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洪湖
南昌起义后，贺龙的部队被打散了。对于南昌起义的失败，贺龙是极不甘心的，他曾对徐特立说过：“张发奎无用，怕失败。我不怕失败，南昌暴动无论胜利与否，我都干，如果失败了，我就上山！”
1927年11月初，贺龙取道香港抵达上海。在上海的中gong中央为贺龙和周逸群等人安排了秘密住处。一到上海，贺龙就见到了比他早到的周恩来。周恩来希望贺龙暂时躲避一段时间，到苏联学习政治和军事。贺龙答应考虑。
不久，中gong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来看望贺龙。他们做了长时间的谈话。谈到南昌起义的情况时，贺龙说：“南昌起义总的来说是正确的，只有两个错误，一是打国民dang旗，一是没有没收地主的土地。”在谈到自己的家乡湘西的情况时，贺龙说湘西是有希望的，主要是得把农民发动起来。
李维汉把与贺龙的谈话向中央常委会作了汇报。
瞿秋白听了汇报后说：“是不是要贺龙同志去湘西干一干呢？”
李维汉同意。
常委会开过以后，李维汉把瞿秋白的意见通知贺龙。贺龙表示不愿去莫斯科，想回湘西。 但是，中央要他和刘伯承、林伯渠一起去苏联，并已决定他们三人于11月17日坐轮船的货舱秘密离开上海，贺龙只好准备上船。不料，11月16日，中gong的一个秘密机关被敌人侦破，敌人知道贺龙到了上海，贺龙便不能抛头露面了。于是，贺龙找到周恩来，表示不愿离开中国，希望回湘鄂西拉队伍搞武装斗争，“在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站起来”。
周恩来把贺龙的要求在1928年1月6日向中央常委会议提了出来。共产国际代表担心贺龙“回去要变成军阀”，表示不赞成。周恩来向常委们介绍了贺龙的历史，分析了贺龙的情况认为贺龙应该去，也有充分的条件去。最后，中央常委会同意了贺龙的要求。
就这样，贺龙、周逸群、卢冬生等几位同志，带着周恩来的关怀和嘱托乘船离开了上海，踏上了征程。
自从贺龙率军南昌起义后，国民dang印发张贴了成千上万张通缉文书，附上照片，张贴于通衢要道，要捉拿贺龙。当贺龙原来的上司、国民dang粤系军阀张发奎上报贺龙、叶挺南昌反戈的情况后，汪精卫发誓要捕杀贺龙，蒋介石则悬出重赏，要“买”贺龙的首级，他们为此很是忙乎了一阵。
面对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贺龙处之泰然。
1月18日，贺龙等人的船到达洪湖边的新堤镇。镇上驻军是湖南部队李觉的师，周围也驻满了敌军，戒备森严。贺龙派人了解敌情，知道观音洲只有敌人的一支团防队伍，十几个人、十条枪。贺龙对周逸群说：“把枪搞来如何？”周逸群感到不大容易。
贺龙朝周逸群笑着说：“我当面向他们借枪，你们就动手提。”
船靠了岸，贺龙、周逸群等人大摇大摆地朝观音洲团防队部走去。团防队长见贺龙他们身上的打扮，以为是大官来视察，急忙吹哨紧急集合，十几个团防队员列队欢迎。
贺龙走到团防队长面前，摘下墨镜，劈头就说：“认得吗？我是贺龙，特来借你的枪！”
团防队长一听到“贺龙”这个名字，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一下子瘫倒在地上，只顾求饶。
这时，一个团防队员企图开枪，被卢冬生一枪打倒，随贺龙来的其他几个人趁机一拥而上，将团防队员手中的六支汉阳造步枪、四支驳壳枪夺到手中。
贺龙等一行人兴致勃勃地回到船上，继续他们的行程。1月19日，他们就在离洪湖不远的反嘴镇登陆了。他们一一向船工、水手挥手告别，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洪湖。
洪湖，像一颗巨大的晶莹夺目的珍珠，镶嵌在长江的湖群之中，碧波荡漾，水天一色，面积达438平方公里，跨洪湖、监利两个县。它处于武汉市西南方，与湖南省接连，素有“千里洪湖”之称。
一上岸，贺龙等人就筹划着去和贺锦斋接头。贺锦斋是贺龙的堂弟，小时候当过学徒，干过农活。1919年，贺龙在桑植办“地方自治讲习所”时，贺锦斋入所学习，接受了进步思想，以后又长期在贺龙部下工作，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时在贺龙的二十军中任一师师长，并加入共产dang。南昌起义失败后，他转道上海，找到了贺龙。dang组织要他先到洪湖地区拉起队伍，开展武装斗争。1927年11月，他就在石首建立起游击队，拉起了一支一百多人的武装队伍。
正当贺龙他们准备去寻找游击队，和贺锦斋接头时，只见一位魁梧的汉子，身穿灰色棉军衣的人飞快朝他们走来，扑上去一把握住贺龙的手，激动万分地大喊着：“大哥，我晓得你是任凭什么敌人也打不死的！”说罢，朝岸边一群人挥臂大喊着：“你们不是盼望见到贺龙吗？看，他来了！”
