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的稿酬制度：一人得稿费 大家去消费
“稿酬”或“稿费”古代称“润笔”，它何时出现，难以准确考证。但至少在我国6世纪的隋代就已存在。《隋书·郑译传》载：“上令内使令李德林立作诏书，高熲戏谓译曰：‘笔干(乾)。’译答曰：‘出为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钱，何以润笔？’上大笑。”此后，就以“润笔”指请人作诗文书画的酬劳。“润格”，则指为人作诗文书画所定的报酬标准。
那么，延安时期(1935—1947)有稿费吗？在人们的想象中，延安时期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主要是打仗和生产，解决生存和温饱问题，大概是只讲奉献，不计报酬。写稿子是革命工作，哪还有什么稿费？其实，这种猜想是不符合实际的。
文献记载有稿酬
据文献记载，延安时期的稿酬至少从1936年8月就已实行。此时，二、四方面军正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和dang中央尚在保安，而且硝烟未熄。为“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中央决定出版《长征记》。为此，8月5日，毛泽东、杨尚昆联名向陕北一方面军各部参加过长征的同志，发出征稿电报和信函，希望大家积极撰稿，展示长征宏图。征稿信说：“来稿请于九月五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致谢意。”此书由徐梦秋、成仿吾、丁玲编成，于1942年11月出版。这里的“薄酬”是钱还是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那样艰苦的岁月，写稿还是付给报酬的。
1936年10月28日，中国抗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红军故事〉征文启事》，这是一次在部队中进行的群众性创作活动。“启事”说：“为着供给红军部队的课外教育材料，为着宣传红军的战斗历史，特决定编辑《红军故事》丛书。每稿至多不超过二千字……来稿采用后，酌致现金或物质报酬。”
1937年5月10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总司令朱德，联名发出《中央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以纪念“八一”节10周年。为编好军史材料，特组建了一个包括11人的强大编委会，他们是：徐梦秋、张爱萍、陆定一、丁玲、吴奚如、舒同、甘泗淇、傅钟、黄镇、肖克、邓小平等。通知明确说：“一切创作稿件和纪念品，送来经采用后，均给以五角至二十元的现金酬报。”
1939年1月，毛泽东致周扬的信中不仅有付稿费的表述，而且还有付酬的具体标准。当时为了向全国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教、民政等真实情况，以粉碎国民dang的造谣歪曲，毛泽东决定编写一本《边区实录》。初稿由他的秘书李六如、和培元各写一半。毛泽东委托周扬“全权负责修正此书”。信末特写明：“备有稿费(每千字一元五角)，当分致你与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劳之意。”这本书1939年12月由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毛泽东为它题写书名并题词。稿费也及时兑现。
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gong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讲话，其中谈到稿酬问题。他说：“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要多给稿费。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
从以上文献可知，延安时期尽管生活艰苦，但对文化人的精神劳动是尊重的，稿件采用发表，都付给报酬。
报刊登稿付稿费
延安时期物资十分匮乏，文化人在困难中拼搏，创办了不少刊物。不论是铅印的，还是油印的；不论是内部出版，还是公开发行，在征稿启事中，都说明来稿刊用后，即付稿费。
