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献者：怀尧访谈录（中国大学生人手一册的思想秘籍和文艺青年的枕边书）
点此进入淘宝搜索页搜索分類: 图书,文学,中国现当代随笔,
作者： 吴怀尧 著
出 版 社：
出版时间： 2009-1-1字数： 180000版次： 1页数： 205印刷时间： 2009/01/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300101309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中国文化界“南朱北何”联袂推荐：
朱大可：这是跨越代际、岁月、领地、事物表皮的追问与倾听。
何三坡：一本无与伦比的访谈录！堪当中国媒体从业者教科之书，它的迷人魅力不只于相谈甚欢的亲切，更在于它开阔的文化视野与深切的人性关怀！若非天才，不可为也。难怪作者有80后首席记者的坊间美誉。
朱大可：中国文坛是个垃圾厂，此乃恨铁不成钢还是肺腑之言？
何三坡：史上最牛诗集《灰喜鹊》诞生后，中国文学远超西方。
李银河：她期待过温柔而优雅的生活，坐观日升月落四季轮回。
陈丹青：有人说他是画家，有人称之为作家，事实上他是多面的。
岳南：中国举证文学第一人揭秘两千多年前的古墓被盗细节。
于坚：最具国际影响的诗人如何将日常生活提高到哲学境界。
阎连科：他的作品为何一而再再而三被禁？真相及谜底皆在此。
阎安：离时代最近又最远的人，如何成为文化界的精神贵族？
沙叶新：《陈毅市长》还记得么？“闲谈不超过三分钟”幕后。
时白林：《天仙配》是其作品之一。他坚信中国戏曲天下无双。
郭敬明：一个从未对外袒露的小世界，震惊四座的观点和事实。
余秋雨：是什么样的九个问题，让这位媒体红人至今保持沉默？
这本访谈录不会解答太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它跟文化有关，与你看世界的角度，与你看问题的方法有关。它是有趣的，但前提是，你不仅仅是一个满足于庸常生活的人。
——《第一财经周刊》执行总编 伊险峰
通过阅读这些文化名流的直面访谈，足以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式和为人处世之道。阅读本书，读者可以从中体会到思维的乐趣，并且受益无穷。
——香港领袖传媒集团总编辑 施袁喜
内容简介
本书在出版之前，部分访谈已经发表，并引起社会广泛议论，其衍生的话题几乎成为一个时代的风尚。此次整体结集出版，读者将见识文态优雅的朱大可。鬼才浩天的何三坡。渴望过温柔生活的李银河。宝刀未老的时白林，放言无忌的陈丹青，卡夫卡式的阎安，语出惊人的郭敬明等精神贵族的内心世界。吴怀尧的提问。被访者的回答，构成了一幅奇妙的图景，甚至会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式。让我们在了解自己的同时，更好地了解他人。最重要的是，书中的每一篇访谈，都是一座迷人的城堡。任何迷恋文字的人，都会深入其中。乐此不疲。
作者简介
吴怀尧，“80后首席记者”。1984年12月生于湖北红安。初中时期迷恋武侠小说，师从《现代汉语词典》。17岁在北宋理学家程颐、程颢游历、讲学和生活过的二程镇上高中。后因不满应试教育制度而退学，18岁赴京从事编辑工作。21岁担任《财经时报》封面报道记者，其间因“中国作家富豪榜”闻名。22岁签约排行榜网站，成为中国首位职业制榜人。2008年推出文化名家高端访谈《怀尧访谈录》，并兼总策划及制作人。现居北京。
目录
序：中国惊雷
自序：本命年
朱大可 先锋评论家
岳南 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于坚 写诗取悦世界
阎连科 我未妖魔化北大
时白林 老兵永远不死
李银河 优雅而温柔的生活
何三坡 燕山上的灰喜鹊
郭敬明 文学史避不开我
沙叶新 我天下无敌
陈丹青 多面丹青
阎安 圣地守夜人
号外 九问余秋雨
跋：《怀尧访谈录》获奖与媒体生态嬗变
书摘插图
朱大可 先锋评论家
朱大可印象
门开之后，朱大可出现在我们面前：圆脸，淡眉，目光炯然，中等身材，微胖，表情自然而丰富，没有想象中的肃然或张扬。“好多人都以为我是凶神恶煞，有的还把我想象成又高又瘦的电线杆。”他笑着说，普通话里夹杂着些吴侬软语。
