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父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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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阎连科 著
出 版 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5-1字数：版次： 1页数： 171印刷时间：开本： 大32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222058231包装： 精装编辑推荐
万人签名联合推荐，2009年最感人的大书，最让世界震撼的中国作家阎连科，锥心泣血的文字，千万读者为之动容，创预售销量奇迹，超级《小团圆》
在我所有的作品中，这是一颗钻石。
——阎连科
阎连科600万字著作中的真情之钻！
《我与父辈》是一本充满苦味、苦涩和苦难的书
一本用大爱，用揪心的痛疼、真诚的感、
和永远无法弥补的忏悔之心写成的书
一本父母看了想送给儿女的书：请了解你们的父辈
一本儿女看了想送给父母的书：感恩，我们的父辈
亲情撼心 千斤万钧
诠释生和死的宏大乐章 隽永交响
亲人会远去 亲情恒久在离你最近的地方
最凄美的亲情大爱 最颤动心灵的经典读本
09年感人大书
阎连科600万字著作中的真情之钻！
《我与父辈》是一本充满苦味、苦涩和苦难的书
一本用大爱，用揪心的痛疼、真诚的感、
和永远无法弥补的忏悔之心写成的书
一本父母看了想送给儿女的书：请了解你们的父辈
一本儿女看了想送给父母的书：感恩，我们的父辈
亲情撼心 千斤万钧
诠释生和死的宏大乐章 隽永交响
亲人会远去 亲情恒久在离你最近的地方
最凄美的亲情大爱 最颤动心灵的经典读本
《我与父辈》一书是以《日光流年》、《受活》、《风雅颂》等长篇小说享誉文坛的阎连科，擅长写豫地风情，每部小说都是将思绪拉回到魔幻的耙耧山脉，以乡村的奇事抵御都市时尚的侵袭，这是阎连科作为一个豫地农家子的性情使然。在长篇散文《我与父辈》中，阎连科同样真切地描绘了那场由记忆组成的乡村梦，比小说更真切，更值得回味。
《我与父辈》从自己的童年开始写起，把人们带回到上世纪那个充满贫穷和饥饿的年代，讲述了生活在偏僻农村里的父亲、大伯、四叔坎坷而平淡的一生，以及自己艰辛的成长经历。当然，除了对那段沉重历史的回忆之外，阎连科用更多的笔墨讲述了父辈对子女浓浓的亲情，讲述了自己在温暖的亲情之下获得的滋养，以及对这种亲情的真诚感恩。经历过的人读这长文会有一种共鸣；而没经历过的人，却有一种警醒与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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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我们总是要把父母对我们的疼爱无休止的拉长，永远去享受父母给我们的心怀和疼爱。
因为这种疼爱河流源远而流长，我们便以为那疼爱是取之不竭的。因为取之不竭、用之不尽，所以我们也并不把那爱放在心上去。
直到有一天，长辈老子、父母病倒了，我们才明白父母和长辈，都早已为了生活和儿女、日子和碎琐，精疲力竭，元气耗尽。
对父母和长辈生命的疏忽，如同我们常年在暗暗吮吸着父母和长辈的血液而当代可有可无的水。
现在，他们年迈了，陪伴他们的只能是赋闲的无奈和一日日的衰老，甚或从他们迎面走来的日子里，只能疾病和死亡。
我们该明白，我们还应该把我们为欲望而作的努力拿出那么一丁点儿给他们，把我们十个指头中的二十八节指骨分出一节来，让他们使用和抚摸……
作者简介
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1978年应征入伍，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情感狱》《最后一名女知青》《生死晶黄》《日光流年》《丁庄梦》《受活》，小说集《黄金洞》，中短篇小说《年月日》等。作品曾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其他国内外奖项二十多次。
