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重读晚清改革总设计师李鸿章，看他如何突破政治、经济、外交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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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梁启超 著，雾满拦江 译
出 版 社：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1-1字数：版次： 1页数： 288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61345108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今天的中国，再次面临千年未遇之大变局，重读晚清变革总设计师李鸿章，看他如何突破政治、经济、外交的困局，梁启超的文言文汪洋恣肆，雾满拦江的白话文翻译通达流畅，堪称合璧。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已有长足的进步，政治体制改革却步履维艰，且不得不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困局。在新一轮的历史大螺旋中。没有了亡国灭种的紧迫感，也仍未建成一个理想完善的公民社会，一百多年前梁启超“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的警告，在大同世界出现之前，永远不会过时。
——章立凡
李鸿章其实不知道国家事务，不知道国家是什么，不知道国家与政府是怎样的关系，不知道政府与人民的权限，不知道当大臣应尽的职责。他对西方富强的原因其实是不知道的，以为我国的政治、教化、文明、物产、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赶不上的不过是枪炮、轮船、铁路、机器罢了。我们就学这些，洋务运动就完成了。这就是现在举国异口同声的论调，而李鸿章实际上是他们三十年前的前辈他们东施效颦、邯郸学步，只不过让他们的丑陋更加暴露出来，终究不会成功是必然的。
李鸿章这么忠诚，有这么敏锐的洞察力，他又长时间担任重要职务，掌握大权，但成就却仅仅到了今天这个水平，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只知道有军事，却不知道还有民政；知道有外交。却不知道还有内政；知道有朝廷，却不知道还有国民。每天责备他人看不清时局，而他自己对时局就没有弄明白；每天责备他人搞派系，旧习气难以消除，而他自己的派系、旧习气跟那些人比起来，也不过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区别。他不知道今天的国际竞争，不靠国家而靠国民；他不知道西方各国能够消除派系、消除旧习气，通过新政而富强的，那种改革的动力都是来自下面而不是上面。
——梁启超
内容简介
本书从李鸿章的早年落拓，写到他参加镇压太平军、甲午海战，创办洋务运动，周旋于世界外交舞台直至死去的一生。
李鸿章从镇压太平天国发迹，创办洋务运动他的声望达到顶点。在甲午海战中他苦心经营的海陆军全军覆没。梁启超深刻地分析了李鸿章在甲午海战中的种种失误。指出即使没有这些失误，李鸿章的失败也是必然的，因为世界的竞争是国民智力和创造力的竞争。彼时日本各国已经开化。民众在世界眼光和参政热情上已经大大领先，而满清政府仍然禁锢民智民力，失败也就难免了。
洋务运动的失败宣告了李鸿章创办的官督商办的官僚资本主义必然失败的命运。官僚既不懂工商业的技术和管理，反而把它当作渔利的工具，不仅企业没有效率，更压制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限制了他们的参与热情，窒息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
