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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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玛雅 著
出 版 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 2008-12-1字数：版次： 1页数： 384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108030696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名家30年访谈书系》是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伟大时刻，重点推出的系列丛书之一。这套书，针对改革开放30年来表现相当活跃、成就非常突出的思想、经济、科学、文学、音乐、美术等六个领域，分别遴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名家，进行一对一采访，力图通过他们的感性亲历和理性提炼，呈现“改革开放”这个大主题在宏观和微观、文化与生活方面的运演轨迹，再现“改革开放”这一洪流对社会与个人、命运与细节的滋润熨帖。同时，访谈也是一种美的形式，访者、谈者与读者，沉浸于共有的记忆，亲切而和谐。
内容简介
当代中国的急剧转型和迅速崛起，迫切需要理论的创新，也期待着更多具有战略高度的思想和思想家。本书以对谈的形式，讨论了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涉及改革与发展的方向路径、国家产业战略、中共执政能力、民主政治建设、中国民族主义、地缘环境和外交战略、社会核心价值观等等话题。谈话对象均为思想界的优秀战略理论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具备在专业知识基础之上的战略眼光，因此不乏真知灼见。同时，各种观点形成争论，批评性中蕴含建设性，体现出真正的战略开放思维。
作者简介：
玛雅，生于南京，长于北京，籍贯湖南。当过兵，当过国家公务员。1990年赴澳大利亚学习英文。1992年转赴美国留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2002年10月加盟香港凤凰集团，任《凤凰周刊》副主编至今。近年来存海内外报刊上发表《亲历美利坚》系列等时政、文化类文章百余篇。2003年在美国出版英文论著《中国民主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s Democratic TransitionRoutledge New York）。
目录
自序
序 从思想的制高点俯瞰
改革篇
胡温改革：新共识新走向
胡温五年实征评估报告
改革开放要坚持自主创新的道路
尽最大努力保护中国国家利益
中国三农问题临近历殳拐点
新乡村建设的思考与跋涉
探索“文化本位”的新农村建设
组织贫困农民建大城
政体篇
中共执政能力面对挑战
中国民主的三个视角、三种表述
建立一个强仃力的民土同家
民主是国产的好
国际篇
中国在21世纪上半期的国际环境与战略选择
地缘政治中的世界变局与中国前景
中国当代民族主义及其外交政策含义
崛起的印度赶超中国?
乌克兰大选的美国攻略及中国思考
从历史上的“美国威胁论”说起
社会篇
重建我们民族“精神的骨架”
中国：文化大国的兴衰与重构
“大路”走向“和-合”时代
书摘插图
胡温五年实征评估报告
中国发生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城市化
玛雅：但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大国，从国际视角来看，应当怎样认识我们的国情？
胡鞍钢：这是我要谈的第三个方面，中国正在发生的巨大社会变迁、流动和迁移。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本质上是农村人口大国，但是过去几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朱镕基时期和温家宝时期有什么是标志性的？一个很大的标志性是中国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1950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近90％。1978年农村人口7.9亿，全国人口9.6亿，大约占82％。1995年达到历史最高峰，8.6亿农村人口。1995年开始逐渐下降，过去5年突然大幅下降，每年平均下降1100万人。2005年下降到7.45亿人。这是什么概念？我们突然之间从世界第一农村人口大国变成第二了，印度首次超过我们。
根据世界银行最近一个报告，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将持续上升，到2010-2020年才到最高峰，然后开始下降。而中国提前了20年，这反映了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实质性。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我们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已经从第一大农村人口国家，变成第一大城市人口国家了。我们看一下相关数据：1978年中国的城镇人口1.72亿，2007年5.93亿，净增4.2亿。这表明，我们在过去几年最成功的可能还不是工业化，可能是城市化。1978年中国的农村人口是印度的1.52倍，1995年是它的1.21倍，2005年已经低于印度了。
中国的农业劳动力也在下降。1952年是1.73亿，持续上升到1991年达到最高峰，3.9亿人，现在下降到3.25亿人，每年平均下降1077万人。
