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走了，2006年来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的发展不进则退。许多国有企业近两年等待改革，付出了极大的成本。不管从那个方面来看，不改革都会带来更大的困难。改革必须加快，改革不能迟缓。
一、对国企改革应慎用“国有资产流失”来下结论
04年的郎顾之争一年多了也没有停息，争议此起彼伏。这一年多时间里，改革受到了空前的质疑。人们从善良的愿望出发，质疑国企改革，批评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中造成了资产流失，而这种质疑多数脱离了事实。
我的调查表明，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应慎用“流失”。 国有资产本身存有多种问题，有的由于质量的问题，水分的问题，许多帐面资产原本就不存在，挤水实际上是说原来就没有。还有一种是交易性减少。交易实现的是市场价值，实现市场价值应该是物有所值，不能认为与预期价格的差价就是流失。比如菜场卖菜，你想卖出去，只得给成交价，你不成交，那你就耗着，时间一长，菜就会烂掉。还有一种，是资产实现市场价值的过程中的成本。比如，有企业欠你1000万，但那个企业不值500万，你得开支讨债队伍的开支，诉讼的开支，年复一年追索的开支，最后能讨来多少？其实这也是市场的成交价，如果你想变现，就象银行只给贴现价。只有一种是人们所说的国有资产流失，这就是把货真价实的资产“明显低于市场价出售”了，但这种比例究竟占多少，这种事情不能凭感觉，一定要核实。郎咸平说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之路是主流经济学家拍脑袋，我认为，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质疑不可拍脑袋，要注重事实。
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辩论，许多人说是主流经济学家与非主流经济学家之争，依我之见，实际是理论与实践结合者与经院理论之争。凡是深入基层做调查的学者无不反对郎的理论，这些人即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有个特点，就是每年有大量的时间在基层做调查研究，在那些困难的国有企业做了许多调查，相比之下，大学教授们到基层去的太少。这些在基层调研的，几乎清一色的支持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国有企业必须有退有进，中小企业需要国退民进，通过产权制度的调整，走上面对市场、灵活经营、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之路。而经院的学者，多数不赞成中小型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理由还是意识形态的观念多，比如，职工是主人，企业领导是保姆啊，比如，国有企业搞不好完全是管理者不好，国有企业领导人都是贪污受贿分子，要把企业搞糟了自己购买啊，只要按职业经理人制度实施，国有企业就完全可以搞好等等。有的还动不动用扣政治帽子的办法，说主流经济学家站到利益集团一边了，总而言之，用道德评判的办法，用给别人定性的办法来显示自己的正确与正义，令人颇感不爽，虽然里面有一批学者是我的好朋友。
