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全球正义和公民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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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徐贲著
出 版 社： 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3-1字数：版次： 1页数： 429印刷时间：开本： 大32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802256187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你在意你周围的公共文化吗？怎样的公共文化才能让人生活得更有尊严？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公民们应该如何在民族国家内的公共生活中维护人类的共同尊严？
本书以公共文化为文化批评的具体对象，通过全球化和民族认同的一些议题，来关注公共文化的核心问题——社会生活的公共性。不仅涉及直接可见的生活现象，更触及背后的制度分析和批判。
20世纪人类经验承载了太多的蔑视和无尊严。
我们看到，隐藏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凶残和野蛮可以多么轻易地把人的无尊严确立为一种当然的生活方式。阶级的、民族的、政治差异的互相敌视和酷烈斗争、暴力残害和制度性压迫、以消除某种人为目的的意识形态法则，这些都在蔑视和嘲笑人类的完整存在。在人种的、民族的、阶级的或政治集团的强者眼里，自然和历史是不同情弱者的，弱者必须灭亡。他们的结论是，人类不可能以共同的完整存在来判断是非和美丑，人类必须以虚无和绝望来接受道德地狱的未来。
全球正义拒绝这样的结论。即使在地狱之门打开之后, 全球正义也还是要坚持重申人类的整体性和人类的共同尊严。
作者简介
徐贲，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另著有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Disenchanted Democracy、《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文化批评往何处去？》、《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目录
前言
绪论：从公共生活看全球正义和公民群体认同
第一部分 全球化和全球正义
第一章 全球化、现代性和民族国家
第二章 从三种公民观看两种全球化
第三章 全球化中的市场和民主
第四章 全球化中的国家合法性和公民权利
第二部分 社会正义和国族认同
第一章 正义和社会之善
第二章 分配正义和群体认同
第三章 从惩罚到权利的法律正义
第四章 正义、非正义战争和群体认同分歧
第三部分 全球化中的公众和公共生活
第一章 传媒公众和公共事件参与
第二章 公民新闻、公众和公共政治
第三章 承诺、信任和制度秩序
第四章 保护弱者、道德习俗和公共生活
第五章 正派社会和学习认同
第四部分 全球化中的群体生活和公民社会
第一章 博物馆和民族国家
第二章 物品文化和日常生活秩序
第三章 文物收藏和怀旧的大众文化
第四章 公民社会和新全球伦理秩序
第五章 全球化、公民国家和全球治理
书摘插图
第一部分 全球化和全球正义
第一章 全球化、现代性和民族国家
一全球化和现代性
尽管“全球”（globe）这个词在英语中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但“全球化”成为西方学界描述和分析世界宏观秩序的概念却是1980年代初和中期以后的事。全球化所表达的不仅是人类世界和社会生活所经历的实际变化，而且也是对这一变化越来越明确的意识。80年代以前的许多现代化理论对全球化的不同方面也多有涉及，但毕竟都还没有明确将这些方面放在全球化的宏观框架中加以联系和系统分析。全球化理论出现在现代化理论之后，但这不等于说全球化进程就一定后于现代性发生。全球化和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这是全球化理论所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讨论这个问题的意义不仅有助于理解全球性，也有助于从新的世界意识来加深对现代性的认识。
“全球化”这个概念对于不同使用者有不同的含义。一种看法是把全球化当作“国际化”，主要表现在“国与国之间贸易和资本投资的大量并正在增加的流动”。另一种看法把全球化当作全世界形成“开放”和融合局面的“解放”力量。它同时也把全球化当作一种普遍化过程，推动不同文化朝同一方向发展。还有一种看法把全球化当作一种“西方化”和“现代化”的力量，全球化使得现代化的社会要素（资本主义、理性主义、工业化和官僚制度等）为全世界所接受。这一看法往往也从反面将全球化描绘为以麦当劳、好莱坞和CNN为代表的新文化帝国主义。再一种看法则将全球化看成是一种“破除疆域”的过程，它使得人们的社会空间不再局限于以往的疆域观念（地方、传统群体、地方国家等等）。全球化是一个过程或一些过程，它使得“社会关系话语交往的空间结构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把这四种看法分别称作为国际多边互动论、普遍趋同论，西方意识形态霸权论和破除疆域论。
所有这些对全球化的看法都把全球化与现代社会生活相联系。全球化与现代性的致密关系以吉登斯（A.Giddens）说得最为明确，“现代性天生就能全球化”。至于现代性的哪些方面促成或产生了全球化，不同的论者从不同的社会理论角度得出了不同的看法。有的论者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强调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作用。有的论者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强调工业和技术发展的主导作用。还有论者则从韦伯（M.Weber）社会学的角度来强调理性知识和现代官僚国家的作用。对于全球化对现代性的影响，不同的论者也有不同大看法。有的论者认为全球化形成了“高度的”、“发达的”或“极端的”现代性，这一现代性使得现代社会结构（它的理性主义、官僚科层管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生产等等）扩展到全球关系之中。还有论者将全球化与一种“具有反思意识”的新型现代性联系起来，即一种“现代化了的现代性”。在复杂、重叠的全球关系中，原先现代化所提供的种种确定性受到了质疑。再有论者则将全球化与“晚期现代性”或者“后现代”联系在一起。因此，关于何为全球化的争论又往往与何为后现代的争论混杂在一起。例如，哈维（D.Harvey）用后现代来称呼全球资本主义；奥勃鲁（M.Albrow）则将“全球时代”视为现代化之外的时代，因为全球性已经代替了民族国家和理性这两个现代性的根本要素，形成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新结构。其他论者则将后现代描述为一个失去稳定身份或认知的生活世界，称之为“信息”、“媒介”、“超现实”或“模拟”等等。
