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散文研究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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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易鑫鼎编
出 版 社：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6-5-1字数：版次： 1页数： 546印刷时间：开本： 大32开印次： 1纸张：I S B N ： 9787807420095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中国古代散文，是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它在很广大的背景上，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兴衰、得失成败、社会思潮、文化学术等等方面的情况。本书搜集整理了20世纪百年间有关散文方面讨论的一些主要问题，载录了论辩各方的一些基本观点，这对于学习、研究、讲授中国文学史与研究作家作品都是很有用处的。它可以使我们温故而知新，可以从中受到启发，得到材料，可以事半功倍地提高我们思考问题、认识问题的能力，因为它和我们的文学史学习、作家作品学习很贴近、很直接。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20世纪古代散文研究引起变化的三大问题
一 “疑古”和“走出疑古”
二 从批判传统旧文化到弘扬民族文化
三 中国古代散文的界定问题和研究展望
第二章 对先秦历史散文不同评论举要
一 《周易》
二 《尚书》
三 《左传》
四 《战国策》
第三章 对先秦诸子散文不同评论举要（上）
一 先秦诸子的由来
二 《论语》
三 《孟子》
四 《荀子》
第四章 对先秦诸子散文不同评论举要（下）
一 《墨子》
二 《老子》
三 《庄子》
四 《韩非子》
第五章 司马迁和《史记》
一 20世纪前八十年《史记》研究举要
（一）关于司马迁生年的考证和争论
（二）梁启超论《史记》及其“读法”
（三）关于《史记》的考证和评议
（四）概括论述《史记》的几篇论著
（五）怎样理解《史记》的“人民性”
二 20世纪后二十年《史记》研究举要
（一）司马迁的思想
1．“盛世”“雄才”“贤才”
2．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3．司马迁的民族思想
4．司马迁的人生观诸因素
（二）《史记》的文学成就
1．《史记》的散文成就
2．《史记》的传记文学成就
第六章 班固和《汉书》
一 历史时代和班固的思想
二 《汉书》《史记》比较研究举要
第七章 汉赋
一 关于赋的界说
二 汉赋兴盛的原因
三 汉赋诸作家
第八章 六朝骈文
一 骈文的兴起和发展
二 文、笔之争和古代文学史
三 名家名作评论举要
第九章 唐代古文运动和韩愈、柳宗元
一 唐代古文运动述略
二 韩愈
（一）20世纪初期的“辟韩”
（二）对70年代“左倾”思潮“批韩”的驳议
（三）韩愈的爱才思想和历史背景
（四）韩愈对“永贞革新”的态度
（五）韩愈的崇儒和排佛、道
三 柳宗元
（一）对柳宗元评价的变化
（二）柳宗元的唯物论思想
（三）关于柳宗元寓言、传记的不同评价
（四）柳宗元的古文理论主张
（五）柳宗元文学成就的不同评价
第十章 宋代古文运动和欧阳修等名家
一 宋代古文运动述略
二 欧阳修、曾巩
（一）欧阳修的古文理论主张
（二）欧阳修的散文成就
（三）曾巩散文的不同评价
三 王安石、苏洵
（一）王安石的散文
（二）苏洵的散文和《辨奸论》的新争论
四 苏轼、苏辙
（一）关于苏轼评价的变化
（二）苏轼对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贡献
（三）苏辙的散文
第十一章 公安派散文引起的争论
一 周作人称许公安派散文的背景和主要内容
二 “独抒性灵”和时代潮流的矛盾
第十三章 桐城派的历史功过
一 斥“桐城谬种”的是与非
二 如何评价桐城派引起争论的几个问题
（一）桐城派兴起和衰落的原因
（二）怎样理解桐城派的“义法”说
第十三章 八股文的历史功过
一 八股文的演变过程
二 八股文无用论
三 八股文有功论
后记
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编辑后记
书摘插图
第一章20世纪古代散文研究引起变化的三大问题
一、“疑古”和“走出疑古”
