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经济学家，在1958年“大跃进”人们头脑普遍发热的时候，他用自己的行动倡导理性、科学、术实的精神。
中gong八大二次会议后，以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片面地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为主要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与“大跃进”运动相联系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开始在广大农村发展起来。
起初，陈云也是从积极的方面去看待和支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这既是基于维护中gong中央、毛泽东决策的一致性，基于保护人民群众的热情；也是基于希望我国工农业生产和建设发展得更快一些，并认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客观上有条件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发展得更快一些。
为了推动农业的“大跃进”，各协作区先后召开农业协作会议，提出农业跃进的目标。人们的头脑越来越热，并且互相攀比，所提的粮食生产指标越来越高。其中像西北这样一向低产的地区，提出全地区每人平均粮食产量一九五八年要达到一千一百斤，一九五九年要达到二千斤，一九六二年要达到三千斤。而当时全国的粮食产量每人平均仅为四百零六斤。在生产措施方面，各大区的农业协作会议普遍强调大搞土地深翻和推行密植，以为只要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又采取这些措施，就可以达到大幅度增产的目的。报刊上也不断宣传“高产卫星”。六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谷城县沈湾乡先锋社小麦试验“高产”创记录，亩产达到四千六百八十九斤；六月三十日报道：河北安国县南娄底乡卓头村农业社小麦亩产五千一百零三斤；七月十二日报道：河南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两亩小麦创亩产七千三百二十斤。
陈云对“高产卫星”的宣传报道虽然没有持完全肯定的态度，但相信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确实比往年增加了，相信少数试验田是能够高产的。
1958年6月，陈云视察甘肃玉门石油勘探基地。
这时，工业战线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八大二次会议后，中gong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的一九五八年钢产量指标是八百五十万吨。召集中央一些负责人开会，毛泽东问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钢产量“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为什么不能翻一番？”王鹤寿回答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就布置了。这就是一九五八年钢产量指标订为一千零七十万吨的由来。陈云对这样的高指标是有怀疑的。据王鹤寿回忆，对钢产量翻一番，“陈云不以为然，说：你怎么这么轻率！这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陈云赞成大跃进，但不赞成过高指标。”七月三十一日赫鲁晓夫访问中国。赫鲁晓夫无视中国的独立主权提出中苏建立联合舰队和苏联在中国设立长波电台，毛泽东同包括陈云在内的中gong中央政治局常委们一起坚决顶了回去。赫鲁晓夫对我国年产钢一千零七十万吨指标表示的怀疑，激愤了包括陈云在内的参加会谈的中国领导人，他们“给赫鲁晓夫打了保票，”下决心要完成这个指标。这就成了骑虎难下之势。
八月中下旬，中gong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号召全dang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一九五八年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即比一九五七年的产量五百三十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为了贯彻北戴河会议的决定，陈云多方谋划如何去实现这个目标。但是，一九五八年已经过去七个多月，到七月底钢的生产只完成三百八十万吨，剩下的四个多月时间内，能不能完成余下的六百多万吨的任务呢？对此，毛泽东形容他的心情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陈云等其他中央领导人也十分担心。关于钢铁生产的情况，陈云这样分析：钢产量今年第一本账是六百二十万吨，第二本账是七百一十万吨，第三本账是八大二次会议后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的八百五十万吨，第四本账是六月十九日开各大区协作会议前提出的一千零七十万吨。“拿第一本账、第二本账来看，完成的数目字，六百二对三百八，上半年完成得不算坏，七百一对三百八，上半年完成得也不算坏，工厂里头是有跃进的”，而第三本账、第四本账是五月份、六月份才布置下去，“好多工厂还没有投入生产，还没有接受任务”。至于七月份相当多的工厂没有完成生产指标，陈云已初步感觉到存在一些问题。但他仍力图通过采取有力措施，来实现钢产量一千零七十万吨的预定目标。提出了八条意见，这八条意见大部分也反映了毛泽东的想法。
