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不住的手:中国股市体制基因演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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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陆一著
出 版 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2-1字数：版次： 1页数： 262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08613741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吴敬琏教授作序推荐，集作者二十年观察、积累、思考之大成，对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历程全景式的记录和评述。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和证券市场创建将近二十年以后，我们有必要反思整个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意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演变历程，反思政府在这其中表现出的不同角色和言行，反思整个证券市场发展中不同利益主体面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相互缠绕和相互错位的互动博弈过程……
内容简介
本书集中了沪深证交所的宝贵档案资料、历史图片和对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作者在此基础上用宏大叙事的手法和特立独行的思辨，绘制出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全基因图谱，揭示了中国证券市场发生、发展过程中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本书来自干作者将近20年浸润于证券市场的近身观察、亲身感受和进深思考……
作者简介
陆一，中学毕业即下乡务农，1977年恢复高考，在农村参加高考被录取回城。
20世纪80年代初，陆一在共青团上海市委研究室工作，80年代中期进入《世界经济导报》，历任记者、编辑、编委、要闻部副主任；在《世界经济导报》工作期间，曾被评为首届（1988年度）“上海市十佳记者”，获1988年度上海市“好新闻奖”，并主编《球籍：一个世纪性的选择》一书。
自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陆一一直工作在证券界，现供职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
在中国大陆近30年的社会、经济、政治演变过程中，特别是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中，陆一始终作为一个观察者、研究者和记录者，参与并亲历了诸多历史事件……
目录
引论怪圈、悖论与自我相关
第一章中国证券市场的孕育——股份制产生和改革开放同时进行
中国证券市场的基因传承
农村改革和知青回城成为股份制萌芽的培养基
改革进人城市，股份制开始试点
放权让利使地方、企业和银行倒逼计划经济让步
股票发行和上柜交易
除了经济上的前提条件还需要什么？
第二章证券市场诞生的催生剂
引人注目的外宣表态
各方努力无功而返的政治原因
政治决策高于经济决策
两所一网成为中国证券市场正式诞生的标志
第三章市场与政府的利益较量
婴儿期的市场躁动
地方政府坐庄救市
上海放开股价和组织“文化广场”大交易集市
新股认购抽签表酿成的事件
市场倒逼政府改革股票发行制度
中央政府开始着手接管市场主导权
第四章意识形态争论带来的后果
市场发展的非经济偏移
证券市场差一点胎死腹中
关闭与否的悬念使得证券市场长期无法建立稳定预期
第五章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
中央政府从被动到主动介入市场发展进程
印花税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利益博弈的焦点
印花税身不由己扮演市场调控角色
证券交易印花税逐渐凸显中央政府财政收入职能
证券交易印花税是法律依据有所缺失的特殊税目
第六章“327事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真正意义
中央政府尝试干预市场的初次政策救市
国债市场和交易所自主创设的国债期货交易
“327事件”的来龙去脉
“327事件”发生后的余震
“327事件”背后的看不见之手
“327事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真正意义
第七章中国证券市场形成统一的垂直行政管理体系
证监会收编证交所的第一步
完成中国证券市场管理体系的行政化演变
第八章“519行情”背后的利益驱动
“519行情”爆发之前和跌宕之后
“519行情”中的政府行为
“519行情”演绎的制度性格轨迹
两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显现政府行为态度的前倨后恭
“519行情”的客观作用是什么？
“519行情”预支了政府的信用
第九章受控的机构投资者
证监会成立前的培育机构投资者预演
新老基金隐含的不同利益背景
无限关爱在一身的新基金
《基金黑幕》一文出台的背景
“基金业的叛逆”主角的传奇经历
基金黑幕的故事远没有结束
基金制度的缺失
基金是监管对象还是政策工具？
第十章证券市场对外开放战略的功过得失
B股市场是20世纪90年代全球资本市场上一个制度性的创举
B股市场是地方政府为主的制度创新
中央政府用H股和红筹股窒息了B股的市场活力
我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战略的基点是什么？
中国蓝筹企业境外上市的功过
全球证券交易所并购潮的启示
我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战略需要回答的几个问题
谁来并购香港联交所？
第十章股权分置改革的历史责任
股权分置产生于政治约束还是经济契约？
国有股减持导致市场否决政策
股权分置概念的产生和改革的过程
股权分置改革取得了皆大欢喜的结果？
“股改行情”的技术含义
股权分置改革：还需要更多时间来认识和理解的命题
第十二章中国证券市场的体制基因传承
中央政府如何从引导者转变为领导者
行政干预成了“闲不住的手”
中央政府成为市场利益主体之一
从“放权让利”到“集权争利”的基因本能
附录
附录1 上海要大胆成立证券交易所
附录2青年理论工作者丁宁宁撰文社会主义要有“资本市场”
附录3华尔街大亨将“金融市场”带到人民大会堂
附录4沪深第一批股票发行日期一览表
附录5 三人领导小组给市政府的报告及朱镕基的批示（影印件）
附录6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影印件）
