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伤痛我们本不想触及；
有一些问题我们却无法回避。
在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的时代大背景下，深圳富士康集团员工坠楼事件所引发的震动，特别是带给人们的思考，已远远超越了事件本身。
压得过低的员工成本ＶＳ超时加班地劳动
这是一组令人称羡的数字：
在中国大陆的年销售额超过4000亿元人民币，在深圳地区的年出口额占深圳出口总额的20％，中国大陆员工总人数80多万……
这是一家快速扩张的企业：
1988年进入中国大陆，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它总是能在不可能完成的时间内完成客户的要求。”在苹果、诺基亚、戴尔等世界知名厂商眼里，富士康是高效率的合作伙伴。
然而值得反思的是，这一切为何没能给员工带来他们所期盼的幸福和快乐。
请看一份富士康员工的工资单：
“时间：2009年11月。底薪900元；正常工作21.75天，平时加班60.50小时，报酬469元；周六日加班75小时，报酬776元；工资总额2149.50元。”
这名员工当月收入的60％靠超时加班挣得，总计136小时的加班，比劳动法规定的最高加班时间整整多出100小时！深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对5044名富士康员工的抽查显示，72.5％的员工超时加班，人均月超时加班28.01小时。
超时加班给员工带来巨大的工作压力，影响的是他们的身心健康。
从流水线上取电脑主板——扫描商标——装进静电袋——贴上标签——最后重新放入流水线，忙的时候，一分钟至少要装7个——这是21岁的富士康员工鄢远江8小时工作的全部内容。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机械的重复性劳动，而是在8小时以外不得不在流水线上继续重复，否则，连生存都困难。”他说，尽管加班造成身心疲劳，但为了挣钱，愿意选择加班。这，代表了不少员工的心态。
不加班挣钱没有资本，超时加班没时间放松——微薄的薪酬常常使员工陷入两难。而这样的现象绝非富士康独有，记者在沿海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采访发现，超时加班并不罕见。
我国代工企业普遍执行基本工资＋“自愿”加班的工资模式：基本工资高，加班就少，基本工资低，加班就多。
“用员工超时、超量、超强度的劳动追求利润，旨在压低成本的薪酬游戏常常被演绎到极致。”中央党校研究员曾业松说，表面“自愿”的背后，其实是不得已和无奈。
“不到1000元的底薪想维持生活都难，我必须加班！”在苏州华硕电子厂工作了一年的朱洪英说，“持续加班，我有时嘴里含着饭就睡着了。”正是他们的超强度付出，支撑着企业的高速发展，不断书写着速度和效率的奇迹。
富士康的飞速发展始于1996年。
——8亿元，40亿元，400亿元，4000亿元……他们创造的销售纪录不断刷新；富士康员工的工资水平却一直“低飞”在当地最低工资线的边缘。——310元！600元！900元！他们的工资增长“步履艰难”。
以富士康集团旗下的富士康国际为例，2009年公司财报显示，当年员工数量11.87万名，相比2008年增加了9.7％，但员工成本总额却从上年的6.72亿美元减少至4.85亿美元，同比减少28％。
为了以低附加值劳动换取市场竞争优势，企业一再压缩生产成本，压缩工资成本，进而压缩着员工业余空间。“以前8小时加工6000个零件就可以拿基本工资，现在要做到9000个才行。”在深圳一家日资电子企业打工的李燕说，厂里跟着“最低标准”调工资，调一次，我们的任务量就增加更多。
纵然竭力缩减员工成本，代工者的利润仍呈下降趋势。财报显示，富士康国际的整体产品毛利率2007年为9.2％，2008年为6.9％，2009年仅为5.9％，一路下滑。
“如果企业的业绩始终建立在员工超负荷且丧失尊严的劳动上，企业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将贬损殆尽，发展将不可持续。”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说。
富士康宣布，6月1日起，员工的薪资水平整体提升30％。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现在，是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为‘中国制造’赋予尊严的时候了。”深圳市社科院研究员吴奕新如是说。
融入城市的渴求ＶＳ被疏离的窘困
在我国，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正在发生一次历史性的变化，劳动力已经基本完成了一次代际替换，“80后”员工成为主体，“90后”员工大规模涌入。新生代农民工构成了富士康财富创造的主体。和他们的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心怀梦想，希望通过劳动获得更多报酬，希望尽快在城市立足，得到城市社会的认同。
令人扼腕痛心的是，“富士康事件”中的自杀者，全部是这一群体中的成员。悲剧，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新生代农民工。
