略特）成为斯坦福大学的一名心理学研究生。那一年费斯汀格也成为那里的一名年轻教授，他们很快便一起合作，设计实验对认知失调理论进行验证和发展完善。3他们的思想向心理学领域和一般公众所信奉的真理（例如，行为主义者所认为的，人们去做某件事情最初是由于它们能够带来奖励；经济学家们所认为的，人们一般会作出理性选择；精神分析学家们所认为的，攻击性行为会消除攻击性刺激），提出了许多挑战。
让我们来看一下认知失调理论是如何向行为主义发起挑战的。当时，绝大多数科学心理学家确信，人们的行为是由奖励和惩罚来主宰的。假如你在迷津的出口让一只老鼠饱餐一顿，它会比没有食物时对迷津学得更快，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假如你在你的狗向你伸出爪子时给它喂食饼干，它会比你对它的做法不予理睬时更快地学会这种特技。相反，假如当你的小狗在地毯上撒尿时你对它进行了惩罚，它很快就会停止那样做。行为主义者进一步认为，任何与奖励联系在一起的事物都会变得更有吸引力（由于你给了它饼干，你的小狗会更喜欢你），而任何与痛苦联系在一起的事物都会引起厌恶。
行为主义定律当然也适用于人类；没有人会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坚持做一件之味的工作，假如你为了不让自己的小孩发脾气而给了他一块甜饼干，你便教会了他在想要甜饼干的时候发脾气。但无论如何，人类的大脑都要比老鼠或者狗复杂。一条狗可能会因在地毯上撒尿被逮到而表现出懊晦，但它决不会思考如何为自己的错误行为辩护。人类则可以进行思考；而且正因为我们能够思考，失调理论证实了我们的行为会超越奖励与惩罚并将二者对立起来。
例如，艾略特预言假如人们得到某个东西时经历了极度的痛苦、不安、努力或者尴尬，他们就会比轻而易举得到它时更为幸福。对于行为主义者而言，这是一个十分荒谬的预言。人们为什么会喜欢诸如与痛苦联系在一起的事物呢？但是对艾略特而言，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自我辩护。“我是一个聪明能干的人”的认知，与“我历经艰辛才得到某个东西（例如，加入了一个令人厌烦而又毫无价值的团队）”的认知之间，会存在失调。因此，我会将自己对这个团体的认知向积极的方向扭转，努力去发现该团体积极的方面，而忽略其消极的方面。
看起来检验这个假设的最简单的方法，是对一些大学兄弟会加入仪式的严格程度进行等级评定，然后对其成员进行访谈，询问他们对所在兄弟会的喜爱程度。假如那些经历了严酷加入仪式的成员比那些经历温和加入仪式的成员对自己所在的兄弟会更加喜爱，难道可以由此证明严酷的加入仪式会导致对团体的喜爱吗？并非如此。而且事情可能恰恰相反。假如某个兄弟会的成员认为自己的团体是被人们高度向往的精英群体，他们便可能要求采取严酷的加入仪式，以阻止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加入进来。只有那些一开始就被这类团体深深吸引的人，才愿意历经严酷的加入仪式成为其中的一员。那些并没有为某个兄弟会激动不已、只是想随便加入其中之一的人，则会选择那些要求温和加入仪式的兄弟会。
这正是必须要进行控制实验的原因。实验的优点在于，它可以将人们随机地分配到不同的条件之下。不考虑一个人最初对所加入的团体感兴趣的程度，每个被试都会被随机地分配到严酷的加入仪式或者温和的加入仪式条件下。假如与那些没有付出什么努力加入团体的人相比，随后那些付出艰辛努力的人感到团体更有吸引力，那么我们便会认识到，是所付出的努力而并非最初兴趣上的差异导致了这一点。
艾略特和他的同事贾德森．米尔斯（Judson Mills）进行了一项这样的实验。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学牛们袖被邀请参加一个讨论性心理问题的小组，但在小组接纳他们之前，首先必须要通过加入仪式。一些学生被随机分配到非常窘迫的加入仪式条件下：他们必须当着实验者的面，大声背诵摘自《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其他一些黄色小说的难堪的、明显描写性的段落。（对于20世纪50年代传统的学生来讲，这是一件痛苦难堪的事情。）另外的学生被随机分配到温和的窘迫条件下：大声朗读字典里与性有关的词语。
加入仪式之后，实验者让每一位被试收听同一段据说由他刚刚加入小组的成员们讨论的录音。实际上，录音带是提前录制的，这样可以尽可能让人感到讨论枯燥无味、毫无价值。讨论者在发言时吞吞吐吐，有时会停顿很长时间，问题涉及鸟类的第二性征（诸如，择偶期羽毛的变化，等等）。录音带上的讨论者哼哼哈哈，常常相互打断对方的讲话，句子也讲不完整。