附录7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政府《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影印件）
附录8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批复》（影印件）
附录9朱镕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典礼上的致词（一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附录10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周正庆同志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典礼上的讲话
附录11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李祥瑞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典礼上的讲话
附录12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筹建方案
附录13关于筹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的报告
附录14关于同意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
附录15上海与深圳筹建证券交易所过程对照表
附录16沪深证交所开市第一天都发生了什么？
附录17深圳关于“调节基金”入市的建议
附录18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不冷炒股票的由来
附录19沪深两地证券交易所历任理事长、总经理
附录20历年政策出台对股市波动的影响
后记
参考文献
书摘插图
第一章中国证券市场的孕育——股份制产生和改革开放同时进行
中国证券市场的基因传承
中国证券市场的产生，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的股份制改革的兴起。股份制改革在中国，是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伴生体。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是由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政府主导的一场市场经济的变革。
所以，中国的证券市场并不是在20世纪90年代一下子凭空冒出来的，尽管在中国投资者的集体记忆中它是和1990年证券交易所的设立、1992年新股认购证的疯狂，以及证券公司门庭若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同时孕育、发生和发展，带有着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因素与市场经济体制因素二元并存格局下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全部好坏基因。
农村改革和知青回城成为股份制萌芽的培养基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治社会的大转折，始于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开始将工作重心从政治运动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此开始了至今30年的改革之路。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一颗市场经济的种子悄然着床于计划经济的母体，并在这母体中孕育着、成长着、躁动着，等待着瓜熟蒂落、破土而出、呱呱坠地的那一刻……
我国的改革最初切入点并取得最大成功的是农村改革。
在农村改革上，中央政府实际上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投入更多资源，所给予的只是对长期“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关系进行了针对农村实际的部分调整。在这种背景下，包产到户等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激发了被长期压抑的中国农村生产力的爆发性增长；而同时，在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农业和农村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原有的社队企业的转型过程中对资本投入的需求，和中央政府农业投入无法满足实际需要之间的差距，迫使中国农村开始寻找新的资本投入来源。早在1979年，我国农村就有了以集资入股的社队企业，我国股份经济的萌芽实际上始于农村改革。
国务院在1979年7月3日发布的《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中提到，对社队企业解决资金“可从大队、生产队公积金中提取适当数量的入股资金”。
1983年，中共中央在《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不能“一讲合作就只限于按劳分配，不许有股金分红”。自此，我国乡镇企业的经营机制逐渐向股份经济机制过渡，许多乡镇企业的资金来源都是农民集资入股而成的。
1983年7月，中国最早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宝安股份有限公司（组建时名为“深圳市宝安县联合投资有限公司”）成立。
1984年1月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提出了“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的号召，“允许农民和集体的资金自由地或有组织地流动，不受地区限制。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鼓励集体和农民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将资金集中起来，联合兴办各种企业，尤其要支持兴办开发性事业。国家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了我国合股经营企业的大发展，特别是农村供销社的大发展。
经过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5年1月1日发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其中第八条“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和商品经济要求，积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制”，提出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户家庭经营长期不变。要继续完善土地承包办法和林业、牧业、水产业、乡镇企业的责任制。有些合作经济采用了合股经营、股份分红的方法，资金可以人股，生产资料和投入基本建设的劳动也可以计价入股，经营所得利润的一部分按股分红。这种股份式合作，不改变入股者的财产所有权，避免了一讲合作就合并财产和平调劳力的弊病，却可以把分散的生产要素结合起来，较快地建立起新的经营规模，积累共有的财产。这种办法值得提倡，但必须坚持自愿互利，防止强制摊派。”
