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蟋的发展，同宋朝的“蟋蟀宰相”贾似道的巨大贡献密不可分。虽然在政治上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败家子；宋朝最终走向灭亡的始作俑者；而在蟋蟀的历史中，他却是一代宗师，第一个把蟋蟀作出文章的人：第一个文章是他对蟋蟀的热衷间接导致最后宋朝的风雨飘零，“文章”不可谓不大，影响不可谓不广；第二个文章是他汇总历代蟋蟀迷们的经验和体会，编着了一步集哲学、文学和科学为一体的《促织经》。这部作品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无与伦比的。他开篇明理，论曰：“天之生物不齐，而人之所好异也。”他认为人的爱好不是强加的，而是人的真情流露。这是一部人类对蟋蟀类昆虫认识的重要文献（虽然其中有些缺乏科学依据）。表明了人们对蟋蟀的认识从自然状态型向智能型的科学艺术活动过渡。里面记载的用土炕人工繁殖鸣虫的方法，仍在今日的北方沿用着。
另一位推动蟋蟀文化发展的功臣，就是“蟋蟀皇帝”明宣宗朱瞻基。不过他在喜欢玩乐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推行与民休息政策，重视发展农业生产 ，减免灾区田赋，开仓赈饥 ，并且注意节俭，国力较强盛，算得上是一代名君，这斗蟋蟀也算是闲暇之余的调味剂吧。
明朝太监若愚的《明宫史》中记载：“祖宗为圣子神孙，长育深宫，阿佑为侣，或不知生育继嗣为重，而专宠一人，未能缚贯鱼之泽，是以养鸽，复养螽斯，千婴，百代名其门者，无非欲籍此感触生机，广嗣耳。”在当时螽斯之类的鸣虫地位已等同鸽子，并以虫名作为宫门的名称。其用意同样是使皇帝见景生情，感触动物的生机，以多生“*子”。
同样，在野史中的记载也显示了斗蟋的高贵地位：皇帝甚至可为一只极品斗蟋专门辟出房间安置，为避免惊扰到斗蟋让住在附近的宫女搬到别处居住。并派饲养水平很高的太监精心照看，天气转冷时还要架设暖炉等取暖设备。到得斗蟋“驾御归天”时又自是少不了皇帝的一番哭天抹泪。为一只蟋蟀而至于此，真已是空前绝后了。
虽然济公是否同蟋蟀真的有一段渊源，已经无可考究。但民间故事中对“济公与蟋蟀”的故事，还是非常生动传神。在明朝，蟋蟀大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感觉（当然真正的好蟋蟀例外），斗蟋蟀在当时确实已经深入民心，成为比较普及的娱乐项目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