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与中华民国(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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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柯伟林
基本信息·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
·页码：356 页
·出版日期：2006年
·ISBN：7214044560
·条形码：9787214044563
·包装版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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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德国与中华民国》是一部研究近代中德关系史的名著。作者充分利用美国、德国、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历史档案，论述了1928—1938年中，德亲近关系建立后德国对中华民国的政权建设、军事制度、工业经济以及意识形态发展所起到的重要影响，指出了近代中国对现代化模式的选择并不只是接受西方的思想和文化，更在于与西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实质性接触。美国《亚洲研究》和《太平洋事务》以及香港《二十一世纪》等书评认为，《德国与中华民国》是研究中德关系史的一本“难以超越”的著作，是关于中国民国史和中国近代史的一项“极其出色”的成就。
作者简介柯伟林(W．C．Kirby)1981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文理学院院长，现任哈佛大学盖辛葛尔历史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是美国艺术及科学院院士。1984年出版本书，备受好评；此后又发表了数篇有影响的论文，成为国际上研究中国近代吏的主要学者之一。其论文《近代中国的连续与变化》，论述了民国的经济计划和人才对日后大陆和台湾经济发展的作用，指出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能以1949年作为界线：另一论文《中国的国际化》，展示了近代中国将国际上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模式本土化的努力，指出了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不能仅仅“以中国为中心”。这些论述极具影响，使得“连续与变化”和“国际化”成为西方中青年学者研读中国近代史的新视角。
编辑推荐《德国与中华民国》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
目录
鸣谢
绪论
第一章 1914年之前德国在中国
第二章 德中关系的重新起步
第三章 联系的建立1926m1931
第四章 国民党的工业战略1931m1933
第五章 新的关系1933m1936
第六章 朴素、法西斯主义和“新生活”
第七章 德国与中国的现代化1935m1937
第八章 尾声1938—1941
结语
缩略语
参考书目
新版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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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中德关系史，是近代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在这方面缺乏研究。80年代初，各地学者开始关注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整理出版了一批资料，并发表了一些研究性的论文，为促进中德关系史的研究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是，与西方国家’学术界比较，近十多年来我国中德关系史的研究，进展仍然缓慢，成果亦不算多。德国、美国的历史学者，都已对中德关系史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德国柏林自由大学郭恒钰教授、罗梅君教授，德国柏林洪堡大学费路教授，法国弗赖堡大学伯恩·马丁教授以及美国哈佛大学柯伟林教授等，都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其中，柯伟林教授的著作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代表了西方学术界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水平，在国际学术界有良好的影响。陈谦平、陈红民、武菁、申晓云四位民国史学者，将这一重要著作翻译成中文出版，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我相信它对中德关系史的研究，会起有益的推动作用。
近代中德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演变过程。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德两国之间只有一些简单的海上或陆路商业贸易往来。鸦片战争以后，德国开始积极参与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和划分势力范围的侵略活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它并非侵华活动的主要角色，而是跟在英、法等国后面分享一杯羹。19世纪以来，随着德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德国帝国主义迫切需要向海外扩张，因而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的掠夺。
文摘经济萧条与有限的成功
“中国研究学会”对一个巨大而尚待开发的中国市场表现得极为乐观。理夏德·威廉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心理》，布鲁诺·里施（BrunoRisch）1930年出版的那本论述外国机器在华市场的著作，以及工业联合会考察团那份广为流传的报告，都是在往升高的期望上煽风点火。
尽管考察团的报告和工业联合会的文化宣传活动均强调开拓中国市场需要较长的时间，但也面临着不少急功近利的压力。有人声称，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转变的阶段”。如果德国工业界不能尽快在那儿扎下根来，那么它定会被关在未来的大门之外。另外，当德国产品的出口需要随着经济萧条的到来而日益增长之时，渗透中国市场的需要也显得尤为迫切了。一位法国经济学家指出，德国工业界对中国市场“固执的乐观主义”，是出于其“不惜任何代价逃避一场严重经济危机的愿望”。德国国家银行董事，也是考察团成员的席佩尔说得更直截了当：“只要在对中国出口上加一把力，德国巨大的失业率就能一举消灭，信贷问题也能因此澄清。”
信贷确实是迫在眉睫的关键问题。一些公司曾要求国家为其参与中国建设的合同担保，但都遭到拒绝。自1929年初将可能实行的贷款策略明确表述之后，信贷的短缺就变得尖锐起来。从那年起，战后德国工业依赖甚殷的美国短期贷款降至1928年总额的20％，同时早期的贷款也到了偿付期限。因而，德国大公司的工业投资从1928年的15亿德国马克降到了1929年的11．7亿，1930年再降至9．07亿，到1931年更降至只有5．22亿德国马克的低点。
后记《德国与中华民国》是美国哈佛大学柯伟林教授的代表作之一。该书1984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之时。这位年仅34岁的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助教卓著的学术成就，为美国及世界各地的汉学家所瞩目。
从1928—1933年间，中国同德国的关系比同其他任何外国列强的关系都要密切，而这段历史关系的研究当时在中国大陆仍处于空白。柯伟林教授的这本书利用了极为丰富的中、英、德文档案，期刊，研究专著和回忆录，全面论述了这一时期中德间的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关系，详实可信，见解独到。已故的德国著名汉学家、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 Universit zu Berlin）费路教授（RolandFelber）认为，该书对民国时期中德关系这一研究课题作出了“重要的和详尽的学术贡献”。时至今日，该书仍不失为研究中德关系史的权威之作。
该书是1994年首次被翻译成中文，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以《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为名出版的。柯伟林教授在获悉我们有意将此书翻译成中文时，欣然同意，将该书的中文版版权授予我们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并撰写了中文版序言，使我们深受感动。张宪文教授对于本书中译本的问世，无疑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钱乘旦教授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进行校对工作，付出了心血；本书当时的翻译工作，自始至终得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潘平先生的鼎力相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