北戴河会议后，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全国几千万人一齐上阵，大搞“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钢、炼钢)、群(群众运动)”。到十二月十九日，冶金工业部宣布“今年全国已经生产钢一千零七十三万吨”。但实际上，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资，全年钢产量中合格的只有八百万吨。国民经济很快陷入严重的混乱和紧张之中，“钢帅升账”，“一马奔腾，万马齐喑”，这是陈云不愿看到的。北戴河会议刚开过一个星期，陈云在商业工作座谈会上就提醒商业部门在“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中，不要忘掉自己的主要职责是做好商品流通工作。他说：“商业部门可以在不同地区的一定条件下办些应该办的工业，但是商业单位的主要工作，仍然不是炼钢，而是做商业品流通工作，也不应该把搞商品流通工作与办工业看成并重。做好商品流通工作也就是为了发展工业。”
北戴河会议后，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全国几千万人一齐上阵，大搞“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钢、炼钢)、群(群众运动)”。到十二月十九日，冶金工业部宣布“今年全国已经生产钢一千零七十三万吨”。但实际上，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资，全年钢产量中合格的只有八百万吨。国民经济很快陷入严重的混乱和紧张之中，“钢帅升账”，“一马奔腾，万马齐喑”，这是陈云不愿看到的。北戴河会议刚开过一个星期，陈云在商
业工作座谈会上就提醒商业部门在“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中，不要忘掉自己的主要职责是做好商品流通工作。他说：“商业部门可以在不同地区的一定条件下办些应该办的工业，但是商业单位的主要工作，仍然不是炼钢，而是做商业品流通工作，也不应该把搞商品流通工作与办工业看成并重。做好商品流通工作也就是为了发展工业。”北戴河会议后，根据中央领导集体的分工，陈云的主要工作是抓全国的基本建设。
一九五八年的基本建设“大跃进”中，由于单纯图快、严重违反操作规程和管理混乱，发生了许多工程质量事故，倒塌不少新建的厂房，事故的数量、伤亡人数都比往年多得多。这些严重事故的发生，使陈云忧心如焚。
十一月十三日，杭州半山钢铁厂合金钢车间又发生的七榀拱形屋的倒塌事故，砸死十八人，伤十九人。为了研究解决基本建设工作中出现的这个突出问题，陈云赴杭州，对事故进行现场调查，力图纠正基本建设中片面图快图省而不顾工程质量的倾向，对那些质量不好的工程采取补救措施。
他对事故原因的分析都很中肯。他提醒大家：在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时，“不能把科学当成迷信去破”。在发扬积极性和创造性时，“我们的头脑必须清醒，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本领不大”，“应该小心谨慎地前进”。陈云的意见，也触及到整个“大跃进”中相当普遍地出现的问题。
为解决全国基本建设工程质量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陈云切合实际地提出六条措施，他又写信给毛泽东，报告全国基本建设工程质量杭州现场会议的情况。信中直言不讳地说：
“说起来说，目前的基建情况是只图数量不顾质量，多快省而不讲好，片面的不适当的节约，把不应该破除的规章制度也破除了，只搞群众运动一面而放松了业务上的管理制度和技术管理制度，基建任务很大很急，但基建的工人(新的)和设备都与任务不相称。……”
一九五九年一月六日，陈云在中gong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报告目前全国基本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的意见。会议同意已列入一九五九年基建计划的七百二十八个项目在具体安排上要保证重点，有些项目的施工时间可以放慢。中央责成各地立即组织力量，对一九五八年进行的各项工程，首先是重大工程，全面地进行一次检查，并且根据检查结果，对于质量不好有危险性的建筑物，制定合理的补救方案，有计划地予以补救。这些，都是在“大跃进”中发出的很清醒的声音。“大跃时”运动兴起后，速度被看成总路线的灵魂，“快”被看成“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人们的头脑普遍发热，陈云这样冷静的态度在当时“大跃进”的氛围下是难能可贵的。
毛泽东对“大跃进”中的高指标和浮夸风等弊端也开始有所觉察。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下旬，在武昌召开的中gong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提出“这次会议要唱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万下”。在“压缩空气”的氛围下，将一九五九年钢产量指标由二千七百万至三千万吨降为一千八百万吨左右，但一九五九年煤炭、粮食、棉花产量指标仍居高不下。
