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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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弗里曼，卢桑 著，沈宏亮 主译
出 版 社：
出版时间： 2007-10-1字数： 445000版次： 1页数： 432印刷时间： 2007/10/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300081113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本书由于将长波概念用于经济史而做出了重大贡献。据我所知这是迄今为止最出色、最令人折服的一次尝试。本书把握住了资本主义时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从18世纪的兰开夏到21世纪的硅谷。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英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社会和经济史名誉教授，《极端时代：短暂的20世纪1914-1919年》作者
本书体现了著者的渊博知识和敏锐直觉。这样的优点实属难能可贵。
——大卫兰德斯（David Landes），哈佛大学历史和经济学名誉教授，《国富国穷》作者
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理解革命性技术对商业周期、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为什么没有历史和不理解制度和技术变革的经济学毫无意义？“新经济”意指“历史的终结”吗？在分析从工业革命到今天的“新经济”的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这本权威著作对上述问题做出了回答。书中记录了五次技术革命史：水力机械化，蒸汽机械化，电气化，机械化和计算机化。研究表明，在经济增长分析中既要考察科学和技术，又必须考虑政治、文化、组织变迁和企业家精神。这种旁征博引、鞭辟入里的研究相信会激起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兴趣。
内容简介
本书是苏塞克斯科学政策研究所（SPRU）创建人和领导者克里斯弗里曼与著名长波理论家弗朗西斯科卢桑教授合作的一部力作。二人凭着对人类历史演化过程的深刻体验和深邃的理论眼光，对历史上发生的“方法论论争”、经济史学的分野、经济增长均衡与非均衡分析，以及围绕“ 长波”理论的纷争等提出了独到而深刻的见解。根据作者提出的“长波” 理论，每一次“长波”都是由技术、科学、经济、政治和文化五个子系统组成的有机整体，每隔一定时期出现的新技术集群是社会演化和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而其他各个子系统则为各个新技术集群提供完善的支撑结构。资本主义从产生到现在经历了五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本书内容丰富多彩，既涉及了长波扩张期蜂聚式“熊彼特创新”和主导部门的兴起，又考察了长波下降期结构性调整危机和传统部门的衰落；有对GDP和就业的分析，也有对经济结构变革的阐述；既探讨了福特的大规模生产，又分析了思科的网络化模式；既深入分析了国际调节体制的变革，也谈到了后现代文化的价值。最终作者既恢复了资本主义本来的历史面貌，也对到底是经济学回归历史，还是历史回归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做出了回答。诚如作者所言，根本问题是选择。
作者简介
克里斯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是英国Sussex 大学名誉教授，科学政策研究所（SPRU）创建人和第一任负责人（1966—1981）。弗朗西斯科卢桑（Francisco Louca）是里斯本ISEG经济学教授。
目录
第1部分 历史与经济学
引言：万变不离其宗
1.躁动的计量史学：经济史学家对经济学历史的评价
2.熊彼特的理性历史之辩
3.康德拉季耶夫：历史和统计学新方法
4.潮汐和波浪的神奇吸引力
第1部分结论：理性历史理论
第2部分 连续发生的工业革命
引言：技术变化与经济发展的长波。
5.英国工业革命：棉花、铁和水力时代
6.第二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铁路，蒸汽力和机械化时代
7.第三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钢铁、重工业和电气化时代
8.第四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大萧条与石油、汽车、动力化及大规模生产时代
9.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出现：信息通讯技术(ICT)时代
第2部分结论：资本主义发展长波的周期现象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书摘插图
1.躁动的计量史学：经济史学家对经济学历史的评价
1.2计量史学：量化方法和经济理论征服经济史
1957年9月，在马萨诸塞州威廉斯镇（Williamstown）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举行了一次收入与财富大会。据说计量史学就诞生于此次会议，迈耶（John Meyer）和康拉德（Alfred Conrad）（Fogel，1966：642；Davis，1966：658）是其创始人。此后不久，计量史学成为经济史与主流经济学融为一体的典范。
这次会议被证明是经济史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早在两年前，法布利坎特（Solomon Fabrieant）诚邀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共同出席会议。经济史学会（the 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接受邀请，而且格申克龙（Gerschenkron）是会议组织者之一。会上，来自哈佛的迈耶（后来担任国民经济研究局主任）和康拉德分别提交的论文昭示了一种新潮流的发端，他们的新观点堪称经济史学界的燎原之火。
从事后看，在那次会议上，对“老”经济史的攻击酝酿成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如果署名顺序可以揭示各自贡献的话，那么，迈耶是认识论领袖，康拉德则以第一作者的身份，以战前南部奴隶制盈利性的研究为例，为新方法的应用提供了佐证。他们对经济史领域的新、旧假设进行了全新探索，论文既富有挑战性又敢于冒险、威力无比又含沙射影、具体而不失理论性，最终证明了新方法的逻辑一致性。
在20年后写给科茨的回信中，迈耶谈到，他们本来无意掀起经济学革命，并自诩为熊彼特、库兹涅茨（Kuznets）、格申克龙等代表的美国经济史计量传统的信徒（1977年10月4日写给科茨的信；引自Coats，1980：187）。可是阅读当时的会议记录，我们还是可以发现迈耶等对老经济史的好奇中混杂着敌视与猜忌。
罗斯托（Rostow）在提交的《理论与经济史的相关性》一文中，认为由于传统经济理论的静态假设和方法不适用于历史学家的研究主题，因此历史学家应当予以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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