最后，这些学生从一些维度上对讨论进行了等级评定。那些经历了温和加入仪式的学生，认为讨论毫无意义而且乏味单调，他们准确地将小组成员评价为缺乏吸引力而且令人厌烦。录音带上的一个发言者吞吞吐吐、口齿不清，他承认自己没有阅读所要求的有关某些稀缺鸟类择偶期活动的材料，那些经历了温和加入仪式的听众们被他激怒了。这是一个多么没有责任感的白痴！他甚至没有阅读最基本的材料！是他将小组搞得一团糟！有谁愿意和他待在一个小组呢？而那些经历了严酷加入仪式的学生，则评价讨论很有趣、令人兴奋，评价小组成员有吸引力、机智。他们能够谅解那些没有责任感的白痴。他的坦率令人耳目一新！有谁不愿意和这样诚实的人待在一个小组里呢？很难相信这两组被试收听的是同一盘录音带。这就是失调的威力。
这个实验曾经被其他科学家重复过多次，从实施电击到过度消耗体力，他们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加入仪式。所得到的结果总是一致的：严酷的加入仪式会增加一个人对团体的喜爱。这些发现并不意味着人们喜欢痛苦的体验（例如，填写个人所得税表格），也不意味着人们喜欢那些与痛苦联系在一起的事情。他们的研究表明，如果一个人为了达到某个目标而自愿经历某种困难或者痛苦的体验，那么这个目标就会更具吸引力。假如你正要去参加某个讨论小组
眼见为实
我会寻找更多的证据来证实自己已经形成的看法。
——洛德莫尔森（Lord Molson）英国政治家（1903-1991）
丝毫不会喜欢那个讨论小组。但是，假如你为了成为这个小组的成员而自愿让花盆砸中头部，你肯定会更加喜欢那个小组。
失调理论也推翻了我们人类（作为智人）会理性地加工信息这种自我迎合的观点。恰恰相反的是：如果新的信息与我们的看法一致，我们会认为它是合理的、有益的：“我一向这样讲的！”如果新的信息与我们的看法不一致，我们便会认为它是偏颇的、愚蠢的：“这是多么愚蠢的观点！”人们对和谐一致的需要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以至于当他们被迫面对负面的证据时，就会寻找对它进行批评、歪曲或者清除的方式，从而使原有的看法得以维持甚至强化。这种心理偏差被称为“证实偏差”。美国传奇式喜剧演员和社会评论家伦尼布鲁斯（Lenny Bruce），在观看了1960年发生在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之间的著名辩论（那是这个国家的第一次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后，对此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与一群肯尼迪的崇拜者一起收看大选辩论，他们会这样评论：“他的确将尼克松打得一败涂地。”随后，我们一起来到另一所公寓，尼克松的崇拜者们对我们说：“你认为他对肯尼迪的致命一击如何？”于是我意识到，每个群体都热爱他们的候选人，因此即便有人对着摄像机大声叫嚷：“我是个窃贼，是个骗子，你听到了吗？选我做总统是你们作出的最糟糕的选择！”他的追随者也仍然会说：“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个诚实的人。只有伟大的人物才会承认这一点。这正是我们所城要的人选。”
2003年，在已经非常清楚伊拉克不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后，那些支持这场战争的美国人面对布什总统发动战争的理由陷入了失调之中：我们相信布什总统，但我们（包括总统本人）是错误的。如何消除这种失调呢？对于那些曾经认为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民主党人而言，解决起来比较容易：共和党人又一次错了；总统撒了谎，或者至少是过于热衷错误的信息；相信他，我有多么愚蠢。但是，对共和党人而言，失调便更为剧烈。他们中间一般的人通过拒绝接受证据来消除失调，他们对一家网络民调机构说，他们相信那些武器已经被发现。这家民调机构的主任说：“对一些美国人而言，支持这场战争的愿望可能导致他们过滤掉了那些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信息。考虑到新闻报道的密集性和公众对这个话题的高度关注，对信息的误读意味着一些美国人可能在避免产生认知失调体验。”事情的确如此。
神经科学家最近发现，这类思维偏差根植于大脑的信息加工方式——不论人们所属政治派别如何，这种偏差存在于所有入的大脑之中。例如，德鲁威斯顿（Drew Westen）和他的同事们就人们对来自乔治布什和约翰克里（John Kerry）的失调性或一致性信息处理进行了磁共振研究。他们发现，当被试面对失调的信息时，大脑的理智区完全停止工作；而当恢复了协调的时候，大脑的情绪区就会兴奋起来。这些机制为我们所观察到的“人们一旦下了决心，就很难加以改变”现象提供了神经心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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