疑古辨伪，是自古以来研究古代文化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原因是古来对尧、舜、禹有许多传说，引起学者的怀疑；此外，还有一些古书，被人们考证它们是“伪作”。因为一些“伪书”被考证出来，进而对上古时代的尧、舜、禹等人物就更加怀疑。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就很有代表性。近二三十年，地下出土文物很多，且多文字材料，以历史所李学勤为代表，经过五年多的“夏商周断代”研究工程，认为上述“疑古”论太过粗率，夏王朝确有其实，中华文明史要上推到四千多年前。他的《走出疑古时代》一书，相当清楚地反映了他的研究成果。这是一部专业性很强的书。为了介绍这个新成果，我们把梁启超的《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作一些对比。梁氏此书可说是集古来辨伪学大成，在学术界也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们之间虽没有旗鼓相当的论辩，但他们的见解却是水火不相容的。从前人后人这种不同议论中，来描述近百年散文研究的变化，正是笔者的出发点。还要指出的是，从“疑古”到“走出疑古时代”，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们都反映了学术界追求真理的精神。
为了描述得简便和眉目清晰，我们先引梁论（即梁在该书中对某个问题的看法，注明页码），再引李论（即李学勤在该书中对此问题的新见解，也注明页码），对比一看，就会一目了然了。
梁论《禹贡》：《禹贡》所载的地域很广，虽可说游牧时的人迹比种艺时代较宽，所以《禹贡》也跟着多记。但殷民族的活动圈仅限于大河南北，西周也只限于大河流域，到了春秋战国才慢慢扩充到长江、粤江流域，才知道有交趾等地。为什么《禹贡》的九州恰同东周地域相等而不和殷、周相等呢？除非地下有资料将来发掘、考究，可以证明虞夏地域确同于东周，否则，《禹贡》总是东周的地理书吧。（见该书第93页）
李论《禹贡》：这里介绍社科院考古所邵望平写的《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题目有点怪，很多人认为《禹贡》是非常晚的作品，是战国甚至更迟时期才出现的……我觉得这篇论文的贡献在于用现代中国考古学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即文化区系的理论。去解释《禹贡》。换句话说，就是把中国史前文化分成若干文化圈，以这些文化圈与《禹贡》讲的九州逐一对比，从对比的结果，可以看出《禹贡》九州绝不是想象杜撰，而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此文在研究方法上给人不少启发。如果把较早的青铜器文化的文化圈也结合考虑，对《禹贡》的价值或许还可以有更深的认识。（见该书第41页）
梁论《竹书纪年》：该书是晋太康三年在汲郡魏家冢发现的．《晋书•束皙传》记其书和旧说不同的有夏年多殷，启杀伯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等事，当时很有人因此嶷竹书为伪。殊不知造伪者必不造违反旧思想之说，姑且勿论，今本却因其事违反旧说完全删改，一点痕迹找不着了。可知今本《竹书纪年》必不是晋时所发现的。（见该书第49页）
李氏的《古本（竹书纪年）与夏代史》一文甚长，其主要观点是：《纪年》的价值是战国史，清代以来许多学者用古本《纪年》校订《史记》战国部分内容，成绩卓著，人们已不再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纪年》关于夏代最重要且不见他书的是夏与诸夷的关系。淮泗间的九夷和较南的淮夷是否被征服，关系夏朝的兴衰，极值得重视。《纪年》对夏代各王的都邑记载很详尽，对各王在位年数也有记载，却没有可供核校的证据。《太平御览》引《纪年》所记夏代总年数是：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周岁四百七十一年。《纪年》还记载了商、周总年数。从这个总年数可推算作者心目中夏代的绝对年代。《隋书•律历志》引《纪年》云“尧元年景子”。“景子”即“丙子”，那是唐避讳造成的。这是用于支纪年。有人认为以干支纪年起于王莽。近年出土文物证明此说非是，汉初已有干支纪年。总之，《纪年》是战国中叶魏人所撰史书，有其时代色彩和思想倾向，但其中夏代部分有许多珍贵内涵，过去未得到足够重视。（见该书46至56页）
梁论：《论语》是孔子惟一可靠的书，从没有一句说及孔子曾经作《易十翼》，只有一章“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亦可以无大过矣”，提起了“易”字。司马迁《史记》所说“孔子喜易”大概是从此推想出的。其实这一章便未必根本可靠。据汉末郑玄所见的论语，这章便没有“易”字，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我们从文法上、文义上看，“亦”都比“易”字好。倘使古本论语真是有“亦”无“易”，那么，论语竟没有一字及“易”了。这是我们怀疑孔子和十翼并无关系的第一理由。还有，孟子是一生诵法孔子的人，他的书里并没有一字说到孔子曾作《易十翼》，“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他常说的话，不应孔子作了《易》，而他反一吾不及。这便是我们怀疑孔子和十翼并无关系的第二理由。（见该书第74页）