全球化这一术语在90年代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话语，先是主要出现于中国的后现代（它亦以“后殖民”为其表述）理论中。中国的后现代话语的“后”首先不是表现在它的话语内容（它往往混杂着马克思主义、文化解构或者民族主义等不同的成分），而是表现在它取消现代性在中国的相关性这一基本立场上。在这一话语中，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与中国现代化问题联系在一起。对这一点，刘康在《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的不同选择》中说得最清楚：“我所说的全球化，是指冷战结束后，跨国资本建立的所谓世界‘新秩序’或‘世界系统’，同时也指通讯技术革命以及‘信息高速公路’所带来的文化全球化传播的情形。全球化过程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文化生产与商品生产的关系日益紧密。在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潮等各个领域中，文化与商品的密切结合，渐渐形成了充满着内在矛盾与悖论的‘全球化文化想象’。全球化文化想象理所当然地包括了有关中国的种种图景。90年代的中国文化想象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现代化’成为中心话题”。在刘康的解说中，全球化观念的最大意义似乎在于它能使中国知识分子突破现代化或现代性思想所设置的一元论桎梏，“近年来的中国文化讨论中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共识，就是中国尚未现代化，而西方早已现代化，所以必须强调中国在现代化问题上的特殊性。换言之，（西方）现代化被视为不可质疑的普遍标准。这种特殊论，仍然表现出一元决定论的倾向。但历史充满着多重矛盾，是多元决定的，现代化也是如此”。在刘康那里，强调或不强调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都是以西方现代化为“不可质疑的普遍标准”，而真正认识多元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为其中之一元）只有在全球化的思想框架中才能办到。
刘康再三澄清，自己并不是后现代主义者。然而，他主张以全球化走出现代性，这与中国一些后学论者主张以后现代走出现代性是相当契合的。这一点从刘康对中国后学论者的称赞上也能看出来。刘康说，“（以张颐武等为代表的中国后学论者）对当代西方‘后学’理论的关注，是出于对全球化问题的考虑。他们并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流行理论来解读当代中国，而是力图以理论的普遍性话语来透视中国文化转型期的问题，并且反过来再以中国的实践诘问理论的普遍有效性和合理性。换言之，中国‘后学’的问题焦点不是中国现代史中‘西方宰制’或‘后殖民’等，而是当代中国在全球化文化想象的巨大引力场中的位置”。刘康没有告诉我们，他所说的那个“全球化文化想象的巨大引力场”是怎样的一个“引力场”。他也没有说明，他所说的“文化想象”指的是谁的想象。如果他指的是中国后学论者对全球文化的想象，那么我们发现，这种想象还真没有放弃“西方宰制”或“后殖民”的焦点。例如，张颐武在《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一文中说，他要驳斥的是中国某些知识分子的两种倾向，一是把西方现代性用作普遍标准：二是把“全球化”用来对中国西方化。在张颐武关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文化想象中，“西方宰制”或“后殖民”显然都还是焦点问题。
我举刘康和张颐武的“后”现代话语关于全球化的说法为例，不是要评论这些说法是否正确，而是要指出，即使是在“后”现代话语中，全球化仍然是和现代性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后”现代话语并不能使中国摆脱现代化问题。再者，即使是出于思考中国问题需要所阐述的全球化，其实也并不具有什么特别的中国特色。刘康对全球化的看法就是前面提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论和自由主义工业技术论的混合版本，张颐武所说的全球化则更是在直接搬用西方意识形态霸权论对全球化的说法。霸权说或西方牵制说所依据的世界二分划定（中心/边缘、西方/非西方、西方/中国等等）本来是一种现代性理论（我在后面还要述及），算不上是什么“后”现代的理论。西方霸权论其实是普遍趋同论的背反形式。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将全球化当作一种世界发展的“客观”事实或积极潮流来描述，而前者则将这种描述当作一种不见得有事实根据、但对非西方国家特别有害的意识形态来加以揭露。刘康和张颐武的例子还让我们看到，在中国的“后”话语中，对全球化的认识其实未必统一。刘康强调的是全球化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可以帮助人们设想一种中国式的现代化。张颐武强调的是全球化的同一化，这种同一化对中国有“西方化”的作用，只有抵制它，“中国现代发展（才能有自己的）不同选择”。刘康、张颐武两人因此就全球化提出了不同的中国策略，刘康强调的是抓住全球化的机遇，张颐武强调的则是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对全球化看法不统一不是一个问题，它恰恰让我们看到了全球化问题的复杂，单纯强调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未必能为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找到方便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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