作者把李鸿章同古今中外要人霍光、诸葛亮，秦桧，曾国藩、张之洞、俾斯麦、伊藤博文等做了对比，指出李鸿章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能够忍辱负重，但是他没有长远的眼光，不知道为后世立百年大计，仅满足于修修补补。不懂得现代民主政治的特点和国民的地位、国民在现代国际竞争中的作用、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因此在现代国际竞争中处处落于下风。处处受制。总之他的失败也就是晚清政府的失败，是晚清政府不了解世界大势，不懂得民主政治的必然结局。
最后作者忧虑地说，在晚清政府中李鸿章是最具有世界眼光、最有能力和品格的一个人，尚且不能避免失败的命运。今后内忧外患的风潮。将要比李鸿章时代还要严重数倍，但要想再找一个像李鸿章这样的人，也几乎不可能了。想到中国未来的前途，不禁毛骨悚然，不知道最终是什么局面。
作者简介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著有《饮冰室合集》，代表作有《李鸿章传》，《清代学术概论》、《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
雾满拦江。传统文化研究者。著名作家，实战派企业管理研究专家。已出版著作《推背图中的历史》《烧饼歌中的历史》等在《当代》、《十月》、《今古传奇》等杂志发表小说百万余言，代表作品有《黄泉客》，《兽兵》，《兵变玄武门》等。
目录
重读《李鸿章 传》
李鸿章传（白话文）
序例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李鸿章 所处的历史位置
第三章 李鸿章 未发达以前及当时中国的形势
第四章 军事家李鸿章 （上）
第五章 军事家李鸿章 （下）
第六章 洋务运动时期的李鸿章
第七章 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李鸿章
第八章 外交家李鸿章 （上）
第九章 外交家李鸿章 （下）
第十章 赋闲时期的李鸿章
第十一章 李鸿章 的末路
第十二章 结论
李鸿章传（文言文）
序例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李鸿章 之位置
第三章 李鸿章 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
第四章 兵家之李鸿章 （上）
第五章 兵家之李鸿章 （下）
第六章 洋务时代之李鸿章
第七章 中日战事时代之李鸿章
第八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 （上）
第九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 （下）
第十章 投闲时代之李鸿章
第十一章 李鸿章 之末路
第十二章 结论
书摘插图
李鸿章传（白话文）
第一章 绪论
天下只有平庸之人既不会挨骂，也不会得到赞誉。如果全天下都在骂一个人，那么他就可以称得上是超乎寻常的奸雄；如果全天下都在赞美一个人，那么他则可以称得上是超乎寻常的豪杰。尽管这些说话的人，差不多都是些平常人，有见识有才干的几乎一个也找不到，那么让平常人评论超乎寻常的人，难道是一件可信的事？所以誉满天下的人，未必不是欺名盗世之徒；谤满天下的人，未必不是伟人。俗话说：盖棺定论。我却发现有些人死了几十年几百年，还没有一个确定的评价。说好的还在说好，说坏的还在说坏，让后世写书的人无所适从。比如说，有的人被千万人赞扬，但诋毁他的人也不下千万；夸他的人把他捧到极致，骂他的人也把他贬到极致；他今日所受到的诋毁恰好可以抵消从前得到的赞誉，他所得到的赞誉也恰好补偿了从前所受到的诋毁。像这样的一个人，该怎么评价呢？答案是他是个非凡的人。这个人是非常的奸雄还是非常的豪杰先不说，单是他处的位置与层次，就不是普通庸人的眼光所能达到的，也不是普通庸人的嘴所能随口胡说的。只有理解我这话的意思的人，才可以看我这本《李鸿章传》。
