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毛泽东，这两个人的政治地位、社会身份、人生道路、对中国的影响等等，相比来讲，可以说天差地别，没有什么可比性。就是说这两个人在各个方面都没有交叉的可能。但他们之间却又发生过似有还无的联系。大体上，这样的联系一共有两次。
周作人与毛泽东第一发生联系是在1918年毛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时。这一次联系是毛泽东主动到北京八道湾拜访鲁迅而未遇，却与周作人见了面，大约还有过谈论。徐淦的《忘年交琐记》一文转述周作人的话说：“毛先生（毛泽东）在北大当图书馆馆员时见过面。有一次他来八道湾看鲁迅，鲁迅不在家，同我谈了一会。”云云。这一件事情，周作人好象不止一次对别人谈起过。比如张铁铮《知堂晚年轶事一束》一文也说：“知堂老人仅说，他（毛泽东）曾来访过八道湾”。当年，青年毛泽东与算是他偶然遇到的周作人究竟谈了什么，已经无从查考了。解放后，因为时势和身份等众所周知的原因，周要避嫌，毛大概也不希望周重提旧事，这一节也就轻轻揭过了。周作人对别人提起他与毛泽东当年的相见，都是私下场合，说者许是出于无心，听者更不敢大事张扬。
1918年毛与周见面时，这二人的身份可是有相当距离的。其时，周作人已经是北大教授，毛泽东只是北大图书馆的助理员。单从二人的月薪来看就很说明问题，毛是月薪8元，周大概是200至300元。简直没有可比性。周是大知识分子，毛仅是普通职员。周是文化精英，毛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蓝领。”再加上周比毛在年龄上大接近十岁，如此种种，这二人当年的相见应该是一个社会阶层较低的晚辈拜见社会阶层较高的前辈的态势吧。
周作人与毛泽东第二次发生联系已经是三十年之后。不过这一次二人没有见面。关键的是，他们的身份发生了天地大逆转。周作人从文化精英、社会名流变成了一个政治上有污点的人，社会身份更是形同囚犯――他1949年1月26日出狱。这一次联系是周主动，他在1949年7月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不过，对这件事，不同人的记载略有差异。据唐弢转述的周作人这封信的原文有这样几句话：“本来也想写信给毛先生，因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惊动，所以便请先生（周恩来）代表了。”（唐弢《关于周作人》）可是周作人自己对另外的人又这样说：“我已经发出一书信给毛润之先生，……我去信问他能不能让我回北平。”（徐淦《忘年交琐记》）这两种说法略有不同，一种说法是只把信寄给了周恩来，没有给毛泽东；另一种说法却说把信寄给毛泽东了。不过，尽管说法略有出入，他给中央领导写信这件事情应该是可信的。金性尧在《叶落归根》一文中也说：“50年代时，就听说周作人曾经向中央领导同志写过一封信，真实情况如何，却不知道。”金先生大概是春秋笔法，不愿意说破。关于周作人写信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张能耿的《周作人印象记》一文有这样的记载：“1953年12月19日，北京市法院根据周作人的汉奸身份，判其：即日起剥夺政治权利。在这之前，周作人曾给周恩来总理写信，申诉并检讨自己抗日战争期间出任伪职事。以后又给毛泽东主席写信，也是申诉和检讨自己出任伪职的事。”这样的话，周作人就不止写过一封信。
周作人给中gong领导写信的目的是什么已经不得而知，推测起来大致一是试探口风，看看新政权对自己的态度。二是非常单纯的想回北平，并要回八道湾的宅子。三是不甘寂寞。这最后一条可能性不大，因为他应该有自知之明。
周作人的信毛泽东应该是看到了。还是唐弢记载，他从周恩来那里听到毛泽东看过周的书信后说的几句话，毛泽东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可注意的是，唐弢在引述这几句话的时候是带了引号的，可见是原话了。唐弢不会，也不敢假传圣旨吧。
与三十年前相比，当年那个无名青年、普通职员已成至尊，而当年那个文化精英、大学教授却变为了阶下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位由毕恭毕敬而居高临下；一位由循循善诱而诚惶诚恐。毛泽东对周作人的这个批示可以“翻译”一句古文：“娼优蓄之可也。”放在古代，周应该扬尘舞蹈、感激涕零才是。
周作人对解放后人民政府对他的工作和生活的安排还是有所表示的。有一个叫佟伟的人，写了一篇文章《我认识的周作人》，记载了周作人1956年9月底参观游览西安时说的几句话，周作人说：“还是共产dang领导的有成就。”“共产dang的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我从未反对。”并特意表达了对毛泽东的称颂。他说：“我认识毛泽东毛润之先生。在今日的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就数毛润之了。”
看来，那个曾经劝人“且到寒斋吃苦茶”的老僧，在改天换日的新时代里，还是能够顺应时势的。
（来源：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