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学术史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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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秦燕春
基本信息·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页码：408 页
·出版日期：2008年
·ISBN：9787301148631
·条形码：9787301148631
·包装版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学术史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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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所谓学术史研究，说简单点，不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评判高下、辨别良莠、叙述师承、剖析潮流，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鼓励和引导其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此乃学术史的基本功用。至于压在纸背的“补偏救弊”、“推陈出新”等良苦用心，反倒不必刻意强调。因为，当你努力体贴、描述和评判某一学术进程时，已有意无意地凸显了自家的文化理想及学术追求。
目录
《学术史丛书》总序
自序 “站着读书”与“三十而立”
导言 寻找晚明，一场叙说历史的话语盛宴
一 历史记忆的交响
二 幻中出幻的镜像
三 本书的纲领结构
第一章 从江湖到庙堂：晚清的“晚明三大家”
一 本土还是西方：“晚明三大家”的晚清命运
二 经典与广告之间：晚明著述的晚清出版
三 从边缘到中心：三大家从祀两庑始末考
第二章 “国族”还是“文化”：论“遗”
一 著述·演讲·躬行：章太炎的“晚明记忆”
二 忠于文化还是忠于君国：晚清的遗老们
三 郑孝胥的自我与取舍
第三章 论“士”与结“社”：历史的“写作”与“模拟”
一 “精神国粹”与国民楷模：“民史”建构中的“明遗民录”
二 作为姿态的“几、复遗绪”：以南社为中心
三 清末民初社事中的“重”与“轻”
第四章 风流云散：晚明“艳迹”的黯然回眸
一 作为“经典”的“秦淮”记忆
二 “胜国沧桑艳迹多”：从《桃花扇》到《沧桑艳》
三 末造奇女：乱世的节烈与死亡
第五章 野史·小说·名物文章：文体决定下的内容
一 晚明“野史”：作为“民间记忆”的“乡邦文献”
二 “小说”晚明：寄托遥深与作意好奇
三 名物文章与家族记忆：以冒鹤亭为中心
第六章 寓教于乐的尴尬：走向“通俗”的晚明叙事
一 启蒙·改写·消费：当革命遭遇日常
二 《明末遗恨》演出前后：改良史剧及其他
三 1915年：新剧的“晚明”
尾声 回归书斋的“晚明想象”
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 “国粹学派”主持出版的明末清初典籍简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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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所谓学术史研究，说简单点，不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评判高下、辨别良莠、叙述师承、剖析潮流，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鼓励和引导其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此乃学术史的基本功用。至于压在纸背的“补偏救弊”、“推陈出新”等良苦用心，反倒不必刻意强调。因为，当你努力体贴、描述和评判某一学术进程时，已有意无意地凸显了自家的文化理想及学术追求。
其实，此举并非今人的独创。起码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已着先鞭，更不要说梁启超、钱穆各自独立完成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至于国外，同类著述也并不少见，单以近年译成中文的为例，便有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丹尼尔的《考古学一百五十年》、尼古拉耶夫等的《俄国文艺学史》、勒高夫等的《新史学》，以及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等。
即使如此，90年代中国学人之热衷于谈论“学术史”，依然大有深意。
文摘似乎为了呼应这一“军人主义”的畅想，作者特意强化了有关郑成功史籍记载中那个戏剧性场面：决定“宁为国民死不为奴隶生”的郑成功，“过孔子庙，解所服儒服”，焚而祝之，以完其“昔为孺子，今为孤臣”的心愿。这无疑是针对“文儒”理想的一个戛然休止。同时，像传统传记乃至古典小说中的惯用笔法一样，本篇还赋予英雄出生以种种异象。郑成功幼年归国、迎师课学，被称为“幼禀大和魂之熏陶”，而后“又久受国粹学”，这也是英雄成长过程中的必要条件。颇有意思的还有文章第9节中的描写，“金陵之役”中，出征人众“父母兄弟妻子友戚皆手‘祈战死’旗走相送”，这似乎更像是日本风习的有意挪移。
与此类似，首刊于《民报》第9、13号的《海国英雄记》，第5出“回唐”中强调声明以中华为“上国”，称郑成功为“炎黄新肖子，秦汉大和魂”的“麒麟种”，并借郑归乡途中的视线，盛赞一番“中华祖国，名不虚传”。②
显然，和朱舜水的命运颇有类似，郑成功在清末民初尤其是留日学生中大受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身上流淌着被比拟为武士道精神的日本血缘。以至于“万花丛中一诗僧”、风流儒雅的苏曼殊，也因为同样母籍日本而大沾其光。陈去病在诗歌中，就曾将苏曼殊比拟郑成功，道是：“正朔天南奉盛明，孤忠唯有郑延平，百年更见田中妪，一样宁馨裹锦绷。”⑧而苏曼殊本人著《谒平户延平诞生处》一诗，所谓“行人遥指郑公石，沙白松青夕照边；极目神州余子尽，袈裟和泪伏碑前”④，多少也是以此意此情自况，诗中并明确指陈：只有郑成功才可算得自己眼中唯一英雄。
后记两年半前，博士毕业论文初版草创，“后记”当中我曾如此写道：
在本论文的最初选题与研究进展当中，我的博士导师陈平原先生，最大程度容忍着我任性不羁的写作方式与情绪起落，始终没有放下他对我的信任与期待，辛苦承担着、纠谬着我因几次转换学科、学术训练不足、专业基础薄弱引发的诸多疏漏；我的师母夏晓虹先生，在我转入中文系七年攻读生涯中给予我的精神支持，是超乎学术本身的，而就学术精微的细腻指点而言，夏师乃最让我“敬畏”的人之一；
我的硕士导师刘勇强先生，一直无言地诚挚地向我提供着资料落实与史实考辨上细致的帮助。
这些由衷的感激，至今依然历历在心。尤当感激者，毕业两年多来，我所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先生以及所内其他良师益友，用清美的智慧与雍容的环境，为我独立的学术成长提供了自由的空间与丰富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