目录
第一章 前面几句
第二章 我的那年代
1.小学
2.《红楼梦》
3.枪毙
4.写作
5.寂冷的光亮
6.高考
第三章 想念父亲
1.土地的身影
2.盖房
3.打
4.失孝
5.病
6.战争
7.命运
8.罪孽
9.清欠
10.结去
第四章 大伯一家
1.人物
2.织洋袜
3.偏爱
4.暴发
5.盖房
6.相媳
7.尊严
8.赌博
9.走向短路
10.电视
11.铁成
12.连云
13.歇息
14.后事
15.面向死亡
16.去处
第五章 我的四叔
1.日子与生活
2.一件布衫
3.静夜
4.一桩事情
5.一头沉
6.收麦后
7.在车站
8.回乡
9.返
10.墙里墙外
媒体评论
勿庸讳言，较之时下恣肆泛滥的快餐文字，本书无疑是五十年沉淀而不得的浓醇佳酿。阎连科回望生养于斯的故乡黄土，回望同一时空下交错连接的先辈之情，在母语文化年深日久的浸染下，不惜生命、脑汁、心血，倾情酿造了对这一语系的反哺与彰显。其用心之苦，用情之深，用力之巨，其对汉字的笃信、虔诚和敬畏，令我们一睹了什么是高度负责和面对历史的写作。父辈的勤勉、隐忍、克己和无私，注解了以农耕文明发轫的华夏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兴盛基因和图腾密码。书中对人生的分合聚散，对生命的流转递进，有着近于宗教般的解读和诠释。——辽宁读者张国增时光虚度，转眼已过天命之年；华年不在，弹指已是三代同堂。在看到阎连科的这部《我与父辈》之后，才发现自己竟从未静心思考过已过的光阴——曾经怀揣梦想而勤奋少年，如今已是鬓角染霜。可能和作者是同乡人，亦是同龄人的缘故，书中的很多环境、场景，甚至经历的年代和发生的种种，仿佛就是自己的经历，尤其是文中无处不在的、浓的化不开的乡音、乡情更让我感同身受。也许，现在是该想想自己这五十几年的时候了…… ——河南读者杨戊辰阎连科长篇散文《我与父辈》（《钟山》2009年第2期），是《钟山》推出的“个人史”系列的最新文本。在因天灾人祸造成的那些苦难年代，在贫穷的乡村，我与父亲、大伯、四叔等父辈的故事，默默上演。大历史退到幕后似有似无，个人、家庭的心理遭际、情感煎熬、灵肉沧桑成为主体。自然灾害造成田野荒芜，可以计算减产、歉收数额；天灾人祸造成的心田荒芜呢？疼痛、苦涩、哀绝、恐惧、幻灭、绝望、悔恨、颓废……这些负面的情感成了多个历史时期的日常情感，是潜在的巨大的历史“软成本”，却往往被人忽略了——每次历史事件过后，人们习惯于统计伤亡人数、经济损失，体量巨大的民间疾苦失去了具体性，最终只能湮没无闻。大历史叙述对个人情感的忽视必然使人道主义成为单性人道主义，有断子绝孙的危险《钟山》的“个人史”叙事就是要找到并保持这些具体性，实行对历史的情感成本多点的不间断的有效存盘。伤疤好了痛不能忘；前痛不忘，后事之师。——《钟山》贾梦玮文学不是消磨时间的器物——读阎连科《我与父辈》打开电视，香车美厦、锦衣玉食的，小伙子年纪轻轻就掌管了上亿资产的房地产公司，小丫头20出头就已经靠码字赚得上百万，这种种流光溢彩的景象，让我们感觉距离苦难已经很遥远。阎连科的《我与父辈》，不啻给了我们当头一棒：苦难并没有走远。作者的父亲，被哮喘夺走52岁生命之际，唯一也是最大的愿望就是让电影放映员上家里来放一场《少林寺》，家里却因为拿不出10元钱而无法让这个辛劳了一辈子的农民如愿，这，发生在20多年前；作者的大伯，一个靠给四乡乡亲织袜子为生的手艺人，为给自己的儿子们支撑起娶妻生子的房子，寒冬腊月里带着一家老少去河滩捡石头去卖换得买砖买瓦买房梁的钱，这，发生在10多年前。作者的四伯，为了生计不得不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去城里当被乡亲羡慕的苦工，却还不得不把在城里受的窝囊气掖在心窝里，也就是眼前的事情。掩卷而泣，我倍感愧疚。不久前，我在我的博客里贴了一篇题为《我和我妈》的小文，对我妈颇有微词。