由此可见，中央政府从农村改革的一开始和取得初步成功以后，就有意识地促使农村改革、农村的商业（供销合作社的市场化改造）和工业（乡镇企业）的发展，但计划经济的体制使得当时的政府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投入资金和资本，只能依靠当时流行的做法，在体制外寻找和促进“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农村商业和工业的发展资金和资本的投入上，允许和鼓励依靠股份制方式吸引农民个人股份的投入。
在农村改革展开的同时，中国的城市却面临着严峻的社会问题的考验。
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经验和教训，12月12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两个文件：《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要求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
历时十多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有无数知识青年从城市进入农村，而当初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就业压力很大。过去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的所有制形式曾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不顾生产力水平低、层次多的特点，人为地搞所有制形式的升级过渡，轻视集体经济，消灭个体经济，使所有制的经济形式越来越向单一化发展。这给我国经济建设、劳动就业和人民生活带来很多困难。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这种困难和问题首先以劳动就业为薄弱环节表现出来。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国有工商企业又因体制问题和政治原因，长期人浮于事，冗员充塞，无法容纳更多的人员就业。
到1979年，回城知识青年大约有1700万，再加上320万没有就业的留城青年，总数达到2000多万，大体上相当于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成千上万的返城知识青年要求政府分配就业，而政府和企业又无法满足这么多待业人员的要求，矛盾非常突出，甚至出现了包围火车站、包围各地省市政府要工作的群体事件。
因此，1980年4～5月，为了解决知青回城的就业问题，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了劳动就业座谈会。在这个会上，北大教授厉以宁提出股份制设想，认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一些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以此来解决就业问题。但是，厉以宁的这个提议没有得到中央政府应有的响应。
3个月后，在中共中央专门召开的，由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万里主持的“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上，厉以宁再一次提出用股份制办法解决就业的社会难题，得到了与会的于光远、童大林、冯兰瑞、蒋一苇、董辅扔、王珏、赵履宽、鲍恩荣、胡志仁等学者附议，都说股份制是好办法。
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绝大多数人不懂西方经济学，对资源配置的理论也不了解。实际上，许多人仅仅把股份制作为一个解决就业问题的政策，而没有认识到股份制将重新构造微观经济的基础。但这却是众多学者第一次公开呼唤中国建立股份制。
改革进入城市，股份制开始试点
1984年4月，国家体改委在常州市召开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提出城市集体企业和国营小企业要进一步放开、搞活的办法是“允许职工投资入股，年终分红”。
这期间，我国的农村企业和城市的小企业有了股份制的雏形，其特征是从浅层次的集资入股型到深层次的合股经营、股份合作型发展。例如，1982年6月中国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与广东深圳市地方企业实行横向经济联合，公司全权负责筹资开发深圳经济特区赤港2.2平方公里地域，建设并经营具有一定规模的新型深水海港。
由此可见，农村改革后的乡镇企业兴起和城市集体企业的发展，以及寄生于原有体制下所出现的筹融资困境，是中国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出现股份和股权的历史因素。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样的政治共识；并阐明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股份制也由此进入了正式试点阶段。
在中央决策者的鼓励下，1984年，北京、广州、上海等地进行了股份制试点；广州、上海等地的少数企业进行了本厂职工发行内部股票的试点。1984年7月，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向社会公开发行了定期3年的股票。同年11月，上海第一家股份制企业——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成立，并向社会公开发行了每股面值为50元人民币的股票1万股。1985年1月，上海延中实业有限公司发行了每股面值为50元的股票10万股。上海爱使电子设备公司发行了每股面值为50元的股票6000股。这些股份制试点企业诞生，并发行股票，引起了众多投资者的兴趣，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一阶段股份制试点中有数于家企业在集资发行股票，其特点是小企业多，集体企业多，乡镇企业多，自发进行的多，不上市的有限责任公司多，多半是小量、分散、债权式的股票，处于不规范的起步摸索时期。但是，相当一批企业和单位利用股份集资获得成功，在全国银根抽紧的形势下，企业的融资需求得到满足，企业的产权模式得到改变，企业的生产规模得到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为了打破原有计划经济体制条块分割的束缚，大中型国有企业开始采用“横向联合”的改革办法，开辟了向股份制改革发展的另一条途径，成为萌发股份制的土壤之一。