此人正是贺龙的堂弟贺锦斋。这突然的会合，使得岸上的人们全都忘情地欢呼起来。
这次小小的会师，使湘鄂边前委有了一支一百多条枪的武装队伍。贺龙曾说：“这是我们赤手空拳来到洪湖以后，第一次抓到手的本钱。”
不久，贺龙通过他参加南昌起义时的部下张天辉，与以李兆龙为首的石首中心县委取得了联系。随后，又通过石首中心县委，将大革命时留下来的两支农民武装召集过来，由湘鄂边前委统一领导。前后会合的三支队伍共有四百多人，三百多支枪。于是，贺龙将他们编为两个大队，树起了“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的大旗。这是贺龙自南昌起义失败后，在洪湖地区重新组建的第一支武装力量。
石首县委决定与工农革命军配合，发动“年关斗争”，在较短时间内，就消灭了荆江两岸的团防和土匪二千人，缴获了不少武器，迅速打开了局面。工农革命军军威大振，到1928年2月中旬，由四百多人发展到一千多人。
在年关斗争胜利之后，荆江两岸局面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湘鄂边前委根据中央意图，决定将现有武装交给石首中心县委领导，贺龙前往湘鄂边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时，石首中心县委为了扩大根据地，要求湘鄂边前委在未走之前，消灭驻扎在监利县城的一股三十多人的团防，贺龙接受了石首中心县委的要求，挥师前往。可是，当工农革命军去打监利时，城里敌人突然增加了一个旅的兵力，情况有变，部队没有防备，受到重大损失。
在遇到劲敌的情况下，贺龙、周逸群只得下令撤出战斗。他们将部队交给石首中心县委后，带领二十多人，于1928年2月下旬，前往湘鄂边开辟新的根据地。
周逸群到湘西后不久，暂别贺龙，返回湖北沙市、石首一带，领导鄂西地区斗争，开辟了洪湖根据地。贺龙则在湘鄂边艰苦创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建立了红四军，队伍发展到一万多人，并开辟了以鹤峰、桑植为中心的湘鄂边根据地。
二下洪湖
为了实现把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和江汉平原红色区域联成一片的设想，1930年上半年，贺龙三次率红四军东进，7月初，与周逸群为首的红六军在公安胜利会师。会师后，根据dang中央指示，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第四军改为第二军），周逸群任政治委员。红二、六军两大革命武装的会合，使湘鄂西革命武装斗争走上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当红二军团建立时，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三方军阀部队，大战正酣。贺龙、周逸群等率领红二军团在石首藕池大败敌军，缴枪二千多支，部队一时声威大振。贺龙重返洪湖，展现在眼前的是根据地的一派大好形势。
由于洪湖根据地和湘鄂边根据地连成一片，革命已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贺龙决心和洪湖人民一道，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块根据地。他经常深入到群众中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解决群众中的各种问题，深受群众的欢迎和敬重，人们都亲切地叫他“贺胡子”。
在周逸群、贺龙为首的鄂西dang组织的领导下，洪湖地区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赤卫队三结合的一整套武装体系，在辽阔的千里洪湖上，与蒋介石的反动势力展开了有声有色的游击战争。
然而，革命的道路从来就是不平坦的，贺龙二进洪湖发展湘鄂西根据地经受了路线斗争的考验。早在1930年6月，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对当时各地正在发展的革命形势，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计，主观主义地作出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错误决议，使“左”倾路线统治了dang中央，其影响开始波及湘鄂西根据地。