朱大可，著名文化学者，被视为中国文化批评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以独特的话语方式见长。现为同济大学文化研究所教授。这次他来北京，是作为嘉宾参加中央三套的一档节目。“昨晚在这个房间和一个朋友喝酒，一直喝到凌晨五点多，睡了三个多小时我就起来啦。”他拉开窗帘，烧水沏茶。坐定后，我们开始对话，准确地说，是闲聊漫谈。话题涉及某些人或事时，他会忍不住哈哈大笑，此间眼珠必定灵活地转动，说到兴奋处，则是眉飞色舞左右顾盼，在强调某个观点时，双手在空中比划，时不时作出类似拧螺丝钉的动作，让人联想到他的钳工生涯。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这个被誉为“文化恐龙”的中年上海男人，时而激情恣肆，时而冷峻沉稳，唯独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傲慢与偏见。
在澳大利亚感觉到压抑
1994年，因为一场“不愿详谈的家庭变故”，处于声名鼎盛时期的朱大可辞掉在上海师范大学的教职，去国离乡，远赴澳大利亚。7年后他回国定居，就教于大学，又宣布与文学“离婚”。
“很难有谁能改变我的生活方式。如果我接触的人很多，时间一长就会感到不安，我就喜欢一个人，自在、独立。我对婚姻状态不是太习惯。”谈起那次“变故”，朱大可轻描淡写。
刚到澳大利亚时，他在一家报纸做主编，不久又离开，然后有一段失业经历。期间，“在建筑工地扛过石膏板，做过清洁工。”此后开过广告公司，还在一家上市公司网站做过媒体总监，但时间都很短。“我想那都是非常美妙的经验。”他说，最长的一次是在另一家报社做了4年总编，后来又在悉尼理工大学读博，一直到回国为止。“反正就是什么活都干过了，还包括自己创办网站。”
网站最初名叫澳大利亚新闻网，后来改成“文化先锋”，在中国知识界颇有影响。但由于诸多原因，网站关闭的时间比开放的时间更长，朱大可自嘲似地笑笑：“不过没关系，这显得更有趣了。”现在每天上午，他至少有一个半小时在网上浏览各种新闻，从中触摸中国社会变动的脉搏。
在澳大利亚定居期间，1999年，朱大可的文学批评集《聒噪的时代》出版，国内文学界惊呼朱大可“复出”了。藏象诗歌论坛版主阳正午说：“他那些貌似瑰丽的批评语体后面，蕴藏着摧枯拉朽的‘原创性’力量。在众声喧哗、扑朔迷离的文化语境中，他对当下文化现象敏锐的洞察和大义灭亲式的批判，更显出了他的难能可贵。”
2001年，朱大可回国定居，宣布与文学“离婚”。原因听起来有些令人心酸：“文学一而再再而三地辜负了我的期望。”近年，他又陆续出版了《话语的闪电》《流氓的盛宴》等著作。
事实上，当他把目光投向遥远的时代，在那些古代器物中寻找、破译和阐释中国文化密码的同时，也没有忽视当下甚嚣尘上的文化现象。他写了不少犀利的文化时评，其中包括对余秋雨散文和张艺谋电影的批评。
回忆国外的那段时光，他觉得“没多大意思”。“那个国家对孩子和老人挺好，但是我的母语是汉语，在那里属于少数民族。连越南人和黎巴嫩人都可以歧视中国人。留学的惟一好处，是得到了文化比较的机会。”说起这些并不遥远的往事，他的神色有些黯然。
童年经验奠定文学道路
朱大可觉得自己童年结束是在17岁那一年，父亲的死让他“突然成熟了"。1974年7月，朱大可中学毕业，进入上海第三机床厂技校读书。其父是在1975年11月一个寒冷的黄昏病逝的。当时正值“文革”后期，“亲友彼此都不敢来往，人际关系非常冷漠。”说到这里，他两眼向上凝视，声音突然低了下去，“我父亲是民主党派人士，在‘文革’中备受折磨。他去世时，病床前就我跟我母亲两个人，四周既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他们都逃得很远。”
在朱大可的记忆里，“父亲是和蔼的，可亲的，宽容的”。小学时，朱大可和母亲住在一起，并且在母亲执教的学校读书。“我母亲最先是音乐老师，后来改做语文老师了，她很严厉，而且不苟言笑，从来没有宠过我，对我就像对其他学生一样。我对音乐和语文的喜欢，主要是受她的影响。父亲是历史老师，所以我对历史也很喜欢。"朱大可的父亲在很远的浦东教历史课，一个礼拜才回来一次。“他从来不打骂呵斥我，因为我超出了他的期待。”
朱大可的确表现卓越，小学还没有毕业，“已经通读四大名著”。到他十二三岁的时候，父母执教的两所学校的图书馆他全都看遍了。进入中学后，西方古典文学他也过滤了一遍。“这些‘文革’残留的书，被保留得很好，而且传播非常广泛。很多书破旧发黄，封面、书底都没有了，你只能猜它的书名和作者，但我们通常都能破解这种谜案。”朱大可和母亲轮流看书，很多时候通宵不眠。罗曼•罗兰和托尔斯泰的小说，雪莱、拜伦和但丁的长诗，“是我的隐形的精神摇篮”，他神色惘然地回忆说。