网友非常客气给了我这样的评论：“妈妈永远是给我于我们生命的人，无论做错了什么”、“你还没有走进妈妈的心灵世界，终有一天你会懂得世上只有妈妈好”，读后我还腹诽他们：你们是没有遇到这样的妈妈。如果一本《我与父辈》仅仅惊醒了我的感恩之心，那真是辜负了作者的一片苦心。我们这一代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候，于是，我们有能力为我们的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国内的甚至是国外的；我们也有能力给我们的孩子提供最好的生活条件，衣食住行样样能让他们如意。得意之余，我们回身看看自己的童年、少年和青年：读什么学校能接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全凭自己的本事，父母哪里肯为这个殚精竭虑？至于吃和穿，多吃了一个葱油饼或衣服给挂了一个小口子，都会被爸爸妈妈呵斥甚至招致一巴掌。我不止一次也不止听一个人说过这样的话：“假如我父母当初能够……我肯定比现在好。”我附和过这样的埋怨。是阎连科的这本书，让我反省：这样责难我们的父辈，公平吗？我们等于是把我们的父辈放在了天平的那一端，在这一端，我们搁上了被30年飞速发展改变了的生活的砝码，还怪罪我们的父辈当年为什么不使使劲让砝码往上翘一点点，这公平吗？阎连科在父亲死后的这20多年里，一直为那10元钱、为没让父亲临终前在家里看上《少林寺》自责着，作家敢于将这样的自责公之于世，难道只是为让自己曾经幽暗的心灵晒晒太阳吗？我毋宁相信是作家用他的良心昭告被幻象迷惑了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苦难已经是很遥远的往事了；我毋宁相信作家如子规啼血一般警示我们，我们的父辈不会比自以为是的我们付出的爱少，雪中送炭永远比锦上添花有价值！这样的昭告和警示，对我们的后辈有意义吗？80后乃至90后们在讨厌这个社会戴上有色眼镜评价他们的所作所为的同时，却做着匪夷所思的抉择。曾经见过这样一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父母双双下岗，他非但不因为父母在他难以想象的困境中扶助他走出大学校门去反哺父母，而是以谈金钱为耻作为幌子心安理得地从父母可怜的生活费里分一杯羹。去责骂这个80后吗？不如审视一下我们这些“培养”出这样的孩子的父母：当我们昂首挺胸地走在小康的康庄大道上时，是不是也分出一点时间与我们的孩子们一起回头看看，就在并不遥远的过去，我们曾经那样为生计奔波过。其意义不仅仅是我们的父母喜欢用的一个词“忆苦思甜”，更在于让也许会走得很远的我们的孩子们不忘记自己来自何处。在处处繁华的幻象中，阎连科用平实的语言说了一个我们业已淡忘的道理：文学作品不仅仅是为追逐富足而忙碌的人们用来消磨时间的器物，它可以摆脱低级、肉麻和无病呻吟的形象，而成为记录社会、启迪人民的重要工具。吴玫2009-4-23阎连科：亲情的闪耀在出版界，阎连科绝对是个话题人物。他的作品往往是要么获得主流文学界的大奖，要么就沦为禁书，而他却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文学创作道路。自2004年《受活》的风光后，因为某些原因，阎连科逐渐淡出了读者的视野——虽然这几年他从没有停止笔耕。与阎连科仅有过寥寥几次的采访接触，但却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位真正的大作家。平实，但富于坚持，一如他的文字。其实阎连科的作品并不适合大众阅读，反而更适合成为主流文学界的教学素材。他的文字内蕴情感而过于朴实，结构更失之于平淡。这些特点无不与当前快餐式阅读的要求相违背。然而奇怪的是，正是这种被视为“纯文学”的作品，却每每能获得市场的青睐。如之前的《受活》，那怪异的结构安排和大量的方言却造就了当年出版界的年度热销书。而这次，阎连科首次将关注的目光从对民族精神的探索转向了自己的家族。《我与父辈》是本很典型的家族自传小说，平淡的人物、平淡的回忆，乃至平淡的文字，整篇小说处处都打下了阎连科式的烙印。小说在作者一个又一个有点淡然的回忆中展开，回忆里的人物，与黄土高原上那些千千万万的劳作者们毫无二致，整个人生的目标，无非就是“过上平静安稳的日子”。