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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 图书,英语与其他外语,普及性英语学习,口语与会话,
　　品牌: 郑匡民

基本信息·出版社：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

·页码：576 页

·出版日期：2008年

·ISBN：7220076193/9787220076190

·条形码：9787220076190

·包装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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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我们研究的对象是非常复杂而庞大的跨学科的课题，其中涉及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例如哲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传播学等等。

《近代中国转型文化研究5》主要探讨外来文化对我国近代的刺激与影响，研究近代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日本文化所发生的中介作用，集中考察甲午战争前后至辛亥革命时期。因为这一时期中国人直接从西方引进的东西，远不如间接从日本引进的东西为多。但自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引起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抗日本侵略的意识；又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中国与美、法、英等国的交往加深；与此同时，留学欧美，特别是大量留学美国的青年相继回国。从此，中国直接从西方国家引进的东西，大大超过间接从日本引进的东西。所以，《近代中国转型文化研究5》考察日本文化对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影响，着重在甲午战争前后至辛亥革命时期。

作者简介郑匡民，1951年7月生，河北省秦皇岛市人。1986年至1996年曾赴日本留学，获文学博士学位。1996年~199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1998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工作，现为该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涉及清末民初中日政治史、学术史与思想文化史，代表作有《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及论文《甲午前后中日官僚士绅之间的认知与交往》、《日本政府对戊戌变法的观察与反应》等。主要从事晚清思想史，尤其是中日关系史的研有。

目录

引言

一、日本近代文化转型初期武士层的价值取向与思想动向 ——以1862年“千岁丸”访沪为例

二、日本近代文化转型期启蒙思想的特点——以福泽谕吉和中村正直为例

三、中国近代转型期的转折点——从“师法西方”到“以日为师”

第一章 甲午前后中日官绅之间的认知与交往

一、日本古之弹丸今之雄国

二、明治前期日本大陆观的演变

三、甲午战后中日两国官僚士绅的交往

第二章 明治时期日本在中国经营的中文报刊

一、列强在中国办报最多的国家

二、《国闻报》与日本外务省官僚

三、维新派与《同文沪报》

第三章 晚清译业及日译术语的输入

一、急功近利的心理状态

二、梁启超和他的“和文汉读法”

三、《清议报》、《新民丛报》中来自日本人著作的文章

四、日译学术名词在中国的传播

五、进入现代汉语中的日译学术名词

第四章 日本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影响

一、西方自由主义概念传人日本的早期阶段

二、对自由的两种不同的解释

三、日本民权运动中的积极自由倾向

四、中江兆民的自由观

五、“自由”概念传人中国

第五章 清末留日学生民族意识的觉醒

一、留日学生初至日本的感受和新思潮的冲击

二、拒俄运动

三、留日学生抵制强权的民族主义运动——反对“取缔规则”风潮

第六章 社会主义讲习会与政闻社

一、日本预备立宪时代的经验与政闻社的筹建

二、同盟会的分裂与社会主义讲习会的诞生

三、明治时期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流派及特征

四、直接行动派与社会主义讲习会

五、政闻社的纲领及其建党的波折

六、讲习会和政闻社在东京的斗争及政闻社之被禁

七、明治政府对中日两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取缔

结语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看更多目录]

序言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拥有四五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发展史的国家，其文化积累之丰富，传统价值观念之持久稳定，都是世界文明史上少见的。在中国漫长的文明发展史中，发生了两次重大的转变。一次是从列国并立的先秦时代，转变到秦汉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时代；另一次是从晚清开始的，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时代，向基于人民自治的民主的现代社会转变。这种重大的转变，既是社会形态的转变，也是文化形态的转变。本书是研究近代文化转型的，即是研究自晚清以来中国文化从中古的，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相适应的文化，转变到与近现代的，基于人民自治的民主制度相适应的现代文化。这个过程至今仍在继续。这一个转变过程与先秦到秦汉的转变过程有一个重大的区别，那就是，从先秦到秦汉的历史转变，完全是由于中国社会内部的种种变化积聚起来所产生的动力所驱动的。而晚清开始的这次转变，是在有巨大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发生的。从文化转型的角度看，前一次转变，是中国文化内部的价值转换；而后一次转变，看起来好像是由某种外来的价值观念取代中国固有的价值观念，由某种外来的文化取代中国固有的文化。（当然，只是外表上看来像是如此；实质上，只不过因为西方文化之进步比较快了一些，显得先进一些。因而，中国文化向近代转进之时，可以在许多方面借鉴西方文化。）所以，许许多多的人，对这种转变都感到不适应。偏于保守的人，有的认为，这种转变是“用夷变夏”，犯了祖宗之大忌。有的认为，这种转变远不如像从前那样在旧传统中生活得自在。一般人，也多因为不适应这种带有外来色彩的变化而陷入深沉的、持久的困惑。这困惑，首先，是关于文化之“中”与“西”的对立和难于化解；其次，是由此而强化了的文化之“古”与“今”的困惑，以及关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关系的困惑，等等。诸如此类的困惑问题，人们争论了一百多年，只有很少数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都有相当了解的人，才能以比较健全的心态对待之，才能超脱这些困惑。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讨论热中，大体上仍是围绕着上述这类问题展开的。也就是说，中国人仍然未能完全摆脱上述的种种困惑。人们对西化问题的过分敏感，以及所谓“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要用中国文明去拯救世界文明”等说法，就是明证。

文摘日本人所办的报纸，也配合着其政府的政策，逐渐朝着对中国侵略、渗透的方向行进。随着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日本在华所办的报纸，最终成为历史的遗迹。

二、《国闻报》与日本外务省官僚

日本政府在中国最早经营的报纸是天津的《国闻报》。《国闻报》创刊于1897年10月26日，最初是由严复、王修植、夏曾佑、杭辛斋等人创办的。严复，字又陵，福建侯官人，时为天津水师学堂总办。王修植，字宛生，浙江定海人，光绪六年进士，长算学，喜谈事务。时任天津博文书院候补道台。夏曾佑，字穗卿，浙江钱塘人，光绪十六年进士，精佛学，与谭嗣同、梁启超相友善。梁氏曾著文称“穗卿是我少年做学问最有力的导师”。时任天津育才学堂总办。杭辛斋，名凤元，又名慎修，字夷别，浙江海宁人，以本州博士弟子员肄业于北京同文馆，曾上书光绪帝，条陈变法，被授予内阁中书。这几人办报之始，共出报两种，日报每日印一张，计八开，用四号铅字排印，名日《国闻报》。旬报十日印一册，约计三万言，用三号铅字排印，名日《国闻汇编》。

远在《国闻报》创刊之前，俄国与日本分别与闻，为了争夺这块舆论阵地，便围绕着《国闻报》展开一场激烈的角逐。当时正值三国干涉还辽之后，中国朝野为了感谢俄国的好意，举国一致盲目亲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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