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与对抗：越南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1961-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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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吕桂霞 著
出 版 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7-7-1字数：版次： 1页数： 419印刷时间：开本： 大32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802307292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本书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所修改而成的。它以越南抗美战争为背景，以1960年代到197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的冷热变化为主线，勾画了中美之间从对抗走向缓和的历史演变过程，探讨了这一特定时期中美关系变迁的原因、特点以及对国际政治格局变迁的影响。全书共分4个章节，具体内容包括中美在越南问题上对抗的缘起、“特种战争”与中美在越南的对峙、越南战争“美国化”与中美对抗的加剧、中美关系缓和与越南战争的结束。
内容简介
本书在吸收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美关系研究最新成果的基础上，以越南抗美战争（1961-1973）为背景，以1960年代到197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的冷热变化为主线，勾画了中美之间从对抗走向缓和的历史演变过程，探讨了这一特定时期中美关系变迁的原因、特点以及对国际政治格局变迁的影响，为我们正确处理和更好地发展全球化时代的大国间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本书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吕桂霞：女，1970年生，山东阳谷人，民革党员。1992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2000年获北京师范大学法学硕士学位，2005年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史和国示关系史。曾在《学海》、《江西社会科学》、《安徽大学学报》、《历史教学问题》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其中《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原因论析》、《论尼克松主义与越南战争的终结》先后被《新华文摘》2005年第24期和2006年第1期转载。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中美在越南问题上对抗的缘起
第一节 “遏制”战略背景下的美国对华政策
一 美国“遏制”战略的形成
二 冷战背景下的美国对华政策
三 “遏制”新中国与美国在越南的卷入
第二节 越南战争前中国的对美战略
一 中国“一边倒”战略的确立
二 反“遏制”战略下的中越关系
第三节 越战前中美在越南问题上的冲突与对抗
一 从第一次印支冲突到新中国成立
二 从新中国成立到日内瓦会议召开
三 从日内瓦会议到美国发动“特种战争”
第二章 “特种战争”与中美在越南的对峙
第一节 美国挑起侵略越南的“特种战争”
一 南越危机与“特种战争”的爆发
二 “泰勒代表团”与美国对越“有限伙伴”政策的确立
三 “有限伙伴”政策下美国对越南的干涉
第二节 中国“援越抗美”的酝酿
一 中国政府对“特种战争” 的反应
二 中国“援越抗美”的初步酝酿
第三节 肯尼迪时期的中美关系
第三章 越南战争“美国化”与中美对抗的加剧
第一节 “局部战争”与越南战争的“美国化”
一 约翰逊政府关于越南“中立化”的争议
二 从“34A行动计划”到“东京湾事件”
三 越南战争的“美国化”
第二节 中国政府的积极备战和“援越抗美”
一 积极备战、及时调整战略部署
二 谴责侵略、全力支援越南抗美救国斗争
三 传递信息、准确阐明中国的严正立场
四 出兵援越、以实际行动抗击美国侵略
五 采取措施、紧急应对美国的军事挑衅
六 关于中国援越抗美的原因
第三节 中美在“越美和谈”问题上的较量
一 美国人的“和谈”试探
二 中国对“越美和谈”的基本态度
第四节 约翰逊时期的中美关系
第四章 中美关系缓和与越南战争的结束
第一节 联华抗苏：美国的战略调整
一 “尼克松主义”与越南战争“越南化”
二 “均势”理论下的美国对华政策
第二节 联美抗苏：中国的战略调整
一 中苏矛盾激化与中国的战略调整
二 中国对“越美和谈”的新态度
第三节 中美关系缓和的实现
一 中美做出改善关系的努力
二 尼克松访华与越南战争的结束
结语
参考文献
英汉译名对照表
后记
书摘插图
第一章中美在越南问题上对抗的缘起
第一节“遏制”战略背景下的
一美国“遏制”战略的形成
美国是一个以古典自由主义原则为立国之本的国家，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深厚的传统，一直占据着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同时，由于美国革命本身就具有浓厚的保守主义色彩，因此，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两种政治思潮在美国是相互交织、互相补充的。虽然有时自由主义占优势，有时保守主义处于支配地位，但即使是传统的保守主义，他们所要保守的也是自由的传统，即形成于英国、光大于美国，从盎格鲁一萨克孙到美利坚一脉相承并扩展整个世界的自由主义大传统。这套以“自由”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不但是美国的立国之本，而且还通过《独立宣言》、《美国宪法》、《权利法案》（宪法前十条修正案）、《联邦党人文集》等经典著作化为文本，使得美国外交中理想主义同现实主义紧密结合，“孤立主义”同扩张主义相互交替，“美国例外论”和美国人的“天定命运观”交相呼应。
饿国十月革命爆发后，美国又出现了强烈的“恐赤症”，只皂南干“二战”时期美国与苏联暂时结盟的需要，加以罗斯福对待国内左派的态度较为开明，“反共主义”才有所减退，但远未消除。随着“二战”临近结束，美苏在战后世界特别是欧洲的重新安排等重大问题上的矛盾日益尖锐，杜鲁门（Harry Truman）认为罗斯福设计的通过大国特别是美苏合作来维护战后世界秩序的设想已不适应新的国际形势的发展。因此，1945年4月20日，上任伊始的杜鲁门总统在召集会议讨论外交政策时，驻苏大使哈里曼就提出要重新考虑对苏政策，并声称：“我不怕俄国人，我准备采取坚定的态度”。“不管怎么说，俄国人需要我们总比我们需要他们的地方多”。随着苏联的崛起和冷战的开始，美国自独立以来第一次感到对其国家安全的外部威胁：苏联共产主义的推进。由于这种威胁被认为具有全球的性质，因此美国领导人相信其国家安全要依据全球安全和稳定而确定。在英法帝国崩溃、西方力量衰弱的情况下，他们认为只有美国拥有应付这种威胁的力量。因此，“反共主义”逐步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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