郎咸平从国外来，作为经济学家对经济建设发表看法无可非议，但是，核心一点，就是郎的见识与中国的实际相距太远，对国有企业这么多年根深蒂固的问题与改革的实际情况所知甚少。然而，郎下车伊始，高论频频。对长期从事基层调查与实践研究者来说，他那个理论实在是肤浅得很。在时下的中国，当改革会造成许多人失去眼前利益时，充当一种道德评判者的角色最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其实，众多网民们只要清醒一些，多少解实际情况就要理性得多。比如，父母在国企工作过的，他们一定知道国企是如何人浮于事，许多岗位的人是如何不称职，国企加工资是怎么平均主义，怎么搅得天昏地暗。郎教授及其一些非主流学者把垄断国企说得一团花，把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模式的国有企业说成是美艳可人，那个理论其实真的不值一驳。
二、垄断国企绝不是有强大生命力的企业
郎说，中国国有企业从来不比民企差，例证是H股的上市公司。天哪，几乎举国上下的人都知道国有企业的毛病，只有郎教授如此天真可爱。在香港上市的国有公司，几乎清一色是垄断型公司，产业垄断型、资源垄断型、资本构成特别高的公司，电信业，石油，煤炭业。国家投资了巨额的国有资本，许多是独家经营，别无分店，建立了全国性网络，有的是通过资源垄断封杀了民企的投资机会，有的是用推动主管部门建立很高的准入门坎来实现垄断的。例如，在中国，电信、铁路、邮政，石油，你能进入吗，不要说没有多少亿，你不够资格，就算你够了资格，油田、油轮、管道都在垄断国企手中，你绕也绕不开，你与它竞争，胜算有多少？不过这绝不意味着它先进。中国的通信业，根据信产部电信研究院以前的提供的研究成果，电信运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大约是世界抽样国家平均水平的1/19。劳动生产率之低让人不可思议。然而，中国电信业的收费标准之高确是令人咋舌。从香港往深圳打电话比往美国打还要贵。前两年，小灵通要上马的时候，信产部曾经下过封杀令，后来开放了。其实小灵通早就是在国外淘汰的技术，信号那么差，为什么在中国行得通？便宜。为什么便宜？因为移动的话费太贵。出了个联通，移动话费下调了30%以上。我敢说，如果国家放开电信经营，再有三到五家的企业来经营电信，特别是有民营企业来经营，手机费一毛钱一分钟肯定能达到。垄断还带来服务水平的不足与服务质量的众多欠缺。北大的周其仁教授是研究电信企业运营的专家，是当时电信分拆的主要建议者之一，我和周教授的观点是一致的：垄断企业通过剥夺全国消费者，加大了整个社会的营运成本。垄断价格决不是合理的价格。与合理价格相比，我们普通消费者每月可能多交了一多半的话费。
垄断国企实现的利润是以剥夺广大消费者为前提的，是以挤压其它消费为背景的，是损害其它企业竞争力为条件的。你数一下偌大的中国，有多少个在完全竞争行业里效益突出的国有企业(没有过假账的、不象三九集团那样的企业)？有些企业是事实上的垄断，比如中国一汽，多年来国家滚动投入了数十个亿，但是实际上只有合资企业有效益，而效益的大多数被外资拿走了。中国汽车产业近二十来奉行拿市场换技术，但一直没有换到技术是不争的事实。与这些大型国企没有自己的品牌和技术正好相反的是，吉利、奇瑞汽车用5万元的车打入了市场，形成了自己的技术与品牌，并且越做越大。没有吉利与奇瑞这类民企，可能捷达与普桑还会在15万元左右价格不下来。近20年中，中国的汽车行业是市场最好、效益最好了，然而却是既无品牌，又无市场。中国一汽2005年上半年亏损5个亿，20多年那么好的市场，那么高的的售价，效益那里去了？过去14万元以上捷达车，现在还买7万元，可知里面有一半是毛利，天知道消耗到哪里去了？吉利车五万元有盈利，能高速发展。这一反差多么强烈？！
记得2004年郎顾之争中，我在许多场合讲过，国有垄断企业从来不向国家交红利，垄断企业的利润被自身消化了。前不久经济学家盛大林先生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举例说一家卷烟厂职工月工资近1。5万元，是其它非垄断国企职工一年的工资。人行行长周小川先生最近也谈起了国企应当向国家分红的事，大家才醒悟过来。原来垄断企业多年来连红利都没有交给国家，这样的垄断对国家的好处在哪？对人民的好处在哪？
三、目前的国有企业远不具备完全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的相关条件
