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通知到召开历时六年 代表们冒死赴延安开七大
早在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gong也曾召开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中gong七大。出席中gong七大的代表是冒着枪林弹雨到达延安的，很多护送这些代表的人也牺牲了。中国共产dang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是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中国共产dang的史册的。这次大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重要、最成功的一次代表大会，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次大会，使全dang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
从发出通知到会议召开 历时六年
从1928年6至7月间召开六大，到1945年4至6月间召开七大，这两次中国共产dang全国代表大会的时间相距达17年之久。而且，中gong七大自发出会议通知到会议结束，前后长达6年，会议开了足足50天，这一切，都堪称中gong的全国代表大会之最。
其实，召开七大的动议很早。在1931年1月召开的中gong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提出要召开七大。1930年12月，已写好的《中gong四中全会决议案》中，把召开七大、总结苏维埃运动经验、通过dang纲和其它文件作为“最不可迟延”的任务。此后不久，由于国民dang军队连续对中央苏区发动“围剿”，战事连绵不断。中gong中央被迫转移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等原因，召开七大之事便被搁置下来。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日渐安定。1937年7月7日，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在同年12月召开的中gong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中gong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义》，要求“在最近期内”召开七大，并初步规定了七大的主要议事日程。会议还决定成立七大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秘书处由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五人组成。由于种种原因，这个筹备委员会事实上并未开展工作。
1938年3月，中gong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召开七大的问题。这次会议提出，中gong中央应“立刻进行具体准备”，包括发表为召开七大告全dang同志书和告全国同胞书，给各地dang组织发出关于七大准备工作指示，成立大会各主要议程的报告草案委员会，责成政治局及中央各领导同志起草报告提纲。会议结束后，任弼时受中gong中央派遣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介绍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4月14日，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报告说，中gong中央决定于半年内召开dang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希望共产国际派人指导。
1938年11月，中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七大，大会的中心任务是讨论坚持抗战，争取和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问题。会议还对代表名额的分配及代表产生办法做出了若干规定。
后来，又由于国民dang发动反共高潮，以及整风运动，中gong七大又延迟了下来。直到1944年5月，整风运动进入总结阶段。5月10日，中gong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立即着手召开七大的各方面准备工作，在七个月内开预备会议，八个月内开大会。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dang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礼堂正式开幕，会议足足开了50天，到6月11日才结束。出席会议的代表总共有700多人。毛主席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gong七大上，选举产生的中gong中央书记处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人，时人称之为“五大书记”。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国共产dang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
“服务团”连闯五道封锁线
虽然中gong七大最终顺利召开了，但这些出席会议的代表历尽艰辛才到达延安。
