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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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加）加里斯洛夫斯基，托米著，王飞，侯贝贝译
出 版 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7-1字数：版次： 1页数： 154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08615516包装： 精装编辑推荐
感受“加拿大的巴菲特”50年投资生涯的思想精髓。
内容简介
本书是加里斯洛夫斯基根据自己50年的投资经历所写。书中不仅阐述了他宝贵的投资理念和经验，更深刻表达出他对社会和人生的精辟见解，许多地方“闪烁”着这位投资大师睿智的思想。在作者于2005年写下本书时，当时的世界经济还处于高涨时期，但他已经根据自己多年的投资经验，预见到当时的经济必然会出现问题，而问题的根源在于“基于低利率和债务的住房”以及通过负债而维持的“消费者支出”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两年后，美国的次贷危机以及随后的金融危机完全验证了作者的睿智和预见。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投资相伴的一生
第二章 恐怖主义灾难的挟持
第三章 负债和过度消费的危险
第四章 公司欺骗者
第五章 董事：守护者还是侍从？
第六章 投资生意：买者自负
第七章 在丛林中投资
第八章 三支股票的故事
第九章 投资者，并非赌徒可为
第十章 健全合理且“自食其力”的投资途径
第十一章 不止着眼于骨架
第十二章 领导能力的因素分解
第十三章 寻找报警讯号
第十四章 加里斯洛夫斯基基金：明智地捐赠
第十五章 喜欢你镜中所见
书摘插图
第一章 投资相伴的一生
拿到这本书的读者都想知道我是谁，为什么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来了解我的观点。这是我79岁生涯的第一本书。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很长，就像我的人生一样，但我还是会尽量简明扼要地讲述。
我的家族有着长久的工业和私人银行业经营历史，这段历史可以上溯到我的祖父，他在德国的东部拥有一个钢铁工厂。他对煤矿和银行业务也同样兴趣浓厚，并且在一个阶段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厌恶浪费，这也是我从他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优点。扔掉一张只用了一面的纸本来没什么大不了，但是我的祖父就一定要节省下来在另一面也写上字。一间简陋的小屋就是他的主要办公室，以至于他雇的总经理会就此向他抱怨。“为什么要换？”我的祖父回答说：“到目前为止，这间办公室不都在很好地为我们服务吗？”他亲自监督工厂的诸多活动，常常是早上6点的时候就在工厂门15查看雇工们是否准时上班。他基本上亲自参与了生意经营的每一个环节，并且对于所有费用支出保有绝对的控制权。我想这也应该是我们家族的性格之一，我有这样的性格，我的父亲当初也有，所以我想我的孩子们也在他们的基因中继承了这些吧。
1925年我出生于柏林，比我的兄长阿克塞尔晚了一年。我的父亲在我4岁的时候死于猩红热病。我父亲去世时只有30岁，但却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在1923年的时候从我祖父手里接管了家族的生意。他简直就是一个金融天才，我剪辑下来的任何一份报纸都可以证明他那独特的职业生涯，虽然这份职业生涯短暂得令人遗憾。不幸的是，我们家族费尽心力建立起来的金融、工业产业在20世纪30年代落入纳粹法西斯之手，然后在1947年又被国有化而没有给予我们任何补偿。我们至今仍在与德国政府交涉，为的是能够重新拥有这些财产的一部分，或者获得些许补偿。
我的母亲受过律师职业教育，并拥有坚定的意志，她在我父亲去世不久后产下了我的妹妹。因为她要照管我父亲遗产的相关事宜，所以在1930年，她决定把我们兄妹三人送到距离荷兰阿姆斯特丹大约20英里的一个小城镇——布莱瑞卡姆。她在那里为我们租了一栋房子并且雇用了司机、厨师和佣人。那里距离我们的舅舅和姨妈家里很近，所以他们也可以经常过来照看我们。
我们的舅舅和姨妈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我们的代理父母。我的舅舅经营一家从17世纪就开始从亚洲进口商品的公司。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有些社会主义者的特质，我非常尊崇他宽厚博大的品格，尊崇他善待家人和雇员的为人。
我的母亲会时不时地来荷兰探望我们，但大部分时间仍然忙于德国国内的生意。我那时已经是个小学生了，渴求知识，在班里成绩名列前茅。我还学习音乐，经常出入阿姆斯特丹博物馆，那里有荷兰民族的大师们创作的大量艺术作品。我也开始搜集艺术类的书籍。艺术从那时开始也成为了我一生的热爱。