李论：《述而》的“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一句，汉代的《鲁论》有异文，“易”字作“亦”，这样，似乎孔子和易没有什么关系了。实际土，“易”“亦”音近而讹，从古音来看，只能是两汉之际以后的事。《史记》既然作“易”，作“亦”的异文是没有多少价值的。马王堆帛书《周易》的传文部分有一篇题为《要》，记载孔子同子贡的问答，也说到“夫子老而好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说．“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这话的口吻和《孟子》所载孔子所说的“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很类似的。孔子说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是因为他对《春秋》作了笔削，所以他与《易》的关系也一定不限于是个读者，而是一定意义上的作者，他所作的，只能是解释经文的《易传》。（见该书第76至77页）
梁论：隋朝有一宗特别的事情，文帝酷爱古书，尤爱易经。当时有个大学者刘炫，学问声望都很好，在北魏、北周之末，为北方大经师，又作了一二十年的大学教授，因为迎合文帝的嗜好，造了连山、归藏两部易经。他说连山是夏朝的易经，归藏是商朝的易经，周易是周朝的易经。我们年轻时读三字经，中间有几句：“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详。”就是从这里生出来的。连山、归藏，周礼中提到过，乃假造周礼的人，随便乱说，本来没有这两部书。刘炫因周易而想及连山、归藏，书初上时，文帝大喜，后来知道是假的，以为大逆不道，就把刘炫杀了。一代大学者，因为造假书，砍头，太不值得！但须知奖励过分，无异明白教人作假。这也不能单怪刘炫啊！（见该书第21页）
李论：据《周礼》载，太卜之官掌管“三易”：“一日连山，二日归藏，三日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据此可知连山、归藏与周易相似。《尚书》《左传》《国语》记有“；易”的运用。《礼记•礼运篇》及郑注认为《归藏》（即《坤乾》）是殷代盼的阴阳之书，因而也有文献推论连山是夏代之书。
’连山、归藏不见于《汉书•艺文志》，可是汉人桓谭说两书都存在，还记述连山有八万字，归藏有四千三百字。晋代的干宝，宋代的罗泌、罗苹、李过等人，曾记录下归藏的部分卦名，奇奇怪怪，几乎无人相信。想不到的是，帛书《周易》经文的卦名却有一些与归藏卦名相合或类似。例如《戚》卦，帛书作《钦》，归藏也作《钦》；《谦》卦，帛书作《兼》，归藏也是一样。这样看来，汉以来流传的归藏确乎有据，并非全出杜撰。（见该书第78页）
梁论《辨伪学的发达》，是该书第三章。他从先秦一直数到胡适、钱玄同的“疑古”“辨伪”工作，许多名家都点到了。孟子是最早不信伪书的，“尽信书，不如无书”是其名言；韩非说孔、墨都称道尧、舜，却不能定谁是真尧舜，是对“托古”伪说最有力的揭露；司马迁作《史记》时，真伪杂出的史料极多，他的办法就是以“不离古文者近是”为原则；西汉末今、古文学之争，事实上就是“辨伪”之争；《汉书》的《儒林传》《艺文志》列举的许多书，很值得怀疑；东汉郑玄调和今、古文学，其弟子临孝存著《十论七难》（今佚），对《周礼》大表怀疑；王充的《论衡》“攻击无稽古史”，“怀疑精神”尤著；三国到隋，人们多事清谈，“辨伪”冷落了。柳宗元独树一帜，比韩愈高，但他疑“子书”，而不疑“经书”；刘知几的《史通》对《尚书》《孟子》《论语》《春秋》等书的“妄测、虚增或矛盾错谬”痛下批评，是提倡“咱由研究”令人“佩服”的一位学者。
宋代是辨伪学发达的时代，宋人做学问和汉人不同，他们不守古训，不守一家之言，“胆子大，汉人、唐人不敢说的话，他们敢说；前人已经定论的名言，他们必求一个可信不可信”。这种风气助长了“新见解”的产生。欧阳修对《易经》《左传》《周礼》都大加怀疑，是北宋“辨伪学的第一大家”。王安石、苏轼、司马光等也都有“疑古辨伪的成绩”。南宋的朱熹是理学家，对《尚书》《周礼》也提出许多怀疑。叶适的《习学记序目》对经史书籍都表示了怀疑。陈振孙的《直斋书录题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王应麟的《汉
书•艺文志考》、黄震的《黄氏日抄》等书，都有许多疑古辨伪的论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