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班地铁(满天星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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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聂尔
基本信息·出版社：广东省出版集团，花城出版社
·页码：233 页
·出版日期：2009年
·ISBN：7536053800/9787536053809
·条形码：9787536053809
·包装版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满天星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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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从根本上说，自由是个体的自由，我们说的政治自由，其实也都在于赋予并维护个人的自由。在西欧，自由是一个近代的概念，在中国则是五四时代的概念。只有到了五四，中国文学才有了新的观念，新的主题，新的形式和风格。其中，散文的成就尤为突出。《新青年》首开“随感录”专栏，所载散文已大异于《论语》、朱子之类的语录体，而带有尼采的风味了。为向古文家示威，一代作家各自实验“娓语体”，于是有了蒙田武、培根式、兰姆式。至于那些人道的、同情或鼓动的、礼赞劳工神圣的文字，那些讽刺的、愤怒的、对抗权力的文字，显然为故家的文苑所蔑有。他们在打倒偶像、个性解放的历史罅缝间尽量地表现自己、施展自己，在五四以后的头十年里，就产生了一批个性各异的经典性文本，创造力的爆发是惊人的。
创造是自由的创造。任何有创造力的事物，都是通过对现存轨范的反叛和破坏以显示其蓬勃的生命的。文学也如此。如果作品失去了个性，作者是不存在的；如果整个时代的文学是均等的，雷同的，没有冲突也没有变化可言的话，那么，即使队伍十分宏大，一样可以视同无物。没有自由的文学，禁锢的文学，其命运注定是萎顿的，凝滞的，惟见墓室般的死气沉沉。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以及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学”，从内容到形式，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格局。但是，无庸讳言，这其中包括对政治目的性以及工农题材的至上主义的强调，相应的对语言风格的规定等等，由于制度性措施的介入，也在不同的程度上损害了作家的艺术个性。及至文革时期，事情有了恶性的发展，致使数亿人民只有一个作家八个戏，几乎消灭了散文。三十年过后，危机依然存在，最大的威胁是语言的不纯。散文语言是自由的，个性化的，由于来自生命的丛莽深处，带有几分神秘与朦胧是可能的；又因为流经心灵，所以会形成一定的调式，有一种气息，一种调子，一种意味涵蕴其中。即从这所谓“文学的第一要素”而言，五四散文也是具有范式的意义的。然而，当代散文写作使用的语言，则普遍是宣传的、流行的、大众的、简易的、乏味的语言，是多次政治运动冲荡过后留下的，而又失去应有的人文教育和审美教育的修复的语言，是缺乏丰富个性和人性润泽的语言，刚性的语言，布满沙砾的语言。要建设一代散文，必先恢复精神的自由，具体一点说，必先从拯救文学化、人性化、个性化的语言开始。净化语言，这是最根本的工作，也是最艰难的工作。
目录
我的恋爱
奶奶
父亲之死
小姨夫
姐姐
我的儿子
屋子里的阳光
父亲坐在大椅子上
审讯
道路
中国火车
最后一班地铁
与宋海智博士对谈
李荣昌
老G纪事
小b回家
南方日记（之一）
屋檐下的谈话
院子里的生活
爆竹的记忆
童年的冬天
人是泥捏的
老屋
陵川的阳光
看不见的清道夫
为谁而颠狂
笑声响起来
麻雀在哪里过冬？
我所认识的鸟儿
住党校
日常的喜悦
独坐秋风中
阴天里的思绪
黄昏
手枪
洞察
春天里的思绪
汾酒，我的北方兄弟烈
30岁的样子
颓废
聋哑人的道德观
瘸子的自尊心
雪天说雪
在日常生活中谈论战争
平原和老人
下雨
父亲已死
……[看更多目录]
序言不记得奥威尔在哪本书里说过这样的话：在专制时代结束之后二百年，散文不会产生。读后十分震撼。
自然，奥威尔的话说得太极端了，而且还颇有点宿命论的意味。但是难得的是，他揭示了散文生存与自由空间的联系，正所谓“生死攸关”；对于散文的自由品格，期待是深切的。
我国春秋时期曾被誉为“第一次思想解放”时期。其时诸子蜂起，百家争鸣，那气象似乎确为后来所未曾见；但因此，也就出现了为文学史家所惯称的先秦散文的繁荣局面。然而，毕竟是王权时代，那些散文不可避免地散发着权力的蒸人气息；一些貌似虚无超脱的，如老庄，也都是逃避权力，实则逃避自由的标本。秦汉以后，一统天下，散文沦为“雒诵文学”。太史公的《史记》是唯一例外，恐怕这是与他身受“宫刑”的痛苦不无关系的罢？魏晋文学尚“通脱”，其实是一种病态的自由，这时文学的自觉是以政治的麻痹为代价的。
文摘我的恋爱
1983年7、8月间，我从师专毕业刚回到家里的时候，我母亲突然被查出得了癌症。当时的情况可以用托尔斯泰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开头的那句话来描述：我们的家里一切都混乱了。我父亲流泪不止，并时时发怒；我母亲躺到病床上，卸掉了她在这个家庭里首要的责任，只睁开空洞的双眼望着我们；我的姐姐哥哥们的家里每家抽出一人随父亲赴太原为母亲治疗，谁也不知道治疗的时间会有多长，以及治疗的结果会是怎样；我一个人留守在父母的家中，时时接收着来自太原的关于母亲病情令人不安的消息，再向各方面加以传递。
当母亲的治疗渐人轨道，最初的恐慌不得不转为相对的平静之后，太原方面传来的消息竟然主要地集中到了关于我的问题上。我母亲表示，她必须在生前看到我结婚生子，否则她将死不瞑目。家庭里几十年的秩序本来是由我母亲传达和贯彻我父亲的圣旨，现在反过来，我父亲成了我母亲愿望的忠实践行者。与我母亲几十年来对他的指示的执行情况有所不同，我父亲将要丝毫不打折扣地执行我母亲的指令，也就是说，他真的要我在最短时间内结婚。他一点也没有打算要劝说我母亲稍稍改变一下她躺在病床上所产生的昏乱的想法，相反，他认为只有完全彻底地落实那些想法，才能有助于我母亲病情的缓解。这当然只是出于对癌症这种病的极大的误解。但对这一问题我本人也是要等到很多年之后才能有所认识。我们当时的认识水平是，我们相信，如果一个病人所有的愿望都实现了，他的病情就会好转甚至消失不见。这里面的道理是这样的：既然疾病是人的希望的反面，当希望大踏步进逼的时候，疾病自然就不得不退却。这样，我的婚姻问题就成了对我母亲的治疗方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无疑打乱了我在师专读书期间所形成的，对于自己未来婚姻的一个初步的规划和设想。我的规划可以分成两个句子来表述：一，我要在二十八岁以后才结婚；二，我要在遇到相爱的人时才结婚。现在我才二十二岁，离开遥不可及的二十八岁还有漫长的六年（在那六年之久的时间之路上会遍布着多少人生的机遇呵！），我还没遇到一个爱我我也爱她的姑娘。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我的家庭所制订的关于我的问题的决定是不可行的，是荒唐可笑的。
但是，我父亲在一次从太原回来与我单独进行的谈话中（我怀疑他那次回来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那次谈话），决然地向我表明了他的原则。他说，一个人的婚姻不单单关系到，而且不主要是关系到他个人的幸福。婚姻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它应该服从于家庭全局利益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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