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实话：历史与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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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鸣 著
出 版 社： 山西人民出版社发行部
出版时间： 2009-7-1字数：版次： 1页数： 277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203064817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知识分子要有说大实话的胆量，人们要有说大实话的权利，社会要有说大实话的自由。
《大实话：历史与现在》
从历史看现在，因现在想起历史
继《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之后，张鸣教授推出崭新历史观察与时政评论合集
似乎不再“另类”，依然“不合时宜”！
集体下棋与民主制度：在威权体制下，恰是才高者容易犯错误，而且犯了错误，就难以纠正，一条道走到黑。当年的苏联人看我们的“大跃进”时的政治，说当时的中国就像一辆被一个酒醉的司机开上了悬崖边上山路的公共汽车，但是却没有乘客能够制止这个司机。
韩寒的山寨：作协也断然不可能因为韩寒的山寨，韩寒的嘲笑，有什么损伤，毕竟，那里的权势太大，好处太多，纵然出一万个丑闻，依然会门庭若市，这个世界上，闻着味就跃跃的，不止有动物。
世袭制的魅影：没人敢说，官宦子弟就一定没本事，更没人敢说，官宦子弟就必定是纨袴的代名词，从古至今，有出息、有作为的官宦子弟有的是。但是，为官者，尤其是为高官者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把平民上升的路都给堵了。
内容简介
这本书是作者最新的历史观察与时评文章集，张鸣写史，总能把历史堆里那些已经被遗忘的事件诙谐地表达出来，原滋原味的端到读者桌上。读者读到的，不仅仅是历史，更多的是现在。他的随笔集都是以讲故事为主，文字浅如白话，幽默有趣，然而尖锐，看着是在讲历史上的那点破事，读者脑子里反应出来的却是熟悉的当下，说古是为了讲今，历史只是材料，当下才是真正的落脚点。在这本新书中，“说今”的份量更多了，直指当下。
比如，讲隋炀帝的排场时，张鸣说，炀帝为了向外人证明中国的富庶、国人的好客，下令正月十五起，一个月内，整个皇城张灯结彩、通宵达旦，外人的酒饭食宿全免，而国人却往往衣不蔽体、路有死骨。排场的结果是，没几年，隋就亡了。张鸣说到当今官宦子弟把持政府体系时，疾呼，“为官者，尤其为高官者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把平民上升的路给堵了，全留给了自家人。”
作者简介
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长在中国的“北极”北大荒。做过农工，兽医。初学农业机械，后涉历史，现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书。有《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数种，还有一些算是历史文化随笔，有《直截了当的独白》、《关于两脚羊的故事》、《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历史空白处》。
目录
历史不是影射
为了博取表扬的帝王的排场
宝贝的“圣容”及其背后的故事
命名的危机
皇帝与神仙之间的尴尬事
“立仗马”毁了大唐盛世