郎说中国国企要搞职业经理人制度，拿外国的例子来唬人，现实完全行不通。微软中国的老总年薪千万人民币以上，一些著名的中外合资企业老总们也日进万元，能者多得。但这得有个条件，必须是来自市场，从市场中产生。中国的国有企业有多少是从完全的市场经济中产生的？从来都是任命制，从市场产生的微乎其微。如果让他们年薪百万，他们值不值年薪百万？相比之下，国资委的领导不是应该年薪千万？再一个，这些大型国企业的中层是什么价？技术人员是什么价格？更重要的是，他们值不值这个价？比如，你先把电信运营商、垄断的汽车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再说。况且，即使垄断企业能用从全国人民头上剥削来的钱开支，有这个开支能力，非垄断的企业就根本没法操作。你给一个人，还是领导班子？你给了领导班子，中层也在管理岗位，给不给？技术人员是企业的命根子，给不给？市场营销人员也是重要的，你给不给？最后恐怕就是普通职工没有份了，职工会不会答应？企业本来就没有效益，钱从哪里来？事实上，你只要不是完全市场化的经营体制，你就不能算是职业经理人，你就不该拿职业经理人的工资。中国的国有企业能进入完全市场化体制吗？至少说，目前的外部环境，体制条件，企业自身条件，都离操作职业经理人制度相距甚远。一个以铁饭碗为特色的体制，一个严重人浮于事的体制，谈什么职业经理人制度？笑话！
四、实行MBO与国有资产流失并无直接关系
关于MBO，实施的对象是中小型国有企业。MBO方式是困难国企改革的重要形式。是啊，不知道我们总是想把企业出售给外国人，出售给外来企业？为什么不能出售本企业的人？特别是本企业的管理层是对企业最了解、也最有感情的一拨人。难道本企业的人是另类吗？至于出售价格是不是完全市场价格，那应该有程序来把关，由政府组织的那么多的相关部门把关。出售给谁也都可能有流失，不独MBO。郎先生不知实情发议论，好象国有中小企业原来困难得转不动，一转手就要损失多少钱，这些话毫无根据。就比如科龙，郎先生赖以立足的批评顾雏军购买科龙的依据是上市公司公布价3。48亿元完全错了，现在有证据证明格林柯尔还承担了科龙母公司容声集团12。6个亿的关联债务，这一个国有资产流失的典型事实上不成立。(见《财经》杂志的专门报告《顾雏军全调查》)
时下的中小型困难国企多数资不抵债。这种类型的企业其实白送给发议论的先生们都不敢要的，因为即使零资产出售也根本就不存在白送，因为，你那个企业的虽然也有资产，但更重要的是有大量债务是要还，那个债务比资产更多。企业抵押给银行了，还有非银行的一大批债主，还有职工要就业安排。你看，只要你从形式上接过手，时不时的就会有债主出现在工厂里和你的家里，有的干脆是带着大盖帽，带着手铐来的，你不还钱得要把你带走，也会每天有许多企业职工向你要工资，要安排工作，成群结队的出现在你家门口。这还不打紧，每个企业还有少数人能铤而走险，敢与你玩命的，动刀子的，要你给工资，给条件，解决生活保障，解决待遇。所以，唱高调的先生们，自从你接收企业那天起，你要准备好，有债主们是登门讨债、死打烂缠的，也得准备着有人和你玩命。你得小心点。
困难国企基本上是传统企业，行业利润非常薄。由于原来那个机制，人多，成本高，费用多，所以资产的折旧多数提得不足，资产水分很多，所以你接收了，到处都有水分。职工不了解企业的实际家底，来一个记者采访，职工告诉记者的全是纸面上，常常与实际相差甚远，发到媒体上的给人们的印象就是国有资产流失。虽然也有个别是真正的国有资产流失的，但多数企业公开的账目与实际价值相差很大。那些资不低债的企业，或者帐面有上有多少资产、实际价值资不抵债的企业，接手的风险很大。就象浙江万向集团本来计划并购襄轴，即便7000员工只安排2000，还是担心局面可能难以维持，最后只得放弃收购。那么，许多国有企业远不如襄轴的资产质量，最后的情况是，外企不要，大企业集团也不要，职工持股即使有几个人愿意投钱，只要有一部分人不投钱，这个方案也会泡汤。前不久，我了解到一些原来的困难国企，至今也没人买，放在那里干耗着。职工什么状况？外出谋生的，做点小买卖的，也有一批活得极其困难的，其生活景象令人悲惨落泪。