文中的语言上朴实的，但更是沉痛的。书中满布着作者对人生的感悟，对亲情的感慨，每每让人于无声处梗咽不已。这让我想到我们这些做晚辈儿女的，总是要把父母对我们少年的疼爱无休止地拉长到青年和中年，只要父母健在，就永远把老人当做当年三四十岁的壮年去对待；永远把自己当成少不更事的孩童去享受父母给我们的心怀和疼爱，哪怕自己已经是壮年，而父母长辈们已经步入老年的行列里。因为这种疼爱河流样源远而流长，我们便以为那疼爱是可以取之不竭的；因为取之不竭、用之不尽，所以我们也并不把那爱放到心上去。许多时候，甚或把那疼爱当做累赘和包袱、当做烦琐和厌恶，想把长辈的疼爱扔掉就像扔掉长在我们背上的瘤。直到有一天，长辈老了、父母病倒了，我们才明白父母和长辈，都早已为了生活和儿女、日子和碎琐，精疲力竭、元气耗尽；而我们，也已经早就不是了少年和青年、不是了青年和壮年。对父母和长辈生命的疏忽，如同我们常年在暗暗吮吸着父母和长辈的血液而当做可有可无的水。到了这时候，我们想起我们原是父母的儿女了、是长辈的晚辈了。父母和长辈，在此之前，他们为我们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可我们，能做的一切却都不是为了他们。现在，他们年迈了，不能下田耕地了，不能到车间工作了。而陪伴他们的，只能是赋闲的无奈和一日日的衰老时，甚或从他们迎面走来的日子里，只能是疾病和死亡时，我们该明白我们的角色不光是自己儿女的父亲和母亲；不光是妻子的丈夫、丈夫的妻子；不光要为自己的事业、贪念努力和钻营，我们还应该把我们欲望中的努力拿出那么一丁点儿给他们；把我们十个指头中的二十八节指骨分出一节来，让他们使用和抚摸。应该让他们清楚地感觉到，他们这一生，是确确实实生过儿女、养过儿女、有着儿女的。书中关于对父辈亲情的这段描述超脱了时代，直射入民族精神的核心，即使在当前，相信也能引发包括90、乃至00后年轻人在内的广泛读者的共鸣。毕竟，民族内蕴的东西，是真正超脱了时代和年龄限制的。城市化的发展，正逐渐拉远人与人的距离，即使血浓于水的亲情，也正被城市化的快节奏所消磨着。阎连科以一个过来人的眼光，将自己的悔恨与懊恼娓娓道来，一个个平淡的字语，都化为一根根利针，刺入每一个读者的心田。浦东时报雷俊2009-4-23
书摘插图
第三章 想念父亲
1.土地的身影
到今年，我父亲已经离开我们二十五年了。
二十五个春春秋秋，是那么漫长的一河岁月。在这一河岁月的漂流中，过去许多老旧的事情，无论如何，却总是让我不能忘却。而最使我记忆犹新、不能忘却的，比较起来，还是我的父亲和父亲在他活着时劳作的模样儿。他是农民，劳作是他的本分，唯有日夜的劳作，才使他感到他是活着的和活着的一些生存与意义，是天正地正的一种应该。
很小的时候——那当儿我只有几岁，或许是不到读书的那个年龄吧，便总如尾巴样随在父亲身后。父亲劳作的时候，我喜欢立在他的身边，一边看他举镐弄锹的样子，一边去踩踏留在父亲身后或者他身边的影子。
这是多少、多少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各家都还有自留地，虽然还是社会主义的人民公社，土地公辖，但各家各户都还允许有那么一分几分的土地归你所有，任你耕种，任你做作。与此同时，也还允许你在荒坡河滩上开出一片一片的小块荒地，种瓜点豆，植树栽葱，都是你的权益和自由。我家的自留地在几里外一面山上的后坡，地面向阳，然土质不好，全是褐黄的礓土，俚语说是块料礓地，每一锨、每一镐插进土里去，都要遇到无角无棱、不方不圆、无形无状的料礓石。每年犁地，打破犁铧是常有的事。为了改造这土地，父亲连续几年冬闲都领着家人，顶着寒风或冒着飞雪到自留地里刨刨翻翻，用镢头挖上一尺深浅，把那些礓石从土里翻捡出来，大块的和细小瘦长的，由我和二姐抱到田头，以备回家时担回家里，堆到房下，积少成多，到有一日翻盖房子时，垒地基或表砌山墙所使用；块小或彻底寻找不出一点物形的，就挑到沟边，倒进沟底，任风吹雨淋对它的无用进行惩处和暴力。