南京师范大学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发现，82.7％的受访者将“拥有自己的公司”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首选项。显然，新一代农民工不是因为“生存理由”而进城，而是将进城看作改变生活方式的机会，把个人的成长与发展看得比“饭碗”更重要。“他们属于发展型农民工。”中国人民大学农村经济学院教授朱信凯认为。
然而，当他们怀揣梦想投身城市化工业化大潮后，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又使他们的心中升起重重矛盾与困惑。
他们发现，除了每天在机器旁边劳动外，城市，其实并没有给他们留下更多的位置。“我们不停地加班、再加班。”在东莞一家日资企业打工的19岁农民工这样陈述她的感受，“城市想要的只是我们的劳动，并不是我们这个人。”
他们发现，为脱离“农门”跳入“城门”，几乎什么都付出了，但面前仍然是一道道难以逾越的门槛。“户口、教育、社保、医疗、住房……看似距我们一步之遥，但不知被什么力量操控着，我们怎么努力也难以达到。”农民工如是说。
既不愿重新返回农村，又无法享受和城里人同等的待遇。这个缺乏归属感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成为一个疏离于城市和乡村的“夹心层”。
对“尊严生活”的渴望ＶＳ精神归属的失落
这是一个几乎和社会隔离的世界：
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一批劳动密集型代工企业，崛起于城市边缘的废墟上，又往往成为城市的“城中城”：大墙一围，自成系统，外人想进去十分困难，仿佛是一个“独立王国”。
“社会上的一切都离我们很遥远，我们好像被社会遗忘了！”一位富士康员工感慨。
中国社会正处于矛盾凸显期和利益调整期。审视处于漩涡中的富士康，社会建设和管理凸显滞后和缺失。在2.3平方公里、45万人的富士康，“最熟悉的陌生人”是对员工关系的贴切描述。
企业已具城市规模，却没有城市功能；企业拥有一些公共设施，却无法满足员工的多样需求。
“在一个封闭的企业型社会里，员工压力随处可见，精神需求无法满足，迫切需要建立社工组织、心理咨询等一系列社会服务体系，增加人文关怀。”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委员会主任委员肖水源说。
发展中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对社会成员各方的角色定位提出一系列新的要求。
“富士康事件是一个标本，表明政府和企业在职能上还没有完全厘清。围墙之内，企业的员工实际上成了企业中的社会人，8小时内外的事企业都要管，但又管不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朱国仁提出，当务之急，是政府和企业合力，尽快补上“短板”。
社会建设是一项庞大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正处在发展转型的关键点上，不同群体利益诉求多元化等矛盾更为剧烈，更加频繁，管理和协调难度更大。”孙立平指出，但这是一道绕不过的难题。
“富士康事件”的一个重要警示作用在于，转变发展方式不仅是经济层面，也同样包括社会层面、人文层面。只有通过进一步落实“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加快推进社会建设，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和尊严生活，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加和谐。
一个社会记忆功能的强弱，直接影响这个社会的进步。
最新措施
针对连续发生的员工跳楼事件，富士康科技集团近日推出了一系列关爱员工措施，化解危机。
据富士康集团工会联合会副主席陈宏方介绍，富士康集团近日推出的系列改善措施主要包括：
建立24小时通报机制，针对员工工作、生活、交友、情感、心理等异常状况，建立信息员制度。信息员以车间主管、宿舍管理员及室友等为主。
构建关爱平台。设立员工关爱热线78585和员工关爱信息平台，由专人负责联络，每条信息都必须得到及时处理。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每天下午5点，在员工关爱中心召开专项会议，现场解决问题。会议由行政总经理主持，人力资源、党委、工会、卫生、安全等部门主管及专案工作人员参会。
推动“富士康心灵之约”系统工程。集团工会落实“心灵驿站、心灵家园、心灵视窗、心灵物语、心享网站、心灵空窗、心灵热线、心灵港湾”八大项目建设。开展员工心理健康拓展训练。开设心理咨询室、宣泄室。为员工播放励志、情感、成长类电影。
推动员工保障工作。执行“周休一”制度，即员工每周至少休息一天。开展加班管控保护稽核；推动员工救助工作。救助困难员工、慰问困难员工家属、慰问患病员工、工伤员工，及时发放慰问金。
(责任编辑：刘瑞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