我敬重李鸿章的才干，我惋惜李鸿章的见识之不足，我同情李鸿章的遭遇。李鸿章环游欧洲之时，在德国见到了其前首相俾斯麦，问他说：“如果一个做大臣的人，想要给国家尽力办事，但朝廷上所有人的意见都与他不合，合起来拉他的后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想按自己的想法办事，该怎么办呢？”俾斯麦回答说：“最重要的是得到皇帝的支持，有他的支持就能独揽大权，那还有什么事办不了？”李鸿章说：“比如现在有一个大臣，他的君主无论谁的话都听，君主身边那些大臣侍从，经常狐假虎威，借君主的名义干涉大事。要是这样，这个大臣该怎么办呢？”俾斯麦想了很久才说：“一个当大臣的，假如用真心操劳国事，估计没有不被君主体谅的，唯独在妇人女子手底下办事，就不好说了。”（这些话是从西方报纸翻译过来的，普通华语报纸如《星轺日记》所登载的内容，因为有所忌讳而不敢全译。）李鸿章听了这话沉默不语。唉！每次我看到这段对话，就知道李鸿章心里的气愤和忧愁、牢骚与烦闷，不是寻常旁观者所能理解的。我之所以批评他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之所以理解他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自从李鸿章扬名于世界，五大洲各国各界，几乎只知道有李鸿章，不知道有中国。简单地说，这是因为李鸿章已经成为中国独一无二的名人代表。这些人以外国人的身份评论中国的事，是没法了解真相的，原因固不待言，但李鸿章却称得上是中国近四十年历史上第一流的关键人物。凡是读过中国近代史的人，都不能避免地看到李鸿章的名字，而读《李鸿章传》的人，也必须要拿着本中国近代史做参考，这已经成为共识了。这样说来，我写的这本书，换个名字叫做“同光以来大事记”也是可以的。
不但如此，凡是一个国家的当今社会现象，一定与这个国家此前的历史有联系，所以此前历史是当代社会现象出现的原因，而当代社会现象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李鸿章和今日中国的关系既然如此之深，那么想要评论李鸿章，一定要用准确的眼光，观察中国几千年来政权变化更迭的大趋势、民族灭亡与兴盛的规律，以及现在中国外交的内幕秘闻。只有这样，才能了解李鸿章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孟子说过：“知人论世，社会大事本来就不容易说明白，人难道是那么好了解的吗？”
今天中国从事时事评论的人，往往把平定太平天国、平定捻军叛乱作为李鸿章的功劳，把数次议和谈判作为李鸿章的罪过，但在我看来，这样的功罪评价都是很不恰当的。从前俾斯麦曾经对李鸿章说过：“我们欧洲人把抵御外侮当成功劳与荣耀。为了一家的利益而残杀同胞，我们不认为这值得骄傲。”而李鸿章平定太平天国叛乱、平定捻军叛乱的业绩，是兄弟相残，如果哥哥打弟弟也能当成功劳，那么天下的兄弟都会因此不安。如果我们的国人常因为国耻而愤怒，痛恨和议，而因此将怨恨全部转移到李鸿章身上，事出虽然有因，但不妨换位思考一下，在一八九五年二三月份、一九○○年八九月份，假如把批评的人放在李鸿章的位置上，那么他的行为、决定、处理方法，当真能比李鸿章强？这些人之所以对李鸿章横加指责，是因为他们都是一群只会指手画脚、笑人骂人的旁观者而已。因此，我对李鸿章的功过评论，是和这些说法大不一样的。
现在李鸿章已经死了。外国人在评价他的时候，都认为他是中国第一人。有一种说法是：“李鸿章之死，势必会令中国今后的局势发生大的变化。”李鸿章到底能不能称得上是中国第一人，我说不好，但是现在那些超过五十岁的人，三四品以上的官，则没有一个可以达到李鸿章的水准，这个我敢保证是一定的。李鸿章的死，会不会影响中国全局，我也说不好，但现在这个政府失去了李鸿章，就如同老虎失去了伥，瞎子失去了算命的手艺，前景堪忧，麻烦越来越多，这也是我敢断言的。我倒真心希望外国人的说法不是真的。要是真像那样的话，我们这样大的一个中国，居然要靠李鸿章一个人来支撑，中国还有救吗？