父亲有一米七多的个头，这年月算不得高个儿，可在几十年前，一米七多在乡村是少有的高个儿。那时候，我看着他把镢头举过头顶，镢刺儿对着天空，晴天时，那刺儿就似乎差一点钩着了半空中的日头；阴天时，那刺儿就实实在在钩着了半空的游云。因为一面山上，只有我们一家在翻地劳作，四处静得奇妙，我就听见了父亲的镢头钩断云丝那咯咯叭叭的白色声响。追着那种声音，就看见镢头在半空凝寂了片刻之后，一瞬间，又暴着力量往下落去，深深地插在了那坚硬的田地里。而父亲那由直到弯的腰骨，这时会有一种柔韧的响声，像奔跑的汽车轧飞的沙粒样，从他那该洗的粗白布的衬衣下飞奔出来。父亲就这样一镢一镢地刨着，一个时辰、一个时辰在他的镢下流去和消失；一个冬日、又一个冬日地，被他刨碎重又归新组合着。每天清晨，往山坡上去时，父亲瘦高的身影显得挺拔而有力，到了日落西山，那身影就弯曲了许多。我已经清晰无误地觉察出，初上山时，父亲的腰骨，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笔直的腰杆儿，可一镢一镢地刨着，到了午时，那腰杆儿便像一棵笔直的树上挂了一袋沉重的物件，树干还是立着，却明显有了弯样。待在那山上吃过带去的午饭，那树也就卸了吊着的物件，又重新努力着撑直起来，然而到了日过平南，那棵树也就彻底弯下了，如挂了两袋、三袋更为沉重的物体，仿佛再也不会直了一般。然尽管这样，父亲还是一下一下有力地把镢头举在半空，用力地一下一下让镢头暴落在那块料礓地里，直到日头最终沉将下去时。
我说：“爹，日头落了。”
爹把镢头举将起来，看着西边，却又问我道：“落了吗？”
我说：“你看——落了呢。”
每次我这样说完，父亲似乎不相信日头会真的落山，他要首先看我一会儿，再把目光盯着西边看上许久，待认定日头确是落了，黄昏确是来了，才最后把镢头狠命地往地上刨一下，总结样地，翻起一大块硬土之后，才会最终把镢头丢下，将双手卡在腰上向后用力仰几仰，让弯久的累腰响出特别舒耳的几下嘎吧嘎吧的声音，再半旋身子，找一块高凸出地面的虚土或坷垃，仰躺上去，面向天空，让那虚土或坷垃正顶着他的腰骨，很随意、很舒展地把土地当做床铺，一边均匀地呼吸，一边用手抓着那湿漉漉的碎土，将它们在手里捏成团儿，再揉成碎末，这样反复几下，再起身看看他翻过的土地，迈着匀称的脚步，东西走走、南北行行，丈量一番，在心里默算一阵，又用一根小棍，在地上笔算几下，父亲那满是红土的脸上，就有了许多浅色粲然的笑容。
我问：“有多少地？”
父亲说：“种豆子够咱们一家吃半年豆面，种红薯得再挖一个窑洞。”
然后，就挑起一担我捡出来的料礓石，下山回家去了。那料礓石虽然不似鹅卵石那么坚硬沉重，可毕竟也是石头，挑起时父亲是拄着镢柄才站了起来的。然他在下山的路上，至多也就歇上一息两息，就坚持着到了家里。路上你能看见他的汗一粒粒落在地上，把尘土砸出豆夹窝似的小坑，像落在日头地里的几滴很快就又将被晒干的雨滴一样。我跟在父亲身后，扛着他用了一天的镢头，觉得沉重得似乎能把我压趴在地上，很想把那柄镢头扔在脚地，可因为离父亲越来越远，竟还能清楚地听见他在那一担礓石下整个脊骨都在扭曲变形的咔嘣咔嘣的声响，便只好把镢头从这个肩上换到那个肩上，迅速地小跑几步，更近地跟在他的身后，以免落在黄昏的深处。
到了家里，父亲把那一担礓石放在山墙下边，似乎是彻底地用完了自己的气力，随着那两筐落地的礓石，他也把自己扔坐在礓石堆上。如果黄昏不是太深，如果天气不是太冷，他就坐在那儿不再起来，让姐们把饭碗端将出去，直到吃完了夜饭，才会起身回家，才算正式结束了他一天的劳作。这个时候，我就怀疑回家倒在床上的父亲，明天是否还能起得来。然而，来日一早，他又如上一日的一早一样，领着我和家人，天不亮就上山翻地去了。
这样过了三年——三年的三个冬天，我们家的那块土地彻底地翻捡完了。家里山墙下堆的黄色的礓石，足够表砌三间房的两面山墙，而田头沟底倒堆的礓石也足有家里的几倍之多，你不敢相信一块地里会有多么多的礓石。你终于知道那块比原来大了许多的自留地，其实都是从礓石的缝中翻捡出来的，也许七分，也许八分，也许有一亩见余。总之，那块田地对几岁的你来说，犹如一个广场，平整、松软，散发着深红香甜的土腥，就是你在田地里翻筋斗、打滚儿，也不会有一点坚硬划破你的一丝皮儿。因此，你似乎懂得了一些劳作和土地的意义，懂得了父亲在这个世上生存的意义。似乎明白，作为农民，人生中的全部苦乐，都在土地之上、都根在土地之中、都与劳作息息相关；或者说，土地与劳作，是农民人生的一切苦乐之源。尤其从那年夏天开始，那块土地的边边角角，都经过了根彻的整理，低凹处的边岸用礓石垒了边坝，临路边易进牛羊的地方，用枣刺封插起来，太过尖角的地脑，落不了犁耙，就用铁锨细翻了一遍；然后，在地里扒出一片蘑菇似的红薯堆，一家人又冒着酷暑，在几里外的山下挑水，在那块田里栽下了它成为真正的田地之后的第一季的红薯苗儿。