1934年，我的母亲再婚了。三年后，她和继父决定把家迁往巴黎。在那个时代，接受欧洲大陆上层社会的教育就意味着能够讲流利的法语和英语。所以我被送往了蒙塞尔学校，一个由瑞士加尔文教派经营的寄宿中学，位于巴黎附近，我在那里度过了两年的时光。继而纳粹德国入侵法国，我们迅速地撤退到了南方的普罗旺斯地区。那个时候，我们全家住在旅馆里，我和妹妹被送往当地的寄宿学校读书。我当时和著名的艺术批评家约翰雷华德（John Rewa1d)及其夫人走得很近，常常把自己沉浸在印象主义艺术家的书籍里，这进一步培养了我对艺术的兴趣。虽然我在学校里仍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但我发现自己并不那么喜欢学校。因为要将我突然从荷兰的生活中连根拔出并移植到蒙塞尔学校其实是困难的，我在这里谁都不认识，甚至都不会讲这个国家的语言。但是我仍然强迫自己迅速适应、学习法语。在1940—1941年的冬天，普罗旺斯地区的学校里没有足够的吃的，常常是这顿饭只有桌子一边的人能得到食物，而下一顿换成另外一边的人。这是一个典型的耶稣教会学校：如果你受过良好的教育，那么你晚上睡觉时就应该把手放在毛毯上，诸如此类的规矩很多。但是我把这些经历都看做需要我去克服应对的挑战，在我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失败”这样的词。
我的继父在法国政府机构工作，在马赛时他积极地帮助人们从法国逃往美国，包括科学家以及各种各样身处危险的人。他与美国人瓦里安福莱一同工作，瓦里安福莱是一位贵格会教徒，帮助拯救了成千上万被困于维希的身处危险中的难民。这些被解救的难民有的写信回来，告诉各自的亲戚和朋友他们当初是如何逃离法国的。不幸的是，这些信的其中一部分被盖世太保拦截了，这显然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尽快离开法国。
我们在1941年的3月离开法国，搭乘了横渡大西洋的航船，说来也怪，这艘船的名字叫做“温尼伯”号邮轮。我们中途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停泊，然后继续穿越大西洋，同船的是1000名法国水兵，他们正受派增援马提尼克岛驻军，法国的黄金储备被存放在该岛。在那里我继父得到了法国政府指派的新任务，被派往纽约。我们继续前往美国，途中路过了瓜德罗普岛和波多黎各，终于在1941年的4月到达纽约。
幸运的是，我们家在纽约还是有些财产的。那是我父亲1924年在美国的一笔投资，大约10万美元，在那个年代，那就是一笔很大的财富。他是在一位朋友的指引下进行的那笔投资，这位朋友是德威投资银行的总裁。于是，我的母亲就开始忙着照顾那些资产和其他的家务，与此同时，我被送往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的一所预科学校去读十年级，然后我跳过了十一年级，就这样在1942年毕业了，这时我在人文科学方面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还精通多种语言：法语、英语、德语和荷兰语。
然后我就注册进入了美国纽约州伊萨卡的康奈尔大学的机械工程专业，那时我16岁。美国当时已经参战，但是我获得了一个推迟服兵役的短暂豁免期，要到我年满18岁时才到期。我曾经经历过法国的沦陷，所以理解战争是什么样子。我还记得1940年5月在巴黎的一天，当我们躺在花园里的时候，突然有大概400架德国轰炸机将它们负载的炸弹投向巴黎郊区的情形，我也看见了德国飞机向那些正在逃离巴黎的人们开火的惨烈景象。之后在去往纽约的路上，我亲眼目睹了法国军舰在阿尔及利亚的凯比尔港所遭受的灭顶之灾。
1944年，在我即将跨入19岁的时候，我从康奈尔大学毕业，那个时候美国陆军要求我入伍。“山姆大叔需要你！”尽管那时我还只是一个落地移民（1anded immigrant)，但当我在佛罗里达的布兰丁军营接受基本军事训练时，我迅速成为了一名美国公民。因为军队不能派遣非美国公民去往海外，所以他们把我们这些外国人装上卡车送到杰克逊维尔，并且要求我们宣誓效忠美利坚合众国。我曾经受训于法国的后备军官训练项目，所以比其他的应征者对军事了解得更多，因而也能比较快地适应。在新兵训练营的基本训练中我当上了一个班的班长。
在完成了步兵的基础训练之后，我第一次接触到了关于东亚，特别是有关日本和中国的研究。这包括在芝加哥大学接受“陆军特别训练项目”的教导，学习日语书写和口语对话，接下来是在旧金山湾斯通曼兵营的短暂逗留。这之后，我在东京和美国占领军一同待了一年的时间。当我最开始被派往海外的时候是在菲律宾群岛，他们询问谁能够在一分钟内打80个字，我自告奋勇，尽管我是用两根手指打字。但他们很快就认为我更适合在驻日美国反情报队担任特别调查员的工作。
我很喜欢这段时光，并且被这里的文化所吸引。那与我以往十几年的经历中所接触的任何文化都不同。我对日本文化的兴趣在那段时间持续长，我能够去观察，并且花大量的时间与日本人相处，而且也同他们相处得很好。当然，通晓日语可以帮很大的忙。比起我的同龄人，我可能有着更多的旅行经历，并且有机会接触各种语言和文化的珍贵之处，我已经非常适应不同的文化和传统。换句话说，我可以成为德国人、法国人、荷兰人和美国人。并且由于我是做情报工作的，因而我有时间去拜访各个阶层的人，这是一个有价值的机会，我也最大程度地利用好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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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与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