二、六两军一会师，鄂西特委就按照dang中央指示，要求他们集中进攻荆州、沙市、汉口等敌人设防坚固的城市，以与红一军团等“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贺龙、周逸群从实际出发，坚持先巩固洪湖再逐步向外扩张。因没有执行冒险主义的指示，受到了批评。鄂西特委在给dang中央的报告中，特别提出贺龙是阻挠贯彻中央路线最棘手的人物。鄂西特委改组为湘鄂西特委后，中央派来了邓中夏担任新的特委书记，兼任红二军团前委书记，周逸群被调到地方工作，担任代理特委书记。
这时，dang中央为纠正“左”倾路线而举行的六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但远在洪湖的湘鄂西特委和二军团前委还在继续贯彻这条路线，指挥部队渡江南征，以配合一、三军团攻打长沙。
贺龙奉命率部打开南县、华容、公安、津市、石门、临澧。但是，由于部队忙着赶赴长沙，城镇旋得旋失。这时，贺龙偶然从旧报纸中发现蒋、冯、阎三方军阀混战已经结束，大批敌军正源源南调，他立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亲自赶到石门向邓中夏建议返回洪湖根据地。不料不仅没有得到同意，反而被指定率部二次攻打津、澧。结果部队受到严重挫折，付出了重大的代价。这时，优势敌军已经包抄过来，红二军团被迫退往松滋。
在松滋县杨林市，红二军团前委开会讨论军事行动时，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贺龙、段德昌等多数人认为，红二军团应回师洪湖，保卫老根据地，而后再向荆（门）、当（阳）、远（安）和鄂西北发展。他们认为既要山区，也要洪湖那样的平原，要把湖区山区连成一片。此时，正在洪湖地区担任湘鄂西特委代理书记的周逸群也来信，要求红二军团主力回师洪湖。但是，邓中夏提出“离水就陆”的“上山”方针，要山区不要湖区。他固执地认为，洪湖是水网地带，大部队活动不开，“只适宜小的部队逃兵躲藏”。
争论未决。邓中夏仅同意段德昌等人带少数部队回洪湖，实质上是解除了段德昌红六军军长的职务。领导层意见分歧，部队左右徘徊，趑趄不前，主攻方向不明，红六军置于杨林市一线，红二军置于公安一线，未能抓紧战斗准备。敌李觉部从容布置兵力，分三路向杨林市、街河市集结。红六军临时应战，日夜行军，又累又饿，沿途买萝卜充饥，头天到达杨林市，第二天就遭李觉部袭击。部队和敌人拼消耗，打阵地战。相持之中，红军刚收编的一支部队反水，红军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形势中，最终导致失利。
杨林市一战，红二军团付出很大伤亡，红六军损失四分之一，总指挥部几乎撤不出来，南征失利。
此后，部队经马良坪、泥沙、赤绥河、南北墩，转至鹤峰，开始在鄂西、鄂北山区流动转战。
三下洪湖
1931年初，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邓中夏任政委。不久邓中夏被撤职，邓在洪湖期间，虽然犯有一些错误，但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与贺龙在军事行动方针及战役战斗的指导上虽多有不同意见，但在实践中能逐渐认识贺龙意见的正确，尊重并采纳贺龙某些建议。后来，贺龙回忆说：“中夏很有学问，为人正派，不打击别人，能照顾团结。我和中夏争论很多，可是和他这个政治委员相处，同志关系还是很好相处的。”这时，敌军加紧围攻洪湖，正在五峰、长阳地区活动的贺龙力主回师洪湖，打退敌人进攻，巩固革命根据地。但在东进途中由于敌情不明，部队受到很大的损失。突围后不得不转向鄂西北，开辟了房县革命根据地。
与此同时，以王明为代表的新的更“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者，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经过dang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强行篡夺了中gong的领导权。他们把“左”倾当右倾批，认为“右倾依然是dang内目前主要危险”，号召全dang反对右倾，实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开展了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dang内斗争，从此开始了“左”倾路线对dang的又一次统治。