也许是父亲的劳作感动了天地，那一年风调雨顺，那块田地的红薯长势极好，因为翻捡礓石时已经顺带把草根扔了出去，所以那年的田里，除了油黑旺茂的红薯秧儿，几乎找不到几棵野草。凡从那田头走过的庄稼人，无不站立下来，扭头朝田里凝望一阵、感叹一阵。这时候如果父亲在那田里，他就会一边翻着茂如草原的红薯秧棵儿，一边脸上漫溢着轻快的欢笑。
人家说：“天呀，看你家这红薯的长势！”
父亲说：“头年生土，下年就不会这样好了。”
人家说：“我家冬天粮不够时，可要借你们家的红薯呀。”
父亲说：“随便，随便。”
为了储存那一地的红薯，父亲特意把我家临着村头寨墙的红薯窑中的一个老洞又往大处、深处扩展一新，并且在老洞的对面，又挖了更大的一眼新洞。一切都准备完毕，只等着霜降到来前后，开始这一季的收获。为了收获，父亲把颓秃的镢头刺儿请铁匠加钢后又捻长了一寸；为了收获，父亲在一个集日又买了一对挑红薯的箩筐；为了收获，父亲把捆绑红薯秧儿的草绳，搓好后挂在了房檐下面。工具、心情、气力，都已经准备好了，剩下的就是等待霜降的来降。
阳历10月8日、9日，是霜降前的寒露，寒露之后半月，也就是霜降了。可到了寒露那天，大队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由村支书传达了由中央到省里，又由省里至地区和县上，最后由县上直接传达给各大队支书的红印文件。文件说人民公社绝对不允许各家各户有自留地的存在。各家各户的自留地，必须在文件传达之后的三日之内，全部收归公有。
那是1966年的事。
1966年的那个寒露的中午，父亲从会场上回来没有吃饭，独自坐在上房的门槛儿上，脸色灰白阴沉，无言无语，惆怅茫然地望着天空。母亲端来一碗汤饭说：“咋办？交吗？”
父亲没有说话。
母亲又问：“不交？”
父亲瞟了一眼母亲，反问说：“能不交吗？敢不交吗？”
说完之后，父亲看看母亲端给他的饭碗，没有接，独自出门去了。吃过午饭，父亲还没有回来。到了吃晚饭时，父亲仍然没有回来。母亲知道父亲到哪儿去了，母亲没有让我们去找父亲。我们也都知道父亲去了哪里，很想去那里把父亲找回来，可母亲说让他去那里坐坐吧，我们便没有去寻叫父亲。那一天直至黄昏消失，夜黑铺开，父亲才有气无力地从外边回来，回来时他手里提着一棵红薯秧子，秧根上吊着几个鲜红硕大的红薯。把那棵红薯放在屋里，父亲对母亲说：“咱们那块地土肥朝阳，风水也好，其实是块上好的坟地，人死后能埋在那儿就好啦。”
听着父亲的话，一家人默默无语。
默默无语到月落星稀和人心寒凉。
2.盖房
没有谁能想到父亲会下世得那么急快，母亲、姐姐、哥哥及左邻右舍，谁都觉得他走得早了，早得多了，让他的子女们无法接受。但是父亲，他似乎自得了那病的第一天起，就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对于常正的人，死亡是站在你人生的前方某处，在等着你一日日、一步步向它走近，待你到了它的面前，它能够伸手及你，它才会伸手携你而去。但对于一个病人，那就不仅是你一日日、一步步向死亡走去，而是死亡也从你的对面，一日日、一步步向你跑来。人生就是那么一定的、有限的一段距离，如果时速一定，只有你单向地向死亡靠近，那就需要相对长点的时间，如果你向死亡走去，死亡也迎面向你走来，那你的人生时间就要短下许多。世间上每个人只有那么一段行程，一个人独自走完这段行程的人生是一回事，而有另外一个我们看不见的死亡的黑影，也来抢行你这段路程，那你的人生就是另外一回事。而我的父亲，他一定是很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的。他一定因为有病，就在冥冥之中看见了属于他的那段人生行程的对面，也正有一个暗影在向他走来。所以，他作为一个农民、一个父亲，就特别急需把他认为一个农民父亲应该在人世的所尽之责，无遗无憾地尽力完毕和结束。