西方有句哲言叫：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像李鸿章这样一个人，我不能说他不是英雄。即便如此，他也只是时势所造就的英雄，而不是造就时势的英雄。时势所造就的英雄，都是寻常英雄。天下这么大，历史这么久，什么社会没有时势？所以翻一下二十四史，像李鸿章这样的英雄，简直可以说是车载斗量。但是能造就时势的英雄，千年也找不出一个。这就是中国历史陈陈相因缺乏新意而不能产生震动世界、激动人心的大事件的原因。我在写这本书时，这种感觉始终存在心中。
历史学家在评论霍光的时候，常常感叹他不学无术。在我看来，李鸿章之所以不能成为世界级别的伟大英雄，也是因为这四个字。李鸿章不清楚民众的实质，不通晓世界发展趋势，不懂得政治的本源，在十九世纪这个竞争进化的时代，还尝试着小修小补的改良，贪图一时偏安；不想着扩充国民实力，把中国建设成为威名远播的富强国家，却仅仅学习西方的皮毛。取水忘记寻找源头，便安于现状，更靠着一点小聪明，想要和世界上的著名大政治家相抗衡，出让大的利益，却去争夺一些蝇头小利。如果不是他鞠躬尽瘁，怎么能弥补得了这些问题？孟子曾说：“像吃饭喝汤这样的小事，还要由老年人决定怎么处理，这简直叫不懂事。”这话说得很有道理。李鸿章晚年所遭遇的桩桩失败，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尽管这样，也不必过分苛责李鸿章Ⅱ巴？那李鸿章毕竟不是个能造时势的英雄。一个生在社会里的凡人，一定会被这个社会数千年所形成的传统思想、习俗所羁绊、困扰而不能自拔。李鸿章没有出生在欧洲而出生在中国，没有出生在今天这个时代而生于几十年之前，无论是他同时代的人还是他的前人，没有一个造时势的英雄可以引导他、帮助他，而同时代、同环境的人物已经是那个样子，停留在那个水平上，自然不能把责任都归在李鸿章头上。而且李鸿章的遭遇也和他的志向不能完全实行有关吧？所以我说：敬重李鸿章的才干，惋惜李鸿章的见识之不足，同情李鸿章的遭遇。但是以后有人能沿袭李鸿章的旧路而成就大事的吗？那是时势已经变了，他之所以成为英雄的原因也变了，千万别把我替李鸿章脱责的理由拿来宽恕自己。
想要对李鸿章这个人做出评价，就要对李鸿章所处的国家和他所生的时代进行两方面深刻的理解。
一是李鸿章所处的国家，是一个数千年的皇权专制国家，又恰好赶上这种政体的专制程度达到极点的时代。
二是李鸿章所处的国家，是满洲人统治的汉族国家，而且又赶上满汉杂居多年，汉人的权力开始逐渐恢复的时代。
评论家动不动便说：“李鸿章是近代中国的权臣。”我不知道他们所说的权臣标准究竟是什么，即使这样，如果拿李鸿章和两汉的霍光、曹操，明代的张居正相比，和近代欧美、日本那些所谓君主立宪国家的大臣比，那么他的权力与他们迥然不同。假设李鸿章果真是个权臣，那么回过头来看中国古代那些权臣，都是独揽大权、控制皇帝、天下惧怕而能动摇国家的人，而李鸿章一直兢兢业业，没有野心，可以说是个纯粹的大臣。假设李鸿章果真是个权臣，那么近代各国的权臣，都是雷厉风行，改革政治，随行应手，不理会责难和猜忌的人物，而李鸿章却是个委靡不振、因循守旧、畏首畏尾、无所成就的人，可以说他是个平庸的大臣。即使这样，李鸿章所处的时代、环境，本来和那些人有不同的地方，在这里试着和读者一起研究，上下古今，一一分析。
中国是个实行专制政体的国家，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是，它的专制政体，也是按照进化的公理，逐渐发展成熟的，到今天形成完备极致的局面，所以权臣手中的权力，到今天已经被剥夺得差不多了。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鲁国的三桓（季孙、孟孙、叔孙），晋国的六卿（智氏、赵氏、韩氏、魏氏、中行氏、范氏），齐国的陈田，都是权臣中的魁首。那个时候是纯粹的贵族政体，对于国家来说，大臣是层层选拔上来的人才，那么就像大树一样，树枝太粗了必定会伤到树干，这是难以避免的事情。到了两汉，天下实现了统一，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虽然已经出现，但根基未固，还不是很成熟，因此外戚掌权的祸乱很严重。像霍光、邓骘、窦宪、梁冀这些人接踵而起，权势炙手可热，王莽借着这个机会夺取了汉朝江山。这时候的政治还带有贵族政治的特点，如果没有显贵的家世或资历，绝不敢妄想独掌大权。