所以，我想告诉那些不分原委，一古脑儿反对MBO的读者，应该了解企业的真实状况。不要一听说搞MBO，好象就是一块肥肉被人吃了，应该尊重事实。我列举一个实例给大家看，来自最近的媒体：济南市国资委监管企业达255家，其中国有企业147家，集体企业108家，账面资产总额427.75亿元，负债率88.65%，职工总人数26万人。企业总体状况是“三多三少”：即困难企业多，生产经营正常的少；改制不规范遗留问题多，规范改制的少；欠职工工资、养老金及医疗费的多，三费不欠的少。对此，专业人员称，政府也面临着“两难”境地：及时使该破产的企业破产，政府买单财力不济；若拖着迟迟不破产，亏损越多，欠职工三费越多，安置费越多，以后破产的成本越大，政府的包袱越重。
根据我的分析，上面说的资产账面总额是427.75亿元，估计实际清算时，挤出水分，也许可能只会是300万元、200万元甚至更少。这是因为有形资产购置的时候，建设的时候，以及包括提折旧的时候，都有水分含量。更多的是企业都有大量的应收款，这些应收款可能多数有问题。你想啊，要是没有问题早就收回来了。这年头欠钱的是大爷，讨债的是孙子。更何况多数欠钱的单位破产了，人间蒸发了，改制了，换人了，亏损得根本还不起了。可能还有债务还没有入帐，比如，该支付职工的劳动保险费等。大帐一算，企业就值不了几个。而且，有些旧设备除有形磨损外，还有无形损失，如科技进步导致旧设备的淘汰。比如全新的设备，即使你摆在哪儿几年，现在设备落后了，不能用了，也只能报废，比方，你拿着三年前的手机，那怕就是一天未用过，也值不来几个钱。这样算来，资产的实际打折会很大。象上边的例子，倘若完全挤出水可能是250亿元资产，负债率就要上升到150%以上，许多困难企业如此。大慈大悲的救世主先生们，不要说国有资产流失了，我替这些困难企业求情了，谁去MBO吧，白送给您，只要你能盘活企业，让职工有饭吃，国家收到税，我愿意每年都为你去烧香。
这样实际资不抵债的企业能算国有吗，国家还有什么吗？有时候政府得考虑，倘若有人要，先得考虑他是不是炒地皮的，或者是捞一把就走人，是这样的人，就是出价高也不能卖给他。为什么？他到手折腾一下，把能变现的拿走了，原来企业职工怎么办？职工还不是要去找政府？给社会增加压力？所以即使便宜些，给实际认认真真做企业的，好好的带领职工抓生产，做市场，稳定生产经营活动。去年我在一个座谈会上说了这个意思，出发点正是为困难企业职工着想。唱高调是不要负责任的，说老实话对解决问题才真有作用。国有企业从严格意义上不算企业，不是一个市场机制中的企业，根本就不能拿真正的企业方式去操作。郎教授拿这点来说事，本身就是体现了对中国时下的国有企业的不了解的。
我去过珠三角、温州及福建石狮等地许多次，在多次的调查中，我的体会是，在企业竞争中，中小型国有企业如果不转制，一定难以生存。中小型国有企业面临三个方面的竞争，一是三外企业的竞争，二是乡镇企业的竞争，三是民营与个体企业的竞争。深圳珠海那么多三资企业，民营企业，职工基本是20多岁，30岁以上很少，工资比较低，工作量那么大，企业的职工清一色来自农村与小城镇，许多人每天加班。你也不要说企业老板心黑，他不这样产品在市场赚不了多少。市场经济，你得问市场。企业的承受能力就那么些。农村来的职工特别能吃苦，即使企业没有让你加班，但你要挣到钱就得加班，许多人每月不到700元工资，每月工作29天，多数也没有医疗失业等保险，或者即使有也数量很少。付出比国有企业职工多得多的劳动，工资却只是国有企业的二分之一，甚至更少。国有企业职工即使只有1000元工资，企业也要交300元以上的各项统筹金，实际收入是1300元了，工作时间可能是23天，如果再要加6天班，还得付几百。因此，你要知道，中小型国有企业，如果你依然在传统行业，没有很高的技术含量，你根本不别去与民企或三资企业竞争，那个竞争能力是相差太远了。国有企业没有办法按市场化来经营，那个大锅饭的体制，你开发新产品也不容易，再说了，民营企业更容易开发新品，大部分人的低工资，企业还能拿得出钱来请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来开发新品。国有企业的技术部门，你即使给得起高工资，全厂职工也会和你过不去。最终，发不出工资要硬发，亏损了只有用银行的钱来填充，更何况在管理体制、经营体制方面，民营企业、三资企业与乡镇企业的优势更加突出。