那么，一个身为农民的父亲，他活在世上到底应该做完一些什么事情呢？尽到一些什么职情呢？这一点，父亲和所有北方的农民一样，和所有北方的男人一样，和他周围所有做了父亲却最远的行程是到几十里外的县城、倘若能到百里之外的洛阳就是人生大事、就是生命的一次远足的农民一样，他们自做了父亲那一日、一时的开始，就刻骨铭心地懂得，他们最大、最庄严的职情，就是要给儿子盖几间房子，要给女儿准备一套陪嫁，要目睹着儿女们婚配成家，有志立业。这几乎是所有农民父亲的人生目的，甚或是唯一的目的。
我想因为有病，父亲对这一目的就看得更为明晰、更为强烈、更为简捷：那就是在父亲生前，他以为他需要做完的许多事情中，最为急迫的是儿女们的婚姻。
而理想的婚姻，又似乎是建立在房子的基础之上。似乎谁家有好的房舍，谁家儿女就有可能具备理想婚姻的基础。房子是一个农民家庭富足的标志和象征，甚至，在一方村落里，好的房屋，也是一个家庭社会地位的象征。父亲和所有农民一样，明白这一点，就几乎把他一生的全部精力和财力，都集中在了要为子女们盖下的几间瓦房上。盖几间瓦房，变成了父亲人生的目的，也变成了他生命中的希冀。
现在，我已经记不得我家那最早竖起在村落的三间土房瓦屋是如何盖将起来的，只记得，那三间瓦房的四面都是土墙，然在临靠路边的一面山墙上，却表砌了从山坡田野一日一日挑回来的黄色的礓石，其余三面墙壁，都泥了一层由麦糠掺和的黄泥。春天来时，那三面墙上长有许多瘦弱的麦芽；记得那半圆的小瓦，在房坡上一行一行，你在任何角度去看，都会发现一个个瓦楞组成的一排排的人字儿，像无数队凝在天空不动的雁阵。记得所有路过我家门前的行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要立下脚步，端详一阵那三间瓦屋，像懂行的庄稼把式在几年前路过我父亲翻捡、扩大过的自留地一样，他们的脸上，都一律挂着惊羡的神色和默语的称颂。我还记得，搬进那瓦屋之后，母亲不止一次地面带笑容给我们姐弟们叙说，盖房前父亲和她如何到二百里外的深山老林，去把那一根根杂木椽子从有着野狼出没的山沟扛到路边；记得母亲至今还不断地挂在嘴上，说盖起房子那一年春节，家里没有一粒小麦，没有半把面粉，是借了人家一碗污麦面粉让我们兄弟姐妹四个每人吃了半碗饺子，而父亲和她，则一个饺子都没吃。还说那一年她试着把白面包在红薯面的上边，希望这样擀成饺子叶儿，能让她的子女们都多吃几个白菜饺子，但试了几次，皆因为红薯面过分缺少黏性而没有成功——而没有做成饺子叶儿的，包了一层白面的红薯面块，就是父亲那年过节所吃的大年饭。
这就是房子留给我的最初记忆，之后所记得的，就是我所看到的，就是那新盖的三间瓦房，因为过度简陋而不断漏雨，每年雨季，屋里的各处都要摆满盆盆罐罐。为了翻盖这漏雨的房子，父亲又蓄了几年气力，最后不仅使那瓦房不再漏雨，而且使那四面土墙的四个房角，有了四个青砖立柱，门和窗子的边沿，也都用青砖镶砌了边儿，且邻了路边的一面山墙和三间瓦房的正面前墙，全都用长条儿礓石砌表了一层，而料礓石墙面每一平方米的四围边儿，也都有单立的青砖竖起隔断，这就仿佛把土瓦房穿了一件黄底绿格的洋布衬衫，不仅能使土墙防雨，而且使这瓦房一下美观起来、漂亮起来，它也因此更为引人注目，更为令众多乡人惊惊羡羡。
这就是父亲的事业。
是父亲活着的主要人生目的之一，也是他觉得必须尽力活在人世的一种实在。要说，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父亲的那种病，都不是让人立等着急的急症、绝症——哮喘病，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也无非是头痛脑热之类的。但头痛与脑热，却是易于治愈的家常小症，而哮喘却是有可能由小变大、由轻至重，最终转化为无可救治的肺原性心脏病的一种慢性的常见病症。在乡村、在偏远的山区农村，这种病几乎是老年人的必得之症。人过五十、六十，由于年轻时劳累受寒、感冒频繁，有这种病的老人最少占五十岁以上人口的一半还多，而最终因为这种病而离开人世的农民几乎是司空见惯。不用说，父亲在他的生活中目睹了太多因这种病而撒手人寰的场景；不用说，父亲明白得了这种病，要么借助年轻的体魄和命运，碰巧也就将此病治好还愈了，要么和更多的有了这病的人一样，最终因为此病而谢世。
