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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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晋永权
基本信息·出版社：金城出版社
·页码：305 页
·出版日期：2009年
·ISBN：7802511461/9787802511460
·条形码：9787802511460
·包装版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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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那场波及整个业界的“新闻摄影组织加工与摆布问题大讨论”，因由何在，结果如何？为后来埋下了哪些伏笔？
那些“合理地”组织加工出来的“新闻照片”，何以大行其道？身背相机、神气活现地出现在各种体面场合的摄影记者，到底是“摄影干部”、“无冕之王”，抑或仅仅是候着听差“照相的”？
照相机，作为现代性的工具，一柄双刃剑，在为新政权服务的过程中，是如何被操控者掌握，而又伤及自身的？在东西方对峙的背景下，对待外来影像文化，哪些人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他们是先觉者，还是叛逆之徒？
囊影像的“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是否最终建立起来？在所谓的世界摄影史中呈现什么样的独特景观？
作者简介晋永权，《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著有《最后的汉族》（合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出三峡记》（三联书店，2006）。系列摄影作品“傩”、“出三峡记”被法国国家博物馆、上海美术馆、北京三联书店等机构收藏。
媒体推荐一部中国摄影的断代史，一位摄影人的沉思录。
三百多张史料照片，珍贵档案资料，再现半个世纪前中国摄影大争辩始末。
本书作者耗费数年精力深入研究1956—1959年间的中国摄影史，以人类学家的视角探讨当年中国摄影的独特话语体系，用丰富翔实的史料、文献和档案资料开启这扇历史之门，让我们有机会回望那一段社会史的特异景观。半个世纪之前的影像遗产越过历史时空，仍在影响今日中国的影像文化生态。毫无疑问，这一研究成果对当今的中国摄影具有现实意义。
——著名摄影家、旅美中国新闻摄影人 李振盛
我一直认为，在中国要当一个好的摄影记者，有两门课不可或缺，即你必须知道那些好照片是怎么拍出来的，你必须知道那些假照片是如何造出来的。只是对于后者，人们大多讳莫如深，所以，一些同行经常犯曾经的错误就不奇怪了。我的同事晋永权不厌其烦地查阅档案，不辞辛苦地走访当事人，依据史实又有评说写就的这本书，真实地叙述了那个社会形态下中国新闻摄影的真实面貌。那一年代新闻摄影界在局限与桎梏中展示的荣耀与羞耻，一直延续，影响至今。读懂昨天，我们前行就会少许多迷茫。
——著名摄影记者、《中国青年报》图片总监 贺延光
多年来，吾友以强烈的社会关怀聚焦于本土：从《最后的汉族》到《出三峡记》，其深入洞察，以至开阖的叙事，每令人钦叹。本书同样以富于感染力的文字透现出历史与现实的勾连，如我亦获省视之眼。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 张琳
目录
第一章 风生水起
北海公园事件
难堪又滑稽可笑的事儿
如何摆平
为什么会这样
三位同事的揭发信
危机公关
埋下了伏笔
诚心诚意地说出来
总社分社之争
官方话语遭遇个人表达
心照不宣
毛泽东特例
反思
一个原则性的新问题
适时出现的讨厌声
第二章 左叶事件
罗生门
打破沉默
见报前一天
不同声音
丑角的面貌
幻觉
共产主义硬汉子，天呐
作风问题
第三章 跃进中
真诚的共谋者
抱一抱，笑一笑
并不突然
天方夜谭
摄影记者的大字报
把人拍好
河南典型
溢美之词
老贾泼冷水
格格不入
五位同事联名揭发
置身事外的自我检查
第四章 叛逆者失踪
人生两途
觉醒
想抄近路的野心家
南辕北辙
祸端
性格即命运？
恶评之风
被指定的：丁聪、陈怀德、苍石、何南、黄修一
魏南昌：郎静山命运的另一个版本
叛逆者是何被命名的
驯服的工具
第五章 浮云望眼
布列松来了
距离
与首都摄影界座谈
布列松难题
美学家说话了
WPP与红色中国的蜜月时光
影子敌人
一个饱受资产阶级教育的旧知识分子的答辩与自责
颓废腐朽堕落的美国
海归的意见
办公室里的庄学本
谦逊的自省者
以俄为师的神话
真相吗
社会主义大家庭聚会
没有前言与后记
后记
……[看更多目录]
序言书稿放在办公桌上，一位同事刚瞥上一眼，便迫不及待地对书名提出异议：
“红旗照相馆”，文不对题啊！