3月，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中央代表夏曦担任书记。不久，湘鄂西中央分局写信来，要求红三军回洪湖地区。贺龙则早有此意，便耐心说服红三军前委的大多数同志，打回洪湖去。9月，红三军的七、八两个师，和正在鄂北的段德昌红九师会合于刘侯集，在这里召开了会议，决定红三军向洪湖方向发展。
红三军东进洪湖，增强了洪湖苏区的力量，大大鼓舞了苏区的广大人民，深得人心，广受欢迎。
然而，贺龙率红三军刚回到洪湖，就被指责为一贯右倾而被剥夺了指挥权。红三军政委万涛也被撤职。贺龙据理力争无效。就在这时，与贺龙并肩作战多年、结下深厚战斗情谊的周逸群在去华容检查工作时，遭到了敌人的伏击，不幸壮烈牺牲。
1932年初，贺龙恢复指挥权后，率部向襄北发动攻势作战，利用敌军受到群众反对，离开阵地不能打仗和不善于雨天、黑天作战等弱点，采取袭击、伏击，围点打援等战法，并把主力红军、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结合起来，把游击战和运动战结合起来，在龙王集、王家墩等战斗中，接连获得出色的重大胜利，歼敌两个旅一个团又六个营，缴枪五千余支，使红三军主力发展到一万五千多人，根据地得到相应的扩大。但在“左”倾路线的统治下，军事斗争不久即陷入了被动。湘鄂西dang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左”倾路线执行者加紧推行错误路线，指责红三军的行动还没有“万分积极化”，要求不停顿地强攻硬打，必要时要打“叫化子与龙王比宝”的消耗战。3月底，敌军“清剿”襄北地区时，红三军将敌军在瓦庙集等地分割为两个集团，分头进攻，打得英勇顽强，毙伤敌旅长以下两千人，取得了很大战果，但部队自身伤亡很重，送往后方医院的伤员约有几千人，弹药更是无法补充。但“左”倾路线执行者不顾部队的消耗，强令继续进攻，“全力歼灭进攻之敌”，迫使红三军在5月份张家场战斗中同敌军进行持续八昼夜的激烈战斗，自身的伤亡超过了毙伤敌军的数字，损伤了元气。6月初，川军趁红三军远在襄北之机，进攻洪湖根据地，苏区内部顿时紧张起来，幸亏贺龙率主力星夜赶回，在新沟嘴用诱敌进入预设阵地和迂回到侧后使其两面受敌的方法，击败川军，俘虏三千多人，才转危为安。然而少数具体战斗的胜利，改变不了王明路线给整个洪湖苏区带来的损失，洪湖革命形势处于低潮。
1932年夏天，蒋介石调集五六十万大军向中国工农红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四次“围剿”。其中进攻洪湖的兵力达十万之众。在强敌进攻面前，“左”倾路线执行者在军事上由主张盲目进攻，一变而为单纯防御，命令部队筑碉固守，“不让敌人蹂躏一寸土地”，和敌人硬拼。在政治上，开始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而且一开始就采取扩大化和逼供信的做法，把湘鄂西dang内不同意见的争论，说成是“改组派”对dang、对中央分局和国际路线的进攻，把革命阵营中的认识问题、一般的违反纪律现象和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破坏生硬地联系起来，乱捕、错杀了包括段德昌在内的许多红军优秀将领，严重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敌军围攻湘鄂西根据地中心区域时，贺龙从实际出发，建议集中主力转到外线机动作战，选择弱点，歼敌一部，以粉碎敌人的“围剿”。夏曦却坚持要分兵把守，固守决战。红三军被迫“两个拳头打人”，一路向荆州、沙市进攻，出击襄北，另一路留在苏区搞“御敌于国门之外”，唯恐打破坛坛罐罐。这样做，就不能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发挥不了红军的长处，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1932年9月，毛泽东有一份电报发至湘鄂西，也被夏曦扣压，不向贺龙等人传达。终于，多年来艰辛创立的洪湖苏区遭到了失败，红军由二万五千人锐减到一万多人，贺龙率部队从洪湖根据地突围后，转移到随县大洪山进行休整。随后，经过七千里艰苦行军，到达湘鄂边，开创了黔东根据地，基本上度过了1932年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贺龙三下洪湖，出生入死，百折不挠。青山常在，绿水长流，贺龙的名字和他的光辉业绩作为历史的丰碑，永远铭刻在洪湖人民的心中。 （来源：dang史博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