为什么我非常关注这两个点？因为日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两点，比我们提早实现。当然它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这是相当艰难的。什么意思呢？我们希望农业劳动力再下降1.5亿人，达到1952年的水平。所以，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还是要解决三农问题。而三农现在已经演化为四农，就是农民工。
四农的问题在过去几年加快了非农化的进程。首先农业劳动力转移出去了，第二农村人口转移出去了。根据2006年全国第二次农业普查，现在外出打工的农民1.3亿人。这意味着，他们从低劳动生产率的农业部门，转到相对比较高的劳动生产率的非农产业部门。这也意味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劳动力非农，化、最大规模的人口城镇化，也是最大规模的流动人口。这有助于中国的长期发展和城市化、现代化，但也是巨大的挑战，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经历过这么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迁移和就业。
中国现在不仅发生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工业化，也发生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化。今天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人类历史上即使发生过，也没有这么大的规模。所以从全球视角来看，到底中国走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在多大程度上去创造发一展的机会，同时如何去应对发展带来的挑战，就显得格外重要。它的机遇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现在要解决这些挑战性的问题，其他国家没有经验可供借鉴，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研究和创新。
玛雅：过去五年成就显著，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一些问题，比如近年房价高企，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似乎迄今国家没有相应的有力措施。
胡鞍钢：楼价问题，我做了点研究，也给你说说相关的数据。中国现在在经历世界最大的住宅革命，你都想象不到这个革命会是一个什么结果。根据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到2020年中国住宅面积的存量，可能等于2002年欧盟15国花了上百年时间累积的所有住宅存量。我们做了一个计算，比如说，城镇1978年人均住房6.7平方米，2002年22.8平方米，2005年26.1平方米。人均26.1平方米就是日本的水平。不要说农村，农村比这还大。也就是说，1978年全国城镇总的住宅建筑面积是11.6亿平方米，到2005年已经高达146.7亿平方米。农村更多，220多亿平方米。住宅销售面积2002年2.37亿平方米，已经是日本的2倍。2004年3.38亿平方米。什么概念？美国水平。去年6.9亿平方米，是美国的2倍多，是日本的近7倍。当然，与此同时，房价大幅度上涨。所以我叫三个上涨：总量上涨、人均量上涨、价格上涨。就是说，供给远远赶不上需求。原因就是刚才说的，城镇人口从1978年1.72亿到现在5。93亿，而且还在继续增长。
我们现在的城市化率是日本1955年的水平。1955-1980年日本是加速城市化的过程。我们现在城市化率才44.9％，离70％还差得远呢。凸显什么问题？凸显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房价。第二个问题和日本一样，就是外来人口买不起房。现在刚毕业的大学生买得起房子吗？买不起的。第三个问题，如果到2020年，中国创造欧盟15国的全部住房，以现在保温程度、节能程度之低，得耗费多少能源呀？所以说，住宅这么上去，它就有突出的问题。没有那将近7亿平方米，哪有这些问题？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可能还要辩证地看。
总的来看，这是支流，不是主流。主流是我刚才说的那几化，在这个主流过程中充分暴露出矛盾和问题，迫使政府必须做出回应。
危机产生改革契机，推动改革和开放
玛雅：不只是楼市，还有股市、国际热钱和金融开放，使国家金融安全成为各方面关注的焦点。市场经济导致利益多元化，征地、拆迁等问题造成利益纠纷，使民间维权成为突出的社会政治问题。
胡鞍钢：我想能不能用这句话：成也在它，败也在它，或者说问题也在它。中国现在经历的超大规模的转型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第一规模大，第二速度快，第三我们称之为“压缩饼干式”的——把其他国家二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压缩在这个进程之中，第四就是各类矛盾凸显。所以，你谈到的这些问题，我们都不意外，事实上也是我们研究和关注的重点，只不过我们把它放在大规模转型的背景下去讨论。其实领导人心里更清楚，所以怎么看这个问题，可能还是“挑战应战说”。
