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才、政治素质和血统论
春秋战国时的考试主要是面试，国君是面试官。《孟子》记录了孟子本人去各国找工作的全过程，他靠跟各国国君聊天的方式引起大家的注意，希望能够得到重用。
孟子曾经把面试官直接挤兑得说出了“寡人有疾，寡人好色”。还曾经弄得“王顾左右而言他”，可见 他的口才极佳。
另一位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去秦国求职，面试了三次，前两次谈的都是社会和谐、个人幸福的大道理，国君打起了盹，第三次商鞅谈起了法家无情无义的铁腕学说才告通过。
乱世需要的选拔人才方式就是简单、直接、高效，不太拘泥于体制。这种选拔方式至今被许多企业使用着。
统一后的帝国时代选拔人才标准大为不同了，秦朝以战功论，就是以人头数来选拔人才。汉朝的官员主要是靠地方推选，要求品行好，即所谓孝廉，汉朝以儒学为尊，一个年轻人孝顺，就是政治过硬的表现。之后，在两晋和南朝，“血统论”成为选拔的主要标准。
文学青年的黄金时代
科举制诞生于隋朝初年，该制度把选拔文官的形式固定下来：考试。考试和选拔官员紧密连接之后，中国人的幸福观就此改变。上古时期的圣贤给中国人勾画的美好生活，无非是六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吃肉。到隋唐年间，人们追求的是“一门四进士”、“五子登科”、“状元及第”、“文曲下凡”。
文学青年的黄金时代在宋代，进士们的前途更远大，考好了得到重用不说，长得英俊的还可能成为驸马。
王安石对这种选拔风雅人的考试很不满意，他当政期间，一度把科举考试改成执政能力的考试，这让“才子们”愤慨不已。他们不明白那些经济政治类的“申论”如何能表现出读书人的气质。在大家一致反对之下，王安石后来被贬，考文学的方式又被恢复起来。读书人和科举考试的受尊重程度，在宋朝达到了顶峰。科举制：低潮、复兴到衰败
科考在元朝进入一个低潮期：开科取士的传统基本上被取消，读书人流落民间，说评书，写剧本，当时给人分阶层，九儒十丐，读书的只比要饭的强一点。
形势在明朝得到了改观。明朝的科举制度并非全是毁灭人才，这一制度下甚至也出现了王阳明、于谦和史可法这样善于带兵的进士。但这种科举制度已经出现了一种暮气：中国的青年人除了做官外难以有别的“有出息”的职业，除了科举考试别无选择。
在同一时代，西方的年轻人则有很多人生选择：当海军、当工场学徒、当药剂师，甚至当海盗，在当时都是有前途的职业。中国就在以不变应万变的古老科场笼罩下，丧失了腾飞的机会。
后科举时代的考试情结
中国人是如此地看重科举和考试，以至于洋务派每次组织留学或者开办学堂，都要规定本次计划选拔的人才是相当于秀才、举人还是进士。
西方的近现代教育在晚清时期引进中国，颠覆了过去旧的教育模式。近代教育越来越具有指向性，考虑到社会需要什么人才，而后朝该方向培养，这一点和过去“让举子代圣人立言”的方式完全不同。
由于教育资源有限，人口又多，从民国时代到今天，高等教育一直没能完全普及。校园之外，求职和职场发展无不充满着考试，此类的考试竞争性越来越强。
比高考更接近科举考试的，是公务员考试。公务员考试近几年来越来越火，越来越受社会的关注，已经出现了周游全国各地的模范参考者。中国人的考试情结还将和这种“现代科举”一起生存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