《红中副刊》“征文启事”，是我们所能见到的延安时期dang报最早的“稿约”。它刊于1936年12月24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内称：“红中副刊已出刊四期了，我们热烈地欢迎同志们替红中副刊写些文章。文艺的、时事论文的均所欢迎。来稿一经登载，将给予相当物质报酬。”这个“征文启事”的落款是“红中编委”。“红中”即《红色中华》报，创刊于1931年的江西苏区，是中gong的机关报，长征中停刊，1936年1月在陕北瓦窑堡复刊。由编委会发布征文启事，足见其郑重。
《大众文艺》，1940年4月15日创刊于延安，毛泽东题写刊名，萧三主编，隶属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延安文抗”)。该刊第一期发布的“稿约”说：“来稿一经登载，酌致薄酬。”1940年8月1日，中gong中央西北局宣传部直接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大众读物社，创刊《大众习作》，毛泽东为它题写刊名，后又致信社长周文，对该刊赞赏有加。它在创刊号登出的“约稿”说：“寄来的稿子，凡是登载出来的，每一千字送稿费一元。”
《解放日报》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gong中央的机关报。1941年5月16日在延安创刊，毛泽东为它题写报名和发刊词。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任社长。它在“创刊号”的右报眼刊出“本报启事”(二)：“本报竭诚欢迎一切政治、译著、文艺作品、诗歌、小说……等等之稿件。一经揭载，当奉薄酬。”
总之，延安时期的其他刊物，如《文艺战线》(周扬主编)、《文艺月报》(萧军、舒群、丁玲等主编)、《诗刊》(艾青主编)等，都刊有说明“付酬”的征稿启事。采用来稿而不付稿费的刊物，当时是不存在的。
征文入选有稿费
为了活跃文艺，促进创作，延安时期组织过几次群众性的征文活动，入选作品均付给稿酬。有些文艺团体，面向社会征集剧本，也都明码标价，付给报酬。
人民抗日剧社，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组建的演出团体，直属红一方面军政治部领导，社长危拱之，随军长征到陕北。1936年6月3日，剧社在《红色中华》报上发布“征求剧本启事”：“凡是经过审查后，有小部分修改尚可表演的各种剧作品，一律给以酬报：一、话剧、歌剧，一般每出大洋贰元；二、活报每个五角；三、歌及土调每个两角；四、倘有特别出色，表演有很大成功而受看者称许的，给以特等酬报；五、双簧及滑稽的短小作品与活报大洋贰角。”
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是民众剧团的前身，诞生于1938年5月23日。它重视民间歌谣、小调、戏剧的搜集、改编和整理。7月17日，改进会在《新中华报》刊登“征求各地歌谣启事”，说明要“组织评判委员会，按成绩奖励”。
延安时期，发动过几次规模较大的写作活动，对入选作品均给稿费。除了前面谈到的《红军故事》、《红军长征记》之外，还有《苏区一日》：1936年12月由中国文艺协会发起，仿照高尔基组织的《世界一日》和茅盾发动的《中国一日》征稿方式，号召“部队dang政机关和文化人，把1937年2月1日这一天陕北苏区有意义的事记下来”。“入选作品均给酬金，以资鼓励”；《五月的延安》：边区文协于1938年4月发起，艾思奇、林山、柯仲平等任编委，要求用各种形式的文字，记下“红五月”某一天的经历、见闻。“征稿截止日期是六月五日，并准备现金薄酬，酬劳写稿的同志们”。此外，还有《我怎样来到陕北》、《十年牢狱生活》、《警区一日》、《秋收特写》……等征文活动，无一不给稿费。
为了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中宣部编审委员会计划出版大批中级读物，包括社会科学、文化艺术、自然科学等方面。为此，它在1941年5月22日的《解放日报》上刊出《征稿启事》，明确说：“来稿一经采用，稿费从优。”这是我们所见到的延安时期唯一一则申明稿费“从优”的征稿启事。
1941年9月，延安业余杂技团登报征集魔术、武术、双簧、大鼓、相声等稿件，说：“来稿经采用者，致以每千字三至五元稿费。未经采用，但本团认为有保留与研究价值者，亦致稿酬，余稿一律退还。”这个启事的特别之处有二：一是以千字为计酬单位，同时照顾到稿件质量；二是留下的稿件也给一些稿费。这是比较合理的。
