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邱鸣皋
基本信息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页码：479 页码
·出版日：2002年
·ISBN：7305037699
·条码：9787305037696
·版次：2002年2月第1版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32开
·丛书名：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内容简介
陆游是南宋时期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家和伟大的爱国诗人。恢复中原、统一祖国是其一生思想的核心，也是其诗歌的中心内容。本书梳理并重新考订了陆游的生平事迹；对其鲜明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及其他诸方面思想表现，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探讨；对其文学思想与文学成就也作了简明评介。本书注重背景的勾勒，意在截取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画面，从中展现与评价陆游的思想风貌，并透析其悲剧性命运。
作者简介
邱鸣皋，江苏丰县人，1938年生。1964年毕业于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留校任教。先后任中文系主任、副院长、院长。现为该校中国古代文学教授。古籍研究所所长，并任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副会长。著有《舒岳祥年谱》、《张炎评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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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思想家”的角度为陆游立传，应该说是符合陆游生前愿望的。陆游本不想做诗人，而是志在“经世”，更希望做战士，奋战在抗金和收复中原、统一国家的战场上。种种原因逼得他既不能经世，又做不成战士，“空回英概入笔墨”，才不得不去做诗人，而且竟“六十年间万首诗”，成了中国历代诗人中诗作最多的诗人。
思想家不一定(也没有必要)是诗人。但是，真正的诗人必然是思想家。真正的诗人，必然能站在他所处时代的思想高峰，以深邃敏锐的艺术眼光洞察社会和人生，与时代和人民司呼吸、共感情，并用他的诗歌表现之、抒发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贯彻在他的诗歌中的，是其思想的结晶，同时也是那个时代先进思想的反映。这是真正的诗人，自然也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家。陆游正是这样，他既是诗人，又是思想家。
然而，要从“思想家”的角度为陆游写评传，要首先给陆游的思想准确定位。如此，就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彼时彼地的历史环境和陆游实际思想表现，作为分析、判断的基础，从而找出其核心思想，即在陆游一生中起主导作用的思想，以及由此发展、衍生出的其他思想及其所构成的有内在联系的思想体系，并作出实事求是的讦价。为此，有几个原则性问题有必要首先重新说清楚。
第一，宋金战争的性质问题。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女真族便是其中之一。当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女真首领阿骨打(金太祖完颜曼)称帝建立割据政权金国的时候，女真族的社会形态才刚从原始部落进入奴隶占有制。而当时的宋王朝，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皆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期，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宋史职宫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史学家吕振羽许先生亦称为“中世纪末期的全盘期”(《中国历史研究提纲》，《民国丛书二编》)。而女真上层集团主动发起的侵宋战争，入主中原，从其主观上说，既有夺取中原与宋分割中国的政治野心，更有极大的经济掠夺、财富占有的欲望。当其初主中原的时候，曾以其落后的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残酷的民族高压政策，掠夺性的经济剥削和无休止的兵役负担，给中原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这显然是以其落后的社会形态冲击、破坏中原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直接造成了国家长达百余年的南北分裂，再次形成南北朝割据状态。分裂，是国家的重大灾
难，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女真上层集团入主中原的过程中，虽然在播撒了民族仇恨的同时，客观上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女真族的发展，使女真族在中原文明的基础上短时间内摆脱了落后状态，一步跨入了封建社会阶段。但这是以中原乃至江南地区人民的相对破产、广大人民(包括女真族人民)蒙受极大灾难与牺牲为代价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为之大大滞后，这个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所谓“民族融合”，本来是通过正常的民族间的交往就可以达到的，这里却用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两军对峙乃至血与火的战争，才从客观上局部地达到了。然而，这种“民族融合”决不是女真族统治者的主观追求，而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而然的社会现象。由此可知，宋金战争的性质，在金国来说，是非正义的，属于“破坏性战争”，战争的灾难主要是由金国上层统治集团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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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是南宋时期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家和伟大的爱国诗人。恢复中原、统一祖国是其一生思想的核心，也是其诗歌的中心内容。本书梳理并重新考订了陆游的生平事迹；对其鲜明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及其他诸方面思想表现，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探讨；对其文学思想与文学成就也作了简明评介。本书注重背景的勾勒，意在截取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画面，从中展现与评价陆游的思想风貌，并透析其悲剧性命运。
目录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
前言
第一章 在大动乱时代里诞生与成长
第二章 初入仕途的坎坷
第三章 生命之旅的里程碑
第四章 仕途上的再三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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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书摘
其三，规模与养气。规模，是指诗的气概、气象，也指诗的格局。养气，《孟子·公孙丑上》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即指要涵养一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此皆诗外之法，而为造
就伟大诗人所不可或缺者。在中国的诗歌创作中，本有“诗言志”的传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胸襟志趣不同，阅历遭遇不同，学识才气不同，诗亦不同，从而表现出诗的个性。陆游自幼读诗，对这一点是应当知道的。但在师从曾几之前，不一定能与自己的诗歌创作结合起来。否则，他就不会专搞“藻绘”了。曾几曾以具体的诗例向陆游说明诗与诗人心志、气质的关系。《老学庵笔记》卷四记载了茶山先生的一段话：“徐师川拟荆公‘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云：‘细落李花那可数，偶行芳草步因迟。’初不解其意，久乃得之。盖师川专师陶渊明者也。渊明之诗，皆适然寓意而不留于物，如‘悠然见南山’，东坡所以知其决非望南山也。今云细数落花，缓寻芳草，留意甚矣，故易之。”又云：“荆公多用渊明语而意异，如‘柴门虽设要常关，云尚无心能出岫’。要字能字，皆非渊明本意也。”曾几的这种分析，确能切中诗人心志、气质而人其微。这种分析对陆游后来的一些隐逸诗、田园诗可能起过作用。但曾几所要求于陆游的是要在诗中表现开阔宏大的规模和浩然之气。作为诗人，要写出不朽的诗篇，必须要有远大的志向和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这是他在师从曾几之后才逐渐明白的。这一要诀，陆游受用一生，在诗歌创作中贯彻之、实践之，并一再宣称“文以气为主”，甚至说“谁能养气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蜕”(《次韵和杨伯子主簿见赠》)。到了晚年，他又把这个法宝传给他的儿子，《示子遹》云：“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可见他对这个诗外之法是何等地重视。当然，陆游所说的“工夫”，涵义要更广泛，远远超出了吕本中、曾几所强调的内心体悟，而是包括了生活实践、社会活动以及对这些实践活动的体验，这已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创作态度了。
这里还要说明的是，上述诗外之法，并非吕本中、曾几的创见，而是中国诗歌理论中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而且吕、曾二人的诗歌创作也都没有达到这一理想高度。只有到了陆游手中，由于各种因素，特别是陆游将这种诗外之法与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相结合，从而才产生了巨大的作用，造就了中国诗歌史上的伟大诗人。
在陆游师从曾几的十余年中，师生关系十分融洽。曾几称陆游为“陆子”，或称其字“务观”，在现存《茶山集》中，写给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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