皇宫里面难养人
不会说话就别说
皇帝的衬衣不好洗
门客的精气神
诗人加能吏的仕途悲剧
穷京官混世之法
古代读书人的生计问题
钱柳遗事的话外音
文昌帝君的联宗故事
张文祥刺马案的破案思路
历史不是教训
沐猴而冠的衍生故事
进化论PK帝王权威
三个孝子的成人童话
世袭制的魅影
漫话古代的地震
地震态度
民国的三个面相
从历史看现实——考察现代中国的法制进程
脆弱的人，难免神经过敏
这个疮疤揭不得
想起了我们的昨天
大理帅府
历史可以当饭吃吗？
历史民间叙事的离谱与功效
权力场不是批评
万民伞的尴尬故事
吃官和官吃
官场上的术士迷信
鬼界的官僚体系
过年送礼：商机与仕运的协奏
集体下棋与民主制度
阳光法案需要阳光制度
搜寻“以人为本”里的人
世间道风雅颂
鸡同鸭讲的庸俗哲学
吃猪肉看猪跑
我所知道的牛的故事
如厕与作弊
真祖宗和真真老王麻子剪刀之争
假烟，假酒，假大师
名刺与名片
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户籍壁垒与文化蜕变
有文化，首先要有气度
老外喜欢的梅郎
戏剧的民族主义
团结起来，我们在赤壁上玩技术
“艳照门”究竟是个什么门？
进化论视野下的代际对立
三十年的男女之事点滴
选择的困境
自由的代价
孩子成长中的父母角色
我的读和友
糊涂分子沈昌文——沈公印象
海边拾贝的顽童——秦晖印象
智者吴思
写者亚平
老蔫烈山
怒目金刚笑蜀——陈敏印象
老烟枪高华
直人也夫
湘人徐湘林
我的邻居卢跃刚
都市隐者刀尔登
农友昌平
环保疯子汪永晨
电视精灵李蕾
韩寒的山寨
肚里有货，方为教授
漫卷诗书喜欲狂
内部书终结的余绪
我被学校开除了——我的小学生涯
我与《读书》
媒体评论
张鸣说史，总能化繁为简，睿智，明白，让人眼前一亮。 ——吴思
书摘插图
历史不是影射
宝贝的“圣容”及其背后的故事
总是听到外国军民热爱领袖的事迹，其中一种是家里房子遭灾的时候，无论水火，军民人等置家人性命和财产于不顾，先抢救领袖像，为此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据说有位军人因此烧伤毁容，得到恩典到中国来整容。
其实，这样的英雄事迹，我们早就有过，文化大革命时这样的事到处都有。我所在农场连队隔壁一个公社的生产大队，就涌现过一位这样的英雄，据说是个民兵队长，在外面开会，家里着火，急奔回家，破门而入，抢出了墙上的领袖像。听到这个消息，当时我有点疑惑，因为那个村子我去过多次，因为穷，家家户户的领袖像都是贴在土墙上的，屋子一旦着了火，且不说纸的画像最容易烧着，就算没烧着，抢出来实在不易，不将之抠破，似乎很难做到。不过那个年月不合常理的事特多，英雄辈出，出来了就没法去较真。但这样的英雄似乎做得比较容易，因此一时间层出不穷，正因为层出不穷，后来连地区的小报都懒得报道，这一懒，这样的好事连带英雄，也就不大有人提了。
古代跟我们领袖相对应的应该是皇帝，皇帝也有个人肖像，比较随意的叫“行乐图”，除了衣服穿得比较多之外，很有点像今日明星之写真集，画的都是皇帝着便装，随意玩乐的形象。现在故宫里还展出着清朝雍正皇帝的一套行乐图，好几十幅，游山玩水，垂钓行吟，煞有介事。除此而外，皇帝还有标准像，盛装，正面，一本正经。这种标准像，被称为御容或者圣容，每任皇帝的圣容，都被庄重地供在宗庙里，逢有祭祀，才会露面。
给皇帝画像，多半是画师的磨难，碰上长的难看而且挑剔的主儿，横竖都不行，PS一下，画不像人家不干，太像了，又会嫌丑，据说当年为明太祖朱元璋画像，就有好几位画师丢了吃饭的家伙。因此，明清两朝皇帝的圣容，都相当刻板，一点生气也无。
