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可笑的命题，源于一个如下事实：从舆论的反馈来看，所有反对郎咸平的人，被大多数人视作民众利益的反对者。真的有谁可以代替大多数人的利益发言吗？有那么多人愿意被郎咸平先生代表，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最近的一个案例来自中欧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刘吉先生，因发表《科学地对待经济学家》，质疑郎咸平先生的观点，而遭到网民的猛烈抨击，而为刘先生辩护的时评家盛大林也惨遭池鱼之祸。
以道德为立足点批判他人，结果很可能是失去批判的力量。因为从道德出发预设的前提是自己的道德高于他人，这是一个无法论证的命题，也违反经济学的整个逻辑基点。道德的批判与批判的道德两者并不成正相关关系。
所以，讨论的双方应该各退一步，以平等、独立的身份进行探讨，除了专业素质、言论力度之外，谁也不应比谁更有天然的道德优势。
其实，郎咸平先生的话作为一家之言，提醒在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不公平的一面，有其价值。但郎咸平同时也是一个“破坏者”，即刘吉文中指出的没有建设性的意见，这并非贬义，反对者的存在让人清醒。但“破坏者”显然不应以建设者自居。
郎咸平的反对者几乎囊括了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包括张五常、吴敬琏、周其仁、张维迎、陈志武、易宪容等人，还有许多国企与上市公司的老总。设想所有这些对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有长期研究、大多数感同身受的人，所提出的改革方案全部都是因为自利的本性，这一论断是轻率的，也是无法得到证实的。
就像郎咸平的反对者应该思考，为什么郎咸平那些“哗众取宠”的观点、“尖锐刺耳”的语言获得了如此之多的认可一样，郎咸平的支持者显然也应该抛弃种种过激的词藻和过剩的热情，而代之以平心静气的深入思考：那么反对郎咸平的“主流”人士，究竟在反对什么，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对社会痼疾深有体会、对经济学拥有超过一般发言权的人下决心，不惜背上民意的十字架，也仍然要表达出自己的观点？
郎咸平先生的功劳在于指出了一些事实，但这些事实并不能如他所愿地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并轻易下一个国企效率高、市场化方向错误的判断。如果国人也和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成长的郎咸平一样，忘记当初改革的真正原因，而将产权、市场化等一概打入冷宫，固然炫人耳目，其后果却要所有的国民共同承担。这也许是激怒郎咸平反对派的真正原因，几份公司的案卷，否定了历经艰辛的一段历史。
早有学者指出，郎咸平的观点存在逻辑上的自相悖离之处。以他所看重的信托责任而言，事实是，信托责任只靠郎所说的严刑峻法是无法建立起来的，必须有相应的文化与法律、企业管理层的责任约束和激励制度等一系列配套的机制，而郎所推崇的国有经济体制恰恰是无法真正建立信托责任的根本原因。
证监会近日公布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可视作建立上市公司激励制度的一个尝试，虽然对期权的来源作了种种限定以规避道德风险，但仍然无法绕开国有资产流失这一致命质问。
当许多人基于热情为郎咸平鼓与呼的时候，他们忘记了，他们激烈反对的另一面―――行政垄断、权贵资本等等恰恰发源于郎所主张的计划经济体制，而在这一点上，吴敬琏才是他们的真正支持者。
谁也不是“哲学王”，吴敬琏不是，刘吉不是，郎咸平当然也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