1976年7月，朱大可技校毕业，被分配至上海照相机四厂担任钳工。“我是做照相馆用的相机，海鸥牌，”他用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圆，“那种大的。”对于一个饱读诗书、喜欢音乐，想做钢琴家、指挥，后来又想当作曲家的少年来说，钳工无疑是枯燥乏味的。他烦做工人，“开始琢磨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1977年，高考恢复。这一年，朱大可21岁，这个年轻人摸不准考大学究竟意味着什么，所以“没敢考”。次年，他终于明白，只要上了大学，就有可能逃离工厂，改变工人身份。
1979年9月，他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我是新三届里面的最后一届”。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他的第一志愿是历史系，第二志愿才是中文系。在他看来，文学是自然天成的，完全不需要课堂教诲。“我曾经想考音乐学院，结果这个梦像泡沫一样破灭了。由于父亲的影响，我想做历史学家。”
没想到阴差阳错，他被分到了中文系。说起当初为何选择华师时，朱大可告诉我们，“当时我母亲每月的退休金是70块钱，我们家的房租是25块，还剩下45块，两个人用是很拮据的。那时华师每个月有18块5的补贴，基本上能够解决我的伙食问题。”
刚进大学时，他兴奋，如鱼得水，“戴着校徽到处走动”。而且挑肥拣瘦，非常清晰地辨认哪门课重要，哪门课不重要，他一直在走读，拒绝住校，“不重要的课完全逃掉”。逃到公共图书馆，“从早看到晚上”。
现在，朱大可自己成了一名大学老师。当我询问如果有学生逃课他会如何处理时，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从不点名，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因为我就是这样过来的。”说完后他笑了笑，补充道：“事实上，我的教室都坐满了人。我不需要靠点名来维持出勤率。”
老师希望我“戒骄戒躁”
1983年7月，朱大可从华东师大毕业，被分配至上海财经大学汉语教研室工作，讲授“大学语文”课程。由于与所学专业和研究领域不符，加上失去了大学时代的人文环境，他的心境比较压抑，“失去了方向，心灰意懒，无所事事”。此间，除了一篇《电影系统论》，他几乎中止了所有的写作，蛰伏了近两年之久。
转机出现在两年后。1985年，朱大可受邀参加在厦大举办的全国文艺批评新方法研讨会，“这改变了我的未来”。这次盛会几乎云集了中国当时最优秀和最走红的人才。而朱大可则是“无名鼠辈”。回去后不久，他的第一篇诗歌评论《焦灼的一代和城市梦》问世，并于1986年发表在著名的前卫杂志《当代文艺思潮》上。
“这篇文章完全背离了批评的一般准则，很幼稚，但有杀气，充满奇思怪想，与其说是在阐释他人作品，不如说是在自我卖弄。”对于这篇当年引起文学界普遍关注的文章，朱大可自己并不以为然。
1986年，他发表《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该文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当时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钟惦斐撰文指出：“朱大可的文章很有闪光处，除了作为理论的概括和勇气，更重要的是他把电影作为文化现象，表现了对整个社会和文艺的责任感。”
之后，凭借一系列文学研究和批评文章，朱大可在中国文坛声名鹊起，并且奠定了自己的先锋批评家地位。“那时候我年轻气盛啊，狂得要死。”他说。在很高规格的学术会上，也可以藐视与会者，自己随性说一通，然后当场退会，“得罪了很多人，因为根本不顾别人的感受”。
“这和我的成长环境有关。我是独生子，精神上极度渴望自由和独立，打小就自己跟自己玩，孤独惯了。”
从小学到中学，他的成绩单上，评语里总有“骄傲自满”这几个字，“老师总希望我‘戒骄戒躁’”。如今，朱大可很少与人争论，他觉得“那个没意义，浪费时间而已”。他说这个的时候，还是露出了被小心藏起来的傲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