做领袖的，无论皇帝还是别的什么，大抵渴望崇拜，但是，古代的人很是死脑筋，不知道把自己的圣容广为复制，让自己的臣民随时随地膜拜。这不是技术问题，明清套色印刷已经相当发达，杨柳青和桃花坞的年画可以作证。复制圣容，既可以临摹，也可以印制，绝对没有任何问题。也许当时的人们，想到的是统治术的另外层面，强调君威的神秘性，殿堂之上，群臣基本上看不清皇帝长什么模样，只有最亲近的大臣才得以一睹御容，明朝多数时候，连内阁的阁老都看不清皇帝的模样，好不容易等到皇帝接见了，也只是影影绰绰地看上一眼，彻底神秘，也就彻底的君威不可测。群臣如此，在下面的老百姓那里，则只能通过戏台上的“王帽子”（扮演皇帝角色），想象皇帝的模样。其实花里胡哨的王帽子，跟真实的皇帝，差得实在太远，但也没办法。真的皇帝看不见，皇帝的圣容画像，也看不见。
藏在深宫的皇帝圣容，也有遭遇水火之厄的时候，这种时候，看管的太监，就得有我们后来英雄的勇气，先把圣容抢出来再说，如果抢不出来，自家的小命也就别想再留着了。幸亏这样的情况，在明清两朝还没有出现过，皇宫失火倒是有，但收藏历代皇帝圣容的宫殿，位于景山后的寿皇殿，却没有遭这样的难，即使碰上了兵灾。
兵灾还真的就有。1860年，英法联军打上北京，咸丰皇帝仓惶北狩，逃到了热河。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到底是因为贪图圆明园的财宝，还是为了惩罚清朝皇帝虐待俘虏，史学界到今天还在争讼。但不管怎么说，圆明园被烧而且抢了，园子里，除了宝藏，还藏有清朝历代皇帝的圣容。本来，清朝历代帝后的画像，是收藏于寿皇殿的，圆明园的圣容，估计是副本。
仓惶出逃的咸丰，显然没有外国现在的那种忠孝精神，临走，也没有想起把祖宗的圣容一并带走，等到听说园子被烧了，才想起圣容来。于是传令让没走的大臣，去看看圣容怎么样了。这个时候，烧抢的鬼子早已经满载而归，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只余下冒着余烟的断墙残壁，以及时不时进来趁火打劫捡剩的旗丁和混混。两位大臣接到圣旨，来到园子里寻找圣容，还真叫他们找到了，但是找到的圣容已经残破不堪，残存的尊容上，都留有若干外国大兵的靴子印。这样惨的货色，显然无法拿回去交差——万一皇帝见了大怒，倒霉的就是他们俩。于是两人商量半天，说干脆烧了算了，回报就说，“遍寻不见”。于是，两人找来稻草，引火之物，跪在地上磕了几个头，就把这些印着外国大兵靴印的历代皇帝圣容给付之火神祝融氏了，一桩有关圣容的事件，就此了账。
这样的处理，比起我们文化大革命时候的劲头来，显然有点差了意思，那怎么办呢？也只能这样了，那年月的领袖崇拜，如果有的话，也就是这个水平。大臣都如此，老百姓就更随便——皇帝只能靠戏里的王帽子来想象，还能怎样？君不见，戏里的王帽子，多半都是被嘲弄的对象，不是偏信奸臣，迫害忠良，就是宠小老婆（西宫娘娘），放纵小舅子为非作歹。某些刁民造反要想做皇帝，直接抢来戏班子的行头（戏装），照戏里的样子扮上就算登基了。要想让老百姓对皇帝像神一样来拜，那只能像后来那样，把政治当宗教来办，家家户户发领袖像，伴以大力度的宣传，让老百姓像供神一样供起来。
这样供起来之后，既会制造不少爱护领袖像胜过生命的英雄，也会制造更多的因误伤污秽了领袖像而得罪的罪人。邻国怎样我不知道，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周围这样的罪犯非常多，任何人只要稍有不慎，就可能因此变成一个罪犯。我上中学的时候，老实巴交的学校木匠，突然变成了坏分子，原因就是他在往木板墙上钉钉子的时，不小心钉穿到了背面，而背面恰好是幅领袖像，这个木匠身处穷乡僻壤，还算幸运，后来听说，还有人因此而丢了性命。
崇拜的背后，其实就是恐怖，没有恐怖，也就没有崇拜，至少没有如此广泛的崇拜。政坛人物，毕竟不是宗教里的神，想要达到拜神一样的效果，没有若干不敬者的人头落地，是无论如何都实现不了的。
权力场不是批评
万民伞的尴尬故事
现在又有人给离任的官员送万民伞了，听着都新鲜。不过，从照片上看，送行的人手里，不仅有伞而且有锦旗、匾，还有一个大大的横幅，可以说是一个古今杂糅的仪式，大有推陈出新的意思。只是感觉送的人少了点，精美鲜亮的旗、匾、横幅和伞，似乎比人还多。