当时地处湖北襄樊的第二汽车制造厂（简称“二汽”）采取了和一机部系统以外的军工企业和地方企业“横向联合”的办法，终于使汽车产量达到设计目标，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1983年，根据国务院主要领导的指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带队到二汽调研，总结二汽“横向联合”的改革经验。在起草和修改调研报告时，一些同志提出，为了进一步推动改革，可以把“横向联合”中的投资和固定资产折成股份，组成紧密型的股份公司，“横向联合”就更巩固了。针对当时“股份制就是私有制”的疑虑，发展研究中心的同志引证马克思“股份制是对私有制消极的扬弃”的原文进行辩驳。马洪在关于二汽调研报告给国务院领导的信上，写下了一段关于股份制可能更有利于巩固“横向联合”的观点。国务院领导看了非常高兴，在批示中写下了“这个办法好……荣誉共享，利益均沾”等等的一段话，并打电话给马洪，提出有了股票，就有个流通问题，在理论上还有一些障碍。马洪要发展研究中心的同志继续从马克思原著中寻找排除障碍的理论根据，于是就有了《股份制与资本市场问题》这篇稿子，并在不久后将稿子中的一部分交给《世界经济导报》，于1985年2月4日发表，题目定为《社会主义要有资本市场》。
1985年，我国企业横向联合迅速发展，从而强有力地促进了股份制的发展；而股份制的发展，也更有利地使企业的横向联合趋于完善。这一年，股份制不仅仅在农村得到了发展，而且在商业、金融业、轻工业、水产业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初步的发展。
1986年，经济体制改革方案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关于明后两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提出，“改革金融组织机构，实行专业银行企业化经营。”“改变专业银行分业垄断局面。”“组办股份制的交通银行，并按经济区设置分支机构。”“继续调整所有制结构，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扩大公有制企业经营方式改革的试点。积极试行股份制。”“横向联合的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明年（1987年）可普遍推行股份制。今后联合投资的新建企业，尽可能采取股份制的形式。各省、市和自治区，都可选择若干大中型全民所有制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
在国务院批准下，上海、深圳两地开始加快企业股份制试点工作。1986年10月15日，深圳市人民政府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上海市在市委、市政府直接领导下，1986年下半年起，由市体改办负责组织研究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的改革方案。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是上海第一家全民所有制试行股份制的大型企业，在坚持国家股为主体的前提下，向国内城乡居民和职工发行5000万元人民币股票，打破了原先企业单一全民所有的模式，形成国家、集体、个人资产并存于一个企业中的多元化资产所有权结构。
国务院1986年12月颁布的《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指出：“各地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因此，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在这一阶段快速在国营企业中展开。1987年，我国的大部分国营企业实行了承包、租赁等经营形式，股份制也受到了部分国营企业的青睐。北方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于1988年5月正式成立，标志着股权式企业集团的崛起。
这一期间，股份制试点从工业企业发展到商业企业、房地产企业、金融企业。上海豫园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兴业房产股份有限公司和新世界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相继成立。与此同时，经国务院批准，总部设在上海的交通银行，恢复重建为一家股份制的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万国证券公司为第一家股份制的证券公司。上海浦东还组建了第一家以乡镇企业为发起人的公开发行100万股股票的申华电工联合公司。至此，上海比较规范的股份制企业有11家，股本金总额为8.8亿元。深圳股份公司达80多家。据不完全统计，到1988年10月底，全国已涌现了股份制企业16000多家，股份集资额为60多亿元，但其中债券化的股票占90％以上。
放权让利使地方、企业和银行倒逼计划经济让步
从1979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起步遵循的是一条“放权让利”的思路。
一方面是不改变或不触动改革阻力很大的原有计划经济体制，而竭力寻找原有体制之外的所谓计划体制的空白点，以此来迂回、包抄、逐步变革原有的经济体制；另一方面是在原有经济体制内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逐步培育这些原有体制内的新生点来改革旧的体制的弊病。这正如当年改革起始时所面对的悖论那样：中国是由一个实行计划经济的政府领导一场市场经济的改革。这只能逐步演进政府权力的放弃和基层经济主体自主权的扩大。
这就是当时采取的“将更多的决策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和生产单位，同时给予地方、企业和个人以更多的利益，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民主化”的政策。
在地方和中央的关系上，实行中央与省、自治区两级财政新体制。
从1980年起，除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继续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体制以外，中央对各省、自治区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改“一灶吃饭”为“分灶吃饭”。财政体制改革预设目标有两个：一方面希望扩大地方财权，为地方注入活力，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希望增强地方政府增收节支的积极性，承担起中央政府财政平衡的一部分责任，“在中央统一领导和计划下，各过各的日子”。但这也同时因为地方财政切块管理而形成了日后需要花很大力气去改变的资金市场的地域分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