像范晔的《后汉书》里所说的张奂、皇甫规等人，虽然为国家立下了大功，声望相当之高，在众望所归的情况下可以当皇帝，却仍然毕恭毕敬地拜倒在汉朝皇帝脚下，丝毫没有后悔之心，这就是儒家思想的效果。但是这时候贵族独掌大权的风气还是没有衰绝，不是贵族出身的人不敢有非分的想法。这是权臣的第一种类型。等到董卓出现之后，天下的实力派纷纷起来造反，曹操趁机登上高位，为有功的武人成为权臣开了头。此后的司马懿、桓温、刘裕、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等人，都是按照曹操的方法行事的。这是权臣的第二种类型。又比如秦朝的商鞅、西汉的霍光、东汉的诸葛亮、宋朝的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等人，都出身于普通老百姓，没有任何依靠，只靠着自己的才能学问赢得皇帝的信任，担任重要职务，得以实行自己的抱负和主张，全国上下都听从他们的命令，权倾一时，几乎有些近代立宪国家首相的意思。这是权臣的第三种类型。权臣里的败类则是些只会巧言令色，讨好皇帝，窃取大权，祸害百姓的人，比如秦代的赵高，东汉的十常侍，唐代的卢杞、李林甫，宋代的蔡京、秦桧、韩佗胄，明代的刘瑾、魏忠贤，多得用大竹筐装都装不过来。这是权臣的第四种类型。以上四种类型，把中国几千年来称得上权臣的人，都包括进去了。
简而言之，时代越古，权臣越多；时代越近，权臣就越少。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权臣数量和实权的消长，是和专制政体的进化程度成比例的，而中国专制政治的发达，有两大重要原因：一是由于传统思想的影响．二是因为杰出君主的努力。孔子考虑到周朝末年周天子势力的衰弱，希望出现一位强力帝王来使天下安定，因此对权臣现象感到深恶痛绝，并建立理论体系和准则，多次强调这一思想。西汉建立后叔孙通、公孙弘等人，借儒家思想的名义，强化君权。汉武帝尊崇六艺、罢黜百家，专门靠这种思想来统治天下，皇帝和臣子地位的尊卑越来越明显．天下人这时才开始认为权臣是不好的现象。尔后的两千年里，都用这种观点作为思想核心来教育民众，在宋朝经过学者的弘扬，这种观点越来越稳固。凡是洁身自好的上流人物，都刻意检点自己的行为（避免与权臣沾边）。这种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可以消除人心中骄横跋扈的枭雄气概，不做超越意识形态范围的事情。像蜀汉的诸葛亮、唐朝的郭子仪，以及近代的曾国藩、左宗棠，直到李鸿章，都受这种观点影响很深。另外．历朝历代的皇帝，在对国家兴亡原因、补救危亡方法等方面的研究，一代比一代强，因此贵族独掌大权的例子，到汉末已经消失。刘秀、赵匡胤这些人对待功臣，都是给予优厚待遇，解除其兵权；刘邦、朱元璋这些人则是抓功臣的罪状，稍有怀疑，杀光他们全家。虽然对待功臣宽厚和残忍的手段不同，但在消除臣子权力，保证君权强大上是一样的。到了近代，天下采取郡县制度，土地世袭制度已经消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互牵制，皇帝可以任意对付他们。不论是当了十年宰相，或者是在地方上封疆千里，只要皇帝的一纸诏书，就可以解除他们的官职，被司法部门的小官押着，就跟普通的老百姓没什么区别。因此在重要高位上善终的没有几个，只能用持盈保泰的办法来保全自己的性命和名声。难道是这些人的修养和性格比古人好吗？都是被形势逼的。正是因为以上两个原因，怀有野心的人才会有所顾忌，不敢随心所欲，天下也因为这个而太平多了。而那些洁身自好的人，每天都感到危险，只希望避嫌，虽然有些大事是必须要据理力争、亲自去做的，也因为这些原因而不敢力排众议，违抗圣旨。俗话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满朝官员都是这个主义的拥护者，这种情况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形成的，是渐渐形成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