我还想说的是，许多三资企业乡镇企业的产品质量好于国企，为什么，因为有严格的奖罚制度，你早上不好好干，晚上就得走人，这在国企是没有办法到位的。有些人从善良的愿望出发，说应该要给农民工加工资啊，不能容许剥削得那么厉害呀。其实，这也是不切实际的。这些企业为什么有竞争力，成本是最重要的方面之一，而成本是由市场决定的，就业的人，你嫌低你可以不干，但你不干有人干。倘若你不干就没有人肯干，企业必然要加工资，否则招不到人。现实是有那么多农民工或乡镇人口要到城市就业，你没有办法，你想让农民改善生活，就得容许他去找工作。一些西部农村，年收入不过千元，因此他要来找这份工作。从另一角度讲，当大多数企业如果有了足够的利润，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职工收入待遇。这时候，企业之间就存在竞争，经过竞争，待遇差的企业也会有所改善，这是经济规律。有什么办法可以保证带有浓厚的计划色彩的国有企业生存，时下的办法只有一条，把三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都关了，只是那样做国家的经济就不要发展了，你也别想改变农民的积贫积弱的困境，还回到贫穷的老路上去。谁教咱们中国人口这么多、资源又那么少呢？
四、2006，我们亟需通过交流，实现共同推进改革的共识
国企改革因为和资产流失的问题放在一起讨论，所以出现了宁愿不改也不背黑锅，宁愿烂掉也不愿意趁企业尚有点价值去出售。不出售谁也没有责任，没有人说三道四，这个倾向很危险。关于改革的质疑变成道德的评判没有价值。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去定价，去操作，程序的严密性与竞争的多重性可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郎咸平一方面把自己当成最正确的经济学家，一方面又把自己当成说真话的孩子，他的批判正好迎合了社会上众多民众对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的不满的情绪，这种现象值得警惕。郎咸平在反对国有资产流失的名义下，推崇垄断国企，推崇大政府和威权政府、否定民营企业的发展，目的却是根本的倒退――一种完全不属于市场经济的陈旧体制。
中国正在全面融入全球经济，WTO的加入给了我们巨大的发展空间，也使我们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如果不加快改制，中国本土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将无法运用中国自身的合法资源，将直接导致本土企业做不大，其结果只能是把市场拱手让给外国企业，让给国际资本巨头，中国的经济命脉将落入外国资本家手中，中国的经济动荡不安将指日可待，中国人将会成为国际市场最廉价的打工仔。中国的汽车工业20多年发展就是明证。现在，我国经几十年打造起来的一大批机械工业集团、著名化工工业企业、光学产品企业、日用化工企业等纷纷落入外资之手，许多资本有机构成高、有经济前景、但体制落后的国有企业正在陆续进入国际资本的囊中。许多企业在寻求出售合作时，宁与洋人、不与国人的心态令人担忧。
2006年已经到来，愿人们能用理性的眼光也看待国企改革，辩证地看待对改革的种种非议，能清醒地面对现实。面对国有企业必须改革、不得不改革、不改革就得沉沦的现实，人们需要宽容与理解改革，让改革有一个宽松的政治与舆论环境。政府在主导在改革的过程中，应该通过更公开合理的程序、充分的竞争，让国有企业的产权在过渡过程中更能体现价值、体现社会公平；同时，政府还应充分调动社会资源，作出更大的让步，力争最大限度地保护下岗职工的合法权益，创造更多的就业渠道，缩短改制这一艰难而有诸多阵痛的过程，用未来的发展来换取迫在眉睫的改革的成功。整个社会万众一心，冲破质疑，推进改革，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