父亲和别人所不同的是，他得这病时还不到三十岁，自恃年龄和身体的许可，没有太把这病放在心上，病重了就借钱讨几副药吃，病轻了就仍然无休无止地劳作，这样十几年熬煎下来，日日月月，恶性循环，终于在不到五十岁时，每年冬天病情发作，就如七十岁有了哮喘一样。也正因为这样，他就想急急忙忙把房子翻盖起来，想让他的子女们不延不误，长大一个，成婚一个；成婚一个，他也就算了却了他的一份必尽的心愿。
我们兄弟姐妹四个的婚姻，在那个今天已经改村为镇的左邻右舍的目光中，从订婚到成家，他们都认为较为顺利，这除了父母和我们兄弟姐妹的为人本身，与父亲染病挨饿为我们盖起的一间间的乡村瓦屋不无关系。那是仅有二分半地的一所乡村小宅，中央之上，盖三间上房，东西两侧，再各盖两间厢厦，这样七间房子，正留出一分地的一个四方院落：这是豫西农村最为盛行而有些殷实的农家小院。为了盖房，父亲每年过节都很少添过新衣；为了盖房，父亲把房前屋后能栽树的地方全都栽了泡桐、杨树。到了冬天，还在那树苗身上涂上白灰、围上稻草，以使它取暖过冬。春天来时，他把这些稻草取掉，和让孩子们脱掉过热的棉衣一样，再在小树周围扎下一圈枣刺棵儿，以防孩娃们的热手去那树上摸碰。父亲就这样如疼爱他的孩子样养护着那些小树。那些小树在几年或多年之后，长到中年、老年，就做了我家房上的檩梁。到我家那七间房子全都成了瓦房以后，父亲虽然不是第一个盖筑瓦屋的村人，却是第一个让家里没有草房——包括鸡窝、猪圈——的房主。而且，在我们家的院落里，父亲在他哮喘病已经明显加重的时候，还戴着避寒的暖纱口罩，拉着板车，领着我们兄弟姐妹，趟过已经封冻结冰的几十米宽的酷冷伊河，到十几里外的一条白涧沟里寻找二三指厚的红色薄片石头，拉回来铺满院子、铺满通往厕所和猪圈的风道小路，使那二分半的宅院，没有见土的地方。每到雨天，街上和别户各家，到处都泥泞不堪，只有我们家里洁洁净净。那样的天气里，我们家院里总是站满了村人邻居，他们在那不见泥沙的院里、屋里，打牌说笑、讲述故事、议论命运和生老病死，把我们家那所宅院和那宅院中围困着的乡村人的人生，当成村落建筑和日子的榜样与楷模。
事实上，那所宅院和宅院中的日子，的确在那片村落和方圆多少里的村落中，都有着被夸大的影响和声誉，对许多农民的日子起着一种引导的督促。可是，只有为数不多的有着血缘关系的亲人们，方才知道父亲为了这些，付出了他的健康，也付出了他许多的生寿。记得最后盖我家东边那两间厢厦时，父亲领着我们，破冰过河去山沟里拉做地基的石头，因为车子装得太满，返回时车子陷在伊河当中，我们姐弟全都高卷起裤腿，站在冰河中用力猛推，不仅没能把车子推动半步，反而每个人的手脸都冻得乌青，腿和脚在水中哆嗦得不能自已。这时候，父亲回过身子，从车辕间出来，把我们姐弟从水中扶到岸上，用棉衣包着我们各自的腿脚，他自己又返回水中，同哥哥一道，从车上卸着一二百斤重的石头，一块块用肩膀扛到岸边，直到车子上的石头还剩一半之多，才又独自从冰河中把车子拉上岸来。父亲从水中出来时候，他脖子里青筋勃露，满头大汗，手上、肩上、腿上和几乎所有衣服的每个部位，却都挂着水和冰凌。我们慌忙去岸边接着父亲和那车石头，待他把车子拉到岸上的一块干处，我们才都发现，父亲因为哮喘，呼吸困难，脸被憋成了青色，额门上的汗都是憋出来的。见父亲脸色青胀，咳嗽不止，姐姐赶忙不停地去父亲的后背上捶着，过了很久，捶了很久，待父亲缓过那艰难的呼吸，哥哥也抱着一块水淋淋的石头最后从冰河里出来，他把那石头放在车上，望着父亲的脸色说：“不一定非要盖这两间房子，不能为了房子不要命啊。”
父亲没有马上说话，他瞟了一眼哥哥，又望望我们，最后把目光投向荒凉空无的远处，好像想了一会儿，悟透并拿定了什么主意，才扭回头来对着他的子女们说：
“得趁着我这哮喘不算太重，还能干动活儿就把房子盖起来，要不，过几年我病重了，干不动了，没把房子给你们盖起来，没有在我活着时看着你们一个个成家立业，那我死了就对不起你们，也有愧了我这一世人生。”
其实，父亲的病是在他年轻时的劳累中得下的，而扎根难愈，却是他在为子女成家立业的盖房中开始的。在我们兄弟姐妹中，我排行最小，1984年10月完婚在那最后盖起的两间瓦屋之后，也便了却了父亲的最后一桩夙愿。于是，没过多久，他便离开我们独自去了，去另外一番界地，寻找着另外一种安宁和清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