据《中gong七大纪实》记载，南方各省七大代表奔赴延安，历尽艰辛。1939年11月，香港dang组织选出的七大代表有钟明等五人，分两批先后进入东江游击区，由东江纵队派人护送到韶关，与广东省委选出的七大代表古大存等会合，组成广东代表团。随后，广东代表团成员分别化装到桂林，在八路军办事处集中，换上了八路军战士的军装后，乘新四军派来的军车到达黄山附近的太平镇。由于前面没有公路，代表们徒步翻越黄山，先到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后又转移到中gong中央东南局驻丁家山。在这里，他们与浙江、广西、湖南、江西、福建、上海、闽粤边、苏南等9个地区参加中gong七大的代表共41人会合。根据东南局的指示，七大代表们组成了临时dang支部，古大存任书记。这时，中gong中央给东南局来电指示，由于局势恶化，国民dang加紧反共，南方各省出席七大的代表不宜走西安等后方大城市，而要走敌后根据地到延安。这样，南方各省代表奔赴延安便更加困难。1940年1月，新四军反“扫荡”取得胜利，铜陵、繁昌先后被攻克，七大代表北上的道路已经打通，东南局让七大代表立即出发，经敌后根据地到延安。为保密起见，东南局规定这支由代表组成的队伍对外称“服务团”，指定古大存为团长。
1月20日，“服务团”在新四军军部一个连的护送下，从芜湖乘坐两只大木船，绕过日军的巡逻艇，渡过长江。之后，他们又随罗炳辉的部队夜间越过津浦路，辗转行军，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半塔集。当时华中局也驻在江北指挥部里。华中局书记刘少奇给“服务团”每个人送了一本《论共产dang员的修养》，作为他们学习的理论课本。
“服务团”在半塔集停留了半个月后，又向皖东北挺进，两渡古金河，夜行百里越过陇海路，经过台儿庄，抵达鲁南山区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抱犊崮。经过了一个吃苦的休息后，一一五师派老六团团长贺东生率一个加强连护送“服务团”去鲁西地区。在离大汶口不远的一个村子里，“服务团”遭到了伪军的包围袭击。这天一早，钟明起来到外面查看动静，发现敌人的迫击炮弹已打到隔壁院子里。在行军路上，钟明负责医疗工作，并分配了一个卫生员随他保管药品。发现敌情后，他立即返回驻地找到卫生员一起收拾好约箱。但是，当他们冲到村口时，贺东生已带着大部分人员冲出出村子，村口已被敌人的机枪封锁了。钟明只好和卫生员往回走。路上，他们又碰到一位掉队的同志。和队伍失散后，钟明等三人翻越后墙，躲入玉米地里；后在群众的帮助下，找到游击队。当天晚上，在游击队的护送下，回到了“服务团”。
大汶口遇险后，“服务团”又继续赶路，跑步前进越过津浦铁路上敌人的填充锁线，经泰西、东平、湖西、鲁西、进入冀南根据地。8月，冀南军区派一个团护送过平汉路。平汉路是“服务团”赴延安途中最难逾越的一道封锁线。第一次过平汉路时，部队刚接近铁路，就被日军发觉。由于行动暴露，只好暂时撤退。过了十多天后，冀南军区派出一个营，再次护送“服务团”过平汉路。营长带一个突击组，迅速摸到哨所前，解决了敌哨兵。“服务团”立即跑步越过铁路，一口气跑了十几里，进入冀西武安山地区。随后，“服务团”又在部队的护送下，到达八路军总部。当时正是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的后期，八路军部队经常转移，“服务团”西去的路线因敌人的严密封锁而无法通过，他们只好等待时机，随同总部转移到太行山区。
9月，徐向前由山东经八路军总部去延安，总部派了两个团护送，准备一旦在通过同蒲路和汾河封锁线发生情况时就硬打过去。总部让“服务团”和徐向前同行。在从八路军总部到延安的途中，“服务才”连闯五道封锁线，有时一个晚上要行军70多公里。1940年12月26日下午，经过艰苦跋涉的南方各省参加七大的代表，终于到达延安。其中广东的代表从1939年12月底算起，整整历时一年多，跨越11个省，行程万余里，可谓一次艰苦的“长征”。他们在新四军、八路军的掩护下，全部安全到达延安，这也是个奇迹。
从梅县到延安用了13个月
据《广州日报》刊文，王维是当时从全国各地奔向延安的数百名中gong七大广东代表之一。当初从广东梅县出发前往延安时，王维还是位不到22岁、dang龄仅两年的年轻dang员。然而，他并没有想到，这趟原本计划来回一个月的旅途最终却用了7年。在这7年中，王维跋涉11个省份到达延安，之后又亲历了延安的整风运动、七大的召开。
王维当选为七大代表是在1939年11月的中旬，王维其时是梅县中心县委书记。当时中gong闽西南潮梅特委总共有七名正式代表，包括叶剑英、边章伍、方方、伍洪祥、苏惠、谢南石和王维。
1939年11月19日，方方、伍洪祥、苏惠、谢南石和王维搭上一辆破旧不堪、用木炭炉发动的人货混载的汽车从梅县出发了。到了韶关后，他们又转乘火车经衡阳再转车到桂林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这些代表原本计划是走重庆、西安线乘火车去延安的。但到了桂林后，却接到中gong重庆南方局的指示，要他们转往皖南新四军军部，改经敌后抗日根据地去延安。当时国民dang已经去延安的沿途公路线上到处设卡建哨，拦捕去延安的共产dang员和进步青年，为了保证七大代表安全到达延安，所以中央决定不走重庆、西安线。于是，代表们穿上新四军的灰色军服装扮成新四军，乘坐军车继续前行。
经湖南、江西到达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后，王维等人与来自东南九省市的代表汇合，一行五十多人就一起由新四军、八路军沿途派部队护送，经华中、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奔赴延安。渡长江，过黄河，翻山越岭，横穿平原，历时11个月，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一路上要经过日军封锁线，还要经常长途夜行军，有一次在太行山跟着彭德怀躲避日军的“扫荡”，在山上跑了好几天，又饥又渴。终于，1940年12月28日，安全到达延安。那时，距离当初我从梅县出发已经过去了整整1年零1个多月。
王维1945年参加七大后，经上海、香港、广州回到中gong梅县中心县委。1946年后任中gong梅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区委常委、组织部长等。中gong建政后历任中gong兴梅地委书记，粤东区委宣传部长、副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水利厅厅长，中gong广东省委候补委员、农村工作部副部长。1983年4月至1988年1月任广东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01年8月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