在我的记忆里，万民伞这玩意，绝对属于我大清时代的事儿，那时候，但凡县令老爷离任，都得有万民伞，伞越多，越有光彩。寓意很清楚，有伞，说明此大老爷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给老百姓遮风挡雨的伞。官声好的，绅民主动送。官声不好的，也得送，不送人家就不走，赖在县衙里不办交代。新官没法子接任，于是就带头劝当地乡绅，咬牙也得送。不过，这种赖伞的事，都出现在平迁或者撤任的情况下，如果产房传喜报——人家升了，那么一般是没人有胆子不送伞的，即使在任时民怨沸腾，也得送。大家心里嘀咕，就当送瘟神好了。
送伞仪式，后来升级了，不仅送伞，伞的质量数量都要有讲究，而且送的时候，要装模作样找若干人“卧辙”，就是躺在路上不起来，不让我们的好官走。在历史上，有少数的清官离任的时候，还真的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车还真的就走不了，极个别的，还真的就接着做下去了。但是，清官总是不那么多，更多的时候，卧辙，无非装装样子，甚至实际上不过是官员自己花钱雇的人，做做戏给人看，尤其是给上司看，表明自家的官声还不错。官声很差，但当地百姓出于真心拦着不让走的事，也不是没有，那是因接任的人，名声不好或者属于从来没做过官之辈，一个饱肚子的走了，换了一个空肚子的来，治下的老百姓，没有人会乐意。
古代的地方官，一是所谓民之父母，二是所谓牧民之官。作为前者，是说老百姓是官老爷的儿子，听起来很亲切，连累现在很多地方官依然自称父母官。其实，古代社会的儿子，远没有今天好当，老子不高兴，无论儿子有没有过错，说声忤逆，儿子就是死罪。老子打儿子，虽说孔夫子说过，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但真要是走了，老子追过来跌个跟头跌死跌伤，儿子也是死罪。这样的事，在清朝的案卷里，层出不穷。因此，所谓民之父母，要的无非是那个基于伦理的绝对权威。至于牧民之官，老百姓的待遇就更差，干脆就是牛羊，属于皇帝老儿的财产，让官员替皇帝牧着，乖乖地奉献奶和肉甚至皮毛，不听话，就要挨鞭子。当然，作为牧者，也得保护牛羊，免得让狼叼了去。一般来讲，所谓的万民伞，主要是从牧民这个意思上发展出来的，伞者，遮避、护佑之意也。
现在的万民伞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辈是无法深究了。但是据古代的记载，如果真的发自百姓内心，送的时候，哭天抢地者甚多，即使不哭，表情也比较激动，不像我们在照片上看的，若干人非常冷静地站在那里似乎在摆姿势。不过，就算现在的万民伞都货真价实，是百姓发自内心。我想，这种中世纪的戏，在21世纪，还是别重演了为好。因为，我们现在的干部，据说已经是人民公仆了，为人民服务，做点好事，让当地人民说声好，本是做干部的应有之意。毕竟，老百姓不是牛羊，我们的干部，也不再是牧民之官。
官场上的术士迷信
在网上看到几张照片，一个很雄伟的法院大门旁边，挂着搭着箭的一张桃木弓和一把桃木剑，跟大门上的国徽，遥遥相对，相映成趣。这种桃木弓箭和剑，在北京的白云观花不多的钱就可以买到，这玩意，按道士们的说法，是用来镇邪驱鬼的。法院的这种景观，据说，是因为该法院接连几届领导人落马，后来者心有余悸，请来道士作法，这些玩意就这样堂而皇之地挂上了法院的大门。
官场上的迷信，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如果官场不迷信，我们的某些和尚道士外加活佛，也不会活得这么滋润，大门槛里进进出出，素席筵上高谈阔论，说易理，论八卦，话风水，再就是来点刚才提到的小法术——应该说，这已经属于雕虫小技了，高明一点的至少要来点吞符念咒刺假人出血的把戏。
号称信仰唯物主义的官场中的某些人，开始白日见鬼，跟和尚道士打勾连，说明原来的信仰出了问题，也说明官场上的风云变幻，开始有些神秘莫测，官员的命运，无法靠自己的行为来掌控，只好祈求神灵。
