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是剧作家曹禺先生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以文化人生的方式，参与当今的社会生活的一种契机。今年恰逢《雷雨》发表70周年，也是北京人艺上演《雷雨》50周年，因此，由顾威先生导演，北京人艺遴选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演员，经过近5个月的排练，第三版的《雷雨》终于与广大观众见面了。尽管排练时期，《雷雨》剧组承受着很大的压力，甚至有人以“33个铁杆戏迷”的名义，上书北京人艺，坚决反对重排《雷雨》；但是，经过新一轮的演出之后，不仅观众的疑虑逐渐消失，甚至以前从未看过《雷雨》的新一代观众，还大有重新发现戏剧、发现曹禺的快乐和惬意。这可真是说不完的曹禺，演不尽的《雷雨》！
一个70年前写就的老故事，靠什么来抓住今天观众飘忽的思绪呢？哈佛大学的李欧梵先生曾说，曹禺的戏剧“带来感情表达上的那种令人心惊欲碎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剧作家生命意识中现代性的焦虑，来自剧作家对人、人性和人文关怀中，对现实人生的残酷发现，以及对人类灵魂的深度揭示。在《〈雷雨〉序》里，曹禺曾多次提到宇宙人生的残酷性：“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他还说过《雷雨》所显示的，正是“宇宙里斗争的‘残忍’与‘冷酷’”。因此，与通常轻飘飘的世俗戏剧不同，《雷雨》对社会人生进行思索的视角是逆向的，它不是从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的层面来展示一个警世故事，那也许是社会问题剧的创作模式；它是将粉饰在社会秩序和家庭伦理上的温情面纱撕毁，从而审视人类复杂深邃的灵魂。当人被放置在激烈的戏剧情境之中的时候，意志和性格的较量，蒸腾出一片狞厉可怖的气息，两性之间的战争、被动选择与自我承担的矛盾、反抗动机与毁灭前提的逆转，这形成《雷雨》中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悲剧情结，也触及到了人类带有哲学性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它必将引领新的观众做新的思考，这也正是《雷雨》久演不衰的道理。
在《雷雨》里，繁漪与周萍、周萍与四凤双重乱伦的故事，以及无辜的周冲、四凤之死，无奈的周萍之死、繁漪之疯、侍萍之痴，也许都不过是悲剧故事的表层，而真正的悲剧性来自于人对自我选择的被限定性的反抗，以及反抗的无意识所造成的对他者的冲撞，在反抗的合理性与冲撞的无理性之间，形成了不可避免、不可逆转的悲剧性张力。这在繁漪的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曹禺认为，要问繁漪为什么会爱上周萍，那要问她为什么生活在周朴园这样一个牢狱式的家庭。新版《雷雨》将繁漪作为悲剧的主人公，将她放置在这出悲剧的核心地位，这是有其合理依据的。繁漪这样一个形象，不仅最早引发了曹禺的戏剧创作热情，而且在这个人物身上，也倾注了剧作家最大的同情和艺术的灵性。她阴鸷而果敢，哀静而乖戾，封闭而阴冷的家庭压抑了她的活力和个性，把她生命的热情扭曲成带有破坏性的偏执，悲剧虽不因她而起，但她显然加剧了悲剧的进程。对繁漪的理解牵涉着对《雷雨》主题的认知，香港戏剧博士刘绍铭就认为此人违背伦常、害人害己，不值得同情，而曹禺则认为她具有“最雷雨”的性格，是一个由于处境的不幸而走向毁灭的美丽女性。龚丽君扮演的繁漪较好地表现了她的进攻性和报复本能，但是对她哀婉时的酸楚，绝望时的空茫，教养带给她的矜持，则体现得不够充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