对于这本描述1956一1959年间中国摄影领域争辩、冲突及其遗产的书来说，确定这样的书名，我的家人也表示出同样的不解，他们反对的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层的担忧：这是不是有反讽意味？新闻摄影讲求客观、真实，照相靠的是布置摆布，甚至美化；新闻摄影从业者的职业诉求无论如何与照相馆工作人员的工作性质不一样，前者为社会之公器，而后者就是利己的商业活动。二者怎能错误地置换呢？
15年前，也就是1993年夏天，当我兴致勃勃地来到《中国青年报》摄影部报到时，心中充满畅想，我要以摄影——这一特殊的语言来关照现实，反映社会。上天人地，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为伊憔悴终不悔。但，渐渐发现报社的一些老报人打招呼时，却总是喜欢说：“小伙子，照相组新来的吧！”开始时，我一头雾水，明明是报社独特的核心业务部门——新闻摄影部的一员，与照相馆里的小伙计何干？但是，在了解了报社部门的历史延革后，我不再把一时的不快放在心上。这家创刊于1951年的报纸，今日的“摄影部”，很长一段时间内，作为美术部、总编室下属部门，正是叫作“照相组”。经历那一阶段的老报人的叫法，不过是习惯使然，并无其他意思。
文摘第一章 风生水起
北海公园事件
1956年7月下旬，新华社北京分社摄影记者杜修贤带着自己的孩子及另外一位住在同一大院内文字记者的孩子，一起来到位于市中心的北京北海公园，拍摄出租儿童车的新闻照片。
让我们荡起双桨，
小船儿推开波浪，
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
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
那首家喻户晓的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唱的就是这个昔日皇家园林的诗意情形。当天，杜修贤也拍摄了其他游人租车的场面，但发稿时却发了一张以这两个孩子为“模特儿”的照片。
一同去北海公园的除了杜修贤的岳母外，还有那位文字记者孩子的姨娘。他们共租用了两辆童车。拍照时，杜的岳母及那位姨娘没有进入画面。
分社领导在签发杜修贤拍摄的照片时，以这样做无疑是“摆布”为由，把照片扣了下来。新闻摄影中的“组织加工”与“摆布”问题，在当时被部分新闻从业人员认为是虚构造假，是记者的道德品质问题，需要一致反对；而另一些人却不以为然，认为那不过是实际操作中的具体方法而已。
时隔不久，分社的一位女同事在墙报上率先对杜的行为提出批评，认为摄影记者带着自己的孩子拍照发稿是不对的，并请当事人考虑她的意见。
分社内更大范围的讨论由此展开，并上报了总社。
对1956年的中国新闻摄影界，乃至后来3年的整个摄影界来说，“北海公园事件”的发生、过程及结局甚至构成一个隐喻，并带有某些匪夷所思的预示性。
起先，杜所在的摄影组对这件事认识一致。分社同事张惠贤记述道：
杜修贤同志带孩子去拍摄出租儿童车，不是属于虚构，因为儿童车确实是杜修贤同志花钱从公园里租来的，并不是他自己带去的，记者只要遵守规章，当然也有权利去租用儿童车，这与一般游人租车给孩子坐是一样的。因此，这就不能因为坐车的是记者的孩子，便说这张照片是虚构或不真实的。
但随着大量文字记者加入讨论，在随后的3个月内，摄影组的记者们对杜的行为及这张照片是不是“摆布”等问题，意见开始出现了分歧。不过这种分歧大多停留在私人交流中，很少见诸文字。
一些文字记者倾向于认为杜这样做应属于“虚构”与“摆布”，分社领导没有批发这张照片是对的。摄影记者带去的人，目的不是游园，而是为了给摄影记者当新闻图片中的“模特儿”。
显然，文字记者的加入，使得讨论增加了不少思辨色彩，并使问题得以延伸：
为什么摄影记者不能拍摄游人租车，非得带自己人去，是不是没有人租车，我们既要拍摄公园设置的儿童车，就
……[看更多书摘]
后记2008年5月11日中午，我最后一次核实完引征的所有资料后，打算第二天约请本书编辑谢艳芝小姐，把书稿交给她。同时约请多年来一直提携、鼓励我的师友，金城出版社社长王吉胜老师，喝杯咖啡，或茶，要么去离出版社不远处的孔乙己酒家喝杯黄酒。当然，这一切全由他签单结账，这是写作开始便有的约定。
从2006年仲春动笔写作，到2007年3月初稿完成，再经历反复核实修订，斗转星移，甘苦自知。此时，我期待自己尽快从中解脱出来，过上一段无所事事的日子。
一部书稿从写作完成之时起便有了自己的命运。作为文本，她将遭遇读者的多重解读，正像我在当初翻检那些尘封的历史碎片，依凭自己的勇气、感悟与调查，做出如此解读一样。这里所作的解读也是不完整的，更不可能是结论性的。
5月12日这天发生的事情改变了许多中国人的计划，甚至人生，我的计划也受到影响。四川大地震过后的第二天，约定取消。5月13日下午15时离开报社去灾区前，把书稿交到临近办公室同事姜蕾手中，拜托她“把书稿过一遍”，等我回来后交给我。
我深知，这是个艰难的任务。成书后的3个月时间里，我几乎无法把自己写下的文字系统地读一遍。但我在完成第一遍修改之后，我的同事潘平还是耐心地当了第一位读者，通读全部书稿。他有20年的图书出版从业经历，对于近现代中国史有几近痴迷的研究与积累，他对书稿价值的基本判断，让我增添了出版的信心。而此前正是他把自己多方收集的相关资料无私地供我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