陈云在武昌举行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不仅不赞成煤炭粮食、棉花三大指标居高不下，而且认为钢产量指标由二千七百万至三千万吨降为一千八百万吨仍然降低得不够。陈云向毛泽东直抒己见。他说：“一千八百万吨好钢是不是能够完成？恐怕有点问题。”陈云说：“我专门研究了一下要实现二千万吨的薄弱环节问题。”陈云把一个一个实际问题摆了出来，指出：“第一是运输问题，第二是洗煤问题，第三是矿山问题，第四是东北缺电的问题，还有一个化工问题。”他说：“只要我们采取适当的措施”，“是可以克服的，因此二千万吨钢是可以完成的。”
陈云在会上的这个表态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实现一千八百万吨钢，必须克服实际存在的上述四个薄弱环节，同时从积极方面提出了必须采取的若干措施。
但是，第一季度钢铁和钢材的计划都完成得很不好，钢只完成季度计划的百分之七十七点三。
这时，毛泽东已感到一九五九年计划指标仍过高，为了扭转这种情况，提出要“多听人家的不同意见”，“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人，因为真理在这一个人手里，而不在多数人手里”。在讲到一月中旬陈云同他的谈话时，毛泽东说：
他这个人是很勇敢的，犯错误也勇敢，坚持真理也勇敢。”
在毛泽东支持下，陈云两次提出降低指标的意见终于得到上海会议的重视，对中gong八届六中全会拟定的计划指标向低作了一些调整，钢产量确定为一千八百万吨，其中好钢为一千六百五十万吨，实际上是把钢的生产指标降低到一千六百五十万吨。
根据经过核实的数字，一九五九年要完成钢产量一千六百五十万吨，仍然是一个无法完成的高指标。因此，毛泽东很不放心，委托陈云进一步落实钢铁生产指标。
钢铁生产在当时已成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在计划指标已经很高的情况下，要实事求是地把它压下来是有很大阻力的。陈云接受任务后，广泛听取各部门、各方面的意见，袁宝华回忆说：
“当时，我在冶金部管生产，陈云同志认为，要生产这么多钢铁，首先要保证矿石的供应，所以他就先从矿石抓起。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前前后后找我谈了有六七次，一个矿山一个矿山地谈，每个矿山储藏是多少，开采的条件如何，矿石的品位有多少，运输条件怎样详细地询问了一遍。”
从钢铁、矿石、焦炭、耐火材料、钢铁冶炼、钢材品种等各项的调查，经过上下左右各方面的比较研究，最后提出落实钢铁指标的意见是，钢材的可靠指标拟定为九百万吨，钢的生产指标拟定为一千三百万吨。
在“大跃进”浪潮中，在上上下下人们普遍头脑不冷静的情况下，陈云是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倡导科学、求实的态度和坚持真理的精神。
陈云还向毛泽东表达了对钢铁质量的担心。他指出：
“小高炉炼出的九百多万吨铁，目前含硫量超过冶金部规定千分之二标准的，有百分之四十以上，有的说至少有百分之五十。”含硫超过标准，“既不能用于铸造，也不能在炼钢后轧成有用的钢材，这是劳民伤财”。我担心铁的质量如果不改进，铸造铁也铸造不成，炼钢也搞不到一千三百万吨。也就是说，搞不到九百万吨有用的钢材。洗煤去硫，是今后能否完成现在拟议的钢材指标的关键。”由于陈云的意见论据周密、材料翔实，很有说服力，被毛泽东和中gong中央政治局所接受，正式将一九五九年钢材生产指标调为九百万吨，相应地将钢的生产指标调为一千三百万吨。实际生产的结果表明，一千三百万吨钢并不是一个保守的指标。这一年经过努力，拼设备、拼劳力，到年终才勉强完成了一千三百八十七万吨钢和八百九十七万吨钢材。
“大跃进”是在激烈批评反冒进的气氛中发动起来的。“大跃进”之初，陈云作为一个反冒进的检讨者投身到“大跃进”潮流中去。他真诚地希望经济落后的中国能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大跃进。但是，当高指标、浮夸风盛行，“以钢为纲”，片面追求数量和速度，引起经济失衡、市场紧张时，他不顾再次被批评为“思想右倾”的可能，最早提出降低指标和保证质量的主张。接着，他又强调必须依据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的原则办事，并提出缓和市场紧张状态的切实办法。他受到毛泽东“真理在这一个人手里”的赞扬，是当之无愧的。他下大力气解决基本建设工程的质量问题，将一九五九年钢的生产指标降低到一千三百万吨上，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大跃进”的损失多。他关于“保生产、削基建”，“决心把基建项目下马”的主张；关于认真精减一九五八年招收的工人的主张；关于粮食要省吃俭用，组织猪、鸡、鸭、蛋、鱼的生产与供应，安排日用必需品的生产等主张，都是解决或缓解“大跃进”带来的困难局面的有效办法。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前，毛泽东在去长沙的火车上同王任重谈话时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这是毛泽东对陈云所作的又一次重要评价。
一提起这段往事，胡克实便沉浸于“文革”岁月的回忆之中。
胡克实说，在1966年六七月份，“文革”刚刚开始，北京处于非常混乱之中。毛泽东主席那时不在北京，而在杭州。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是刘少奇副主席和邓小平总书记。不过，就连刘少奇和邓小平都不知道“文化大革命”该怎么搞，更不知道他俩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号和第二号打倒对象。当时，刘少奇和邓小平指定了4个人，每天把“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整理成文字，向毛泽东报告。