实际上，“挑战应战”已经成为官方一种语言了。比较早的是1990年代中期，提法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到2003年以后，改为挑战与机遇并存，但是机遇大于挑战。这说明，第一，领导人在识别挑战方面能力提高了；第二，可能会滞后性地应对挑战。从“胡温新政”评价来说，开始SARS危机，后来松花江事件、太湖污染事件，今年这场雪灾，有这些危机我觉得挺好的、挺正常的。有了这些危机，会暴露出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方面的问题。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产生出一些产品来，就是new ideas（新思想），最重要的就是科学发展观。没有这些危机，就不会有科学发展观。所以，不在于有没有挑战，各国都有挑战。能不能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需要危机。危机才能产生改革的契机，推动改革和开放。 另一个方面，危机是由全球化放大的。比如我们过去每年的传染病远比3ARS多，死亡率还高，狂犬病达到90％多。但是SARS危机因为什么？因为中国全球化了，每年入境旅游上亿人次，包括深圳罗湖口岸都是上亿人。这就使得广东地区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变成了全国性的危机；全国性的公共卫生危饥，变成了全球性的危机。危机一放大，包括国际媒体的压力，可能会成为催化剂，就使得我们的领导人提前学习了。所以，危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坏事变好事。
另外我觉得，这一届政府更加明确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界定为解决民生问题。而且我们现在解决的民生问题，已经不是典型意义的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都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就业问题、健康问题、教育问题、住宅问题、社保问题。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主要是吃饭问题、贫困问题。所以说，现在政府所受到的压力，其实是来自城市居民的压力，5.9亿人了。突然之间我们发现，我们讨论的所有问题，和我们到美国、瑞典、日本，包括香港讨论的问题实际上是一样的。你说香港解决了这些问题吗？我的判断，中国越来越不像一个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像发达国家了，而且是这么大规模的问题。是不是应该这么去讨论这些问题？腐败是中国当前最大的政治挑战
玛雅：据报道，国内每天新增1万名基督徒，美国学者预测，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成为最大的基督教国家，这种情况与执政党和政府自身的腐败问题有很大关系。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胡鞍钢：每年的人大会议，“两院”报告得票是比较低的。这反映了什么问题？我认为反映了民心，是个晴雨表，说明人民群众对现在反腐败的进展不满意。数据表明，腐败一直是社会各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近几年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领导干部做出的评估：2000年腐败排在第一位，2002年也是第一位，2003年是第二位，2004年也是第二位，2005年排在前三位之外。城镇居民的评估：2000年腐败是第二位，2001年升到第一位，2003年回到第二位。这说明，腐败问题是影响我国持续发展、稳定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最不满意之处。
腐败是中国社会最大的社会污染。我称它“社会污染”，是定义它为“负外部性”，就是对党没有好处，对社会也有很大的危害性。腐败扭曲收入分配，扩大收入差距，特别是恶化贫困人口的状况，主要是公共服务的状态。如果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或者是约束条件下，一个机构的“掠夺之手”增加，那么“公共服务之手”一定减少。如果从一个普通的公民或者是老百姓的角度来看，腐败会危及党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
腐败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治账户”中的负债。就是说，政治资产是流失的，而且是无法计算的。比如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出了陈希同事件，就等于是个负债。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又出现了陈良宇事件，又是一个负债。
腐败不仅在中国社会内部造成极大的负外部性，而且在全世界也造成极大的负外部性。国际社会一直十分关注中国的廉政和反腐败工作，透明国际发布的清廉指数，中国3分左右，属于世界上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特别是出现高层腐败或撤职事件，从陈希同到陈良宇，对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声望是严重的损伤。
玛雅：应当如何应对这个挑战？
胡鞍钢：我在2007年4月的《国情报告》中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廉政体系。为什么要建设国家廉政制度？我们可以看看美国。二百年前一片荒芜的地带，就是因为一部《宪法》，很快成为世界最发达、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历届领导人，都是按照《宪法》的制度安排不断演替下来的。所以说，制度对于一个国家是带有长治久安的根本性的基础设施。我们称之为“无形基础设施”。
我想进一步讨论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就是“国家悖论”。我们知道，国家或者党政干部有两只“手”。哪两只手呢？一个是“服务之手”，就是利用所掌握的国家资源和权力，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服务人民。另一个是“掠夺之手”，就是利用这些公共资源、公共权力为自己和小集体谋取私利，实际上是剥削人民、压迫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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