延安作曲者协会和音协，1942年4月发起的“聂耳创作奖”，是当时奖金较高的有奖征文活动。合唱：甲等90元，乙等60元，丙等40元；齐唱与独唱，甲等70元，乙等50元，丙等30元(得奖作品之歌词另致稿酬)。
稿酬有钱有物
延安时期的稿费有钱、物两种形式。“物”的种类是多样化的，都属于生活必需品之类。
前面谈到的《红军长征记》、《红军故事》征文启事，都说明备有钱和物作为稿酬。后来的征稿也有类似情况。大体说，1941年前，是“钱物稿费”并存的时期；之后，则多是“现金稿费”，但“物酬”并未绝迹。在前一个时期中，文化人的稿酬大都付现金，其他多是给“物”。在物资极端匮乏的年代，“物”是人们生活所必须的，同样珍贵。
“物酬”包括毛巾、肥皂、笔记本、纸张、铅笔等。这些物品当时奇缺，“公家”所发根本不够用。文化人每月按规定、分级别供给几张纸，领取时有严格的登记制度。人们写稿子多是一张纸当做两张用(两面写字)。当时，能用上新毛巾和肥皂，就属于“上档次”的人物了，令人羡慕不已。所以，写稿得到“物酬”，是很自豪、很骄傲的大事。
捐助和共享成了稿酬主要用途
赵超构1944年访问延安后，写了《延安一月》。其中说：“假如他们(指作家)有作品(发表)，所有的稿费和版税也都是私有的。”作者对稿费自由支配，使用情况各不相同。
当年，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著作的出版和发表，都有稿费。他们大都把这些“外快”用于赞助公益事业，或是个人应酬方面。
毛泽东的捐助较多，出手也大方。据史料不完全记载，毛泽东仅1939年前后的捐助就有下面这些：
民众剧团是在毛泽东关心支持下，于1938年7月4日成立的，主要运用边区群众熟悉的秦腔，演出新戏或优秀传统戏，为老百姓服务。成立伊始，演出服装、道具、汽灯等物资奇缺。无奈之下团长柯仲平找毛泽东“诉苦”。毛泽东当即从自己《论持久战》稿费中，拿出300元大洋，给民众团购置设备。柯仲平亲自保管这些钱，锱铢必较地使用。后来，民众剧团几乎走遍了陕甘宁边区的每个村寨，为民演出，成绩卓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表扬了他们。
1940年，延安各界纪念“五四”青年节筹委会，发起有奖征文。历时一年多，征得各类作品150篇。第二年6月9日，评选结束并颁奖，又是毛泽东慷慨解囊，捐赠300元做奖金。周恩来、王稼祥各捐200元，吴玉章捐100元，董必武捐50元。这样才使征文圆满结束。
此外，毛泽东为支持创办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捐助100元(1939年3月)；为支持筹建陕甘宁边区医院图书馆捐款100元(1939年9月);为陕北国民dang辖区绥德、榆林一带发生旱灾，捐款1万元，赈济灾民(1939年9月)；为烽火剧社捐款200元，以鼓励他们节俭演戏(1939年11月)；为边区教育厅举办的小学教师暑期讲习班，捐款400元，慰劳小学教师(1941年8月)。
毛泽东的稿费收入，还用于资助亲朋好友。如1941年9月，他为军委机要处代处长黄有凤出资办婚礼，花了200多元。瓜果、饭菜、新被子，都是用这些钱买的。朱德、任弼时等光临，毛泽东自愿做主婚人，喜庆热闹，黄有凤终生不忘。1941年11月5日，给当年湖南一师同学林若虚“寄奉百元，聊作薪水”；还为自己的孩子购书，以及用于以个人名义的宴请等等。
一般作者得到稿费，多买些书刊或是生活必需品。文化人或专业文学艺术家有了稿费，多是主动与人共享，或是被朋友们“共产”，独自享用的情况极少。这几乎成了一种特有的“时代风气”或约定俗成的“规矩”。在这个问题上的“小气”，会受到人们的非议。在延安生活过的作家卞之琳回忆说：“谁要是从邮局接到重庆、香港以至上海孤岛汇来的一笔稿费，就招呼朋友，三三五五，一分而光。”《一个中国革命者的私人纪录》一书，详细记述了萧三夫妇、萧军夫妇，用稿费在餐馆消费的生动场面。它说：“萧军那时有点钱，点菜花样多，酱牛肉、卤鸡、卤肝、叉烧肉样样都点一些，喝了白酒，剩下的菜，统统打包带走”；“萧三一家刚来胜利食堂，多吃西餐……慢慢地他们一家改吃中餐，点一份炒肉丝，简简单单，吃饱为止。萧夫人(俄罗斯人)很会点菜：糖醋里脊、青椒肉丝如此等等。”
另外，作家周立波、陈学昭、曾克，艺术家张季纯、钟敬文、马可等，都谈到过当年延安“一人得稿费，大家去消费”的愉快而难忘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