在1966年6月初，胡克实列席了中gong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胡克实说，本来应该是共青团第一书记胡耀邦列席会议的，那时候胡耀邦生病，就由他列席会议。事先报告过中gong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邓小平说那就叫胡克实来吧。
胡克实说，胡耀邦从1964年底兼任中gong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gong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便到西安工作。那时，中gong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是刘澜涛。胡耀邦在西北工作并不顺心。胡耀邦生病，住进西安的医院。这时，叶剑英元帅路过西安，叶帅跟胡耀邦有很深厚的友谊，听说胡耀邦病了，便去医院看望。叶帅对胡耀邦说，既然人家不欢迎你，你还呆在这里干什么？你不如回北京养病!胡耀邦接受了叶帅的意见，在“文革”前夕回到了北京治病。虽然胡耀邦这时仍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由于生病，并不过问具体工作。正因为这样，由胡克实代替他出席中gong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胡克实记得，那次中gong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气氛相当紧张，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要不要派工作组。当时，北京很乱，特别是学校里，出现学生打老师、打校长。面对“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刘少奇和邓小平也没有精神准备。他们用过去的办法，即由上级部门派驻工作组。会议决定向中gong北京市委、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北京市的许多大专院校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那里的“文化大革命”。另外，还拟定了八条指示，要求在运动中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
在这次中gong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之后，全国各地也纷纷向各单位派驻工作组。当时共青团中央负责北京市中学的“文化革命运动”，向北京市八个城区各中学派出了大批工作组。团中央的一些主要领导，都担任了各工作组负责人。北京市西城区中学的工作组，就由胡启立负总责。
胡克实说，没想到，工作组问题成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导火线。
那是在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了揪斗干部、群众的事件，戴高帽、抹黑脸、罚跪、打人。派驻北京大学的工作组发现之后，及时地加以制止。6月20日，刘少奇在关于北京大学的“六·一八事件”的简报中，肯定了北京大学工作组的做法，批转全国执行。然而，身在杭州的毛泽东却认为北京大学“六·一八事件”是革命事件，北京大学工作组的做法是错误的。中gong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下发文件：“中央1966年6月20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消这个文件。”这样，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公开化，各地掀起了反对、批判、揪斗工作组的浪潮。
7月18日，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方向、路线的错误。于是，刘少奇不得不承认：“过去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现在看来工作组的方式已不适应于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的需要。”“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dang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
这么一来，毛刘分歧由隐蔽到完全公开。全国各地以批判工作组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突破口，把斗争的矛头公然指向刘少奇……
胡克实亲历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激烈斗争。他亲眼目睹刘少奇在中gong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是怎样决定派工作组的，又亲耳听到刘少奇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检讨。他说，过去一直非常佩服毛泽东的威望和才华，这时才开始意识到，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也不一定正确。胡克实笑称“文化大革命”初期是“暗箱操作”。(来源：书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