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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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邓剑秋 著
出 版 社： 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4-1字数：版次： 1页数： 416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010077437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一书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层面，即怎样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反思与总结的基础上，从哲学认识论的高度，透彻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展开了一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立体画卷，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内容简介
本书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层面，即怎样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反思与总结的基础上，从哲学认识论的高度，透彻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展开了一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立体画卷，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全书从认识论的角度，进一步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反思和总结，启迪人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做自觉跟随时代脚步前进的、真正合格的马克思主义传人；进一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规律，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启迪人们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
作者简介
邓剑秋，湖南省邵阳县人。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湖北省政协常委、文史委主任。先后兼任过湖北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党建学会副会长、湖北省社科联副主席等职务。长期以来，在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同时，致力于党建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出版的著作有《邓剑秋选集》(独著)、《党建工程研究》(独著)、《邓小平治国方略》(合著)等20多部；发表的论文有《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等100多篇。其中，3项作品荣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项作品荣获湖北省“五个一”工程优秀成果奖，10多项作品荣获湖北省委宣传部优秀成果奖。
目录
引言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源头
第一节 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
第二节 跨越时空的普遍真理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马克思主义观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前提
第一节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
第二节 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轨迹
第一节 从启蒙者的蒙昧到探索者的感悟
第二节 从教条主义的樊篱到自由王国的跨越
第三节 从理想的迷茫到理性的回归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原则
第一节 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
第二节 坚持继承性与发展性的统一
第三节 坚持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径
第一节 实事求是
第二节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第三节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方法
第一节 辩证逻辑方法
第二节 历史主义方法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动力
第一节 领袖求索与群众经验
第二节 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
第八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意义
第一节 珍贵的思想元素
第二节 珍贵的创新精神
第三节 珍贵的指路明灯
结语
附录：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概览
一、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二、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三、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四、发展中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书摘插图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源头
人类思想是一个绵延不断的历史发展过程。任何一种科学思想的产生都有它的思想渊源。作为科学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①，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②，就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③。顾名思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源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一节 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划时代的革命，在人类思想史上树起了一座前无古人的不朽丰碑。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建设美好未来最锐利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于19世纪40年代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它的产生，既有对人类文明思想成果的批判继承，又有社会发展实践的坚实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恩格斯是历史文化遗产最优秀的继承者，由他们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的科学结晶，它不但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学说，它同任何学说一样，都是以已有的思想材料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的。列宁曾经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有过十分确切和精辟的论
述，他说：“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是19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中的三种主要思潮——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同法国所有革命学说相联系的法国社会主义的继承者和天才的完成者。”
（一）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
德国古典哲学是资产阶级占据统治地位后出现的哲学意识形态，它的主要代表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中创立了概念辩证法的杰出哲学家。他一方面创立了庞大的以绝对精神为出发点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另一方面又把辩证法系统化，创立了概念辩证法。他认为，“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质和基础，是万事万物的核心和命脉。世界上的各种事物不过是“绝对精神”自身运动内在过程的体现。黑格尔哲学体系的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就是对“绝对精神”辩证发展过程的描述。他还批判了康德割裂思维和存在的形而上学观点，论证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指出“绝对精神”既是客体又是主体，既是存在又是思维。“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就是思维与存在矛盾统一的发展过程，提出了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相一致的辩证思想。他还系统地批判了几个世纪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从而结束了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统治，把辩证法提升为客观真理和普遍规律。恩格斯说：“近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完成了，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黑格尔辩证法这个最全面、最富有内容、最深刻的发展学说，是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成果。
马克思、恩格斯的青年时代，曾经炽烈地崇拜黑格尔，可以说是黑格尔的虔诚信徒。但是，慢慢地他们省悟到，黑格尔辩证法是同唯心主义融合在一起的，因而存在着体系与方法的矛盾，革命的辩证法被保守的唯心主义体系所窒息。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批判地吸取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摒弃其唯心主义的外壳的基础上创立唯物辩证法的。这种辩证法不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简单继续，而是有质的飞跃。马克思说：“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人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①
费尔巴哈是德国古典哲学中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早年是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后来转向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他在同宗教神学和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建立了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唯物主义。他指出，新哲学的任务“就是从绝对哲学中，亦即从神学中将人的哲学的必要性，亦即人本学的必要性推究出来，以及通过神的哲学的批判而建立人的哲学的批判”。他从人本主义出发，论证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他认为，思维的主体（人）和思维的器官（大脑）来自自然界，离开了自然界，就不可能有思维，因而不是精神产生自然，而是自然产生精神。费尔巴哈结束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在德国数十年的统治，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但是，他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同时，却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而使他的唯物主义存在形而上学的缺陷。正如马克思
在他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指出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②同时，由于他长期隐居乡村，脱离自己的时代，不懂得社会实践的意义，把人看做是脱离历史和社会关系而存在着的生物学上的人，因而在社会历史观上依然是历史唯心主义。
为此，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划时代的历史作用，是他坚决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决裂，宣扬了唯物主义，而他的弱点又在于他的唯物主义的不够彻底、不够全面。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全面研究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吸取了他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抛弃了其形而上学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弱点，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之一。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把两者正确地结合起来，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并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由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从此，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把哲学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在哲学发展史上实现了伟大的革命性的变革。
（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威廉配第开始，中间经过亚当斯密的发展，到大卫，李嘉图结束。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对封建主义做斗争的重要理论武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巩固起了促进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污垢、提高生产力、使工商业获得新的发展的资产阶级。”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制度的时候，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配第最早提出“自然价格”的商品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但他没有分清价值和使用价值、价值和交换价值、价值和价格的概念，理论上是混乱的。斯密发展了劳动价值论，他正确指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他又认为，商品价值是由这种商品在交换中所购置的或支配的劳动量决定的，由此得出了价值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人构成的错误结论，因而他的劳动价值论又具有不彻底性。李嘉图看到了斯密的这个错误，坚持了商品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理论。但他对价值实体和价值形式缺乏了解，不能科学地解释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交换，以及同量资本得到同量利润怎样与价值规律相符。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研究了剩余价值，但是，他们没有把剩余价值作为一种专门范畴同它的各种特殊形式区别开来。配第认为地租是超出生产费用的全部剩余，利息是货币出借者因有购置土地的能力而应像地主一样得到的租金，因而地租是剩余价值的真正形式。斯密则突破了配第在这个问题上的狭隘性，他认为创造价值的是一般社会劳动，不管劳动的具体形式如何，剩余价值表现为利润、地租、利息等多种形式，是资本家和地主对劳动者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李嘉图进一步研究了剩余价值，但他的研究没有离开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没有分清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区别，没有考察剩余价值的起源。他们还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初步揭示了阶级构成和阶级对立的状况。斯密认为，地主、工人和资本家三个阶级构成文明社会的三个主
要的和基本的阶级。这样一来，在政治经济学中，历史斗争和历史发展规律被抓住了，并且开始被揭示出来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