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岁月
盖茨知道自己被哈佛大学录取时并没有感到很意外。他在普特南大学生数学竞赛中一直获得高分，竞赛中盖茨的对手可都是来自全美的大学本科生。我告诫他说：“你去了哈佛以后，会碰到数学比你好的人。”盖茨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说：“等着瞧吧。”
我的数学不赖，盖茨则是个天才，但这种说法只限于华盛顿州内。有一天，我看着教授用偏微分方程迷宫将黑板填满，它们好像就是埃及第二王朝使用的象形文字。这个时候我注意到，自己完全看不懂。我有点难过，但我对自己的不足还是坦然接受。我是一个多面手，我没事。
对盖茨来说，这就完全不同了。过了圣诞节假期当我再看见他时，他有些意志消沉。我问他第1学期过得怎么样，他闷闷不乐地说，“我有个数学教授16岁时就拿到了博士学位。”这门课是纯理论的，家庭作业每周要花30个小时。盖茨非常努力的去学，最后才得了个B。他可能是万里挑一的好学生，但这里还有百万里挑一和千万里挑一的学生，他们进了哈佛照样有挫折感。盖茨绝对不可能是教室里