有意思的是，官员的迷信，只信术不信道。一般说来，所谓迷信，有宗教性的，也有巫术性的，绝大多数人，都两者兼而有之。即便号称独一神信仰的基督教，也有类似巫术的驱魔之术。中世纪的时候，基督教的巫术色彩就更重。中国是多神信仰的国度，无论佛教道教和各种民间宗教，其信仰体系中，都离不开巫术的成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巫术性的法术，或者叫方术，这些宗教就很难在社会上立足，既得不到官方的认可，也得不到民众的信奉，香火钱自然没有着落。也就是说，无论外来的佛教，还是本土的道教，如果没有两手驱邪、治病、炼丹，甚至求雨的法术，就难以得到信众。
任何一种宗教，除了“术”之外，必有“道”的成分，既包括宗教的教理教义，也包括宗教的道德。比较虔诚的信徒，往往术道兼信，而且更加偏重于道的成分。然而，真正虔诚的信徒，在任何时代，任何宗教里，都是少数。多数的芸芸众生，都是实利主义者。他们信点什么，无非是一种交易，求神拜佛，施僧舍道，是付款，得到好处，好运，求得儿子，是取货，货物一定要比货款价值高得多才行。
古代士大夫出身的官员，对宗教，多少有点学理性冲动，因此，很多人对宗教的道理，能吃得进，对宗教的功利性行为，往往跟职务行为有关，就个人修行而言，至少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倒蛮像一个虔诚的信徒。近代以后，西方的科学传入，进化论的强固信仰，大大冲击了人们的传统观念，底层的老百姓变化也许不大，但上层的人士，尤其是那些身居高位，握有权柄的人们，信仰则出现了巨大的变异。具体地说，就是他们对于宗教，尤其是中国传统的宗教，态度越来越趋向实利主义。军阀唐生智令全军剃度，为的是让部下效忠于他个人，而刘湘信用一个一贯道分支的首领，无非是借以编练神军。官员们信的宗教，开始偏重于术。宗教界也加以配合，著名的和尚太虚法师，提倡人间佛教，游走于官场，用具体的法术，为官员和他们的家人求得福报，许多喇嘛活佛也下得山来，给达官贵人做升官发财法事。这些出人头地的宗教界人士，主动把自己变成术士，以迎合官场的需要。
应该说，这样的术士信仰，眼下又回来了。所有迷信的官员，无论对于高僧大德，还是活佛喇嘛，以及老道和命理大师，他们眼里所看到的，都是术士，即他们手里的法术。他们非常热衷于让这些在他们看来很有些神秘色彩的人，用身上的功夫，沟通三界的本事，贿赂神界，为自己的官运，制造一些机遇。如果赶上坏运气，则希望这些人能为他们破解。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术士们的法术无论有多么的荒唐，多么的有碍观瞻，他们都会深信不疑。实际上，他们原本的唯物主义信仰，并没有真的消失，只是转化成了唯利主义或者拜金主义，他们只相信具体的物质利益才是可靠的，而获取这些利益，除了当官没有别的法门，除了这个，别的什么都不算数。为了保官升官，他们什么都肯做，求佛问道，只是途径之一，其他的招数也在使用，也可以说，跟和尚老道之间的交易，只是保官升官诸招数中的一种。在他们身上，原来唯物主义信仰中的道德约束，已经被虚化为只说不练的说教。因此，他们本能地排斥宗教信仰中“道”的成分，拒绝一切有关宗教道德的约束和修炼，即便参与所谓的修身，也只是吐纳和坐禅练气功，根本不在乎宗教道德约束与个人运数之间的关系，似乎无论怎样作恶，只要有高人出面给他们作法，就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反过来，现在宗教界的某些大师，也刻意迎合这种世俗的实利主义，有意炫耀自己的法术，突出抽掉道德因素的吐纳修炼之术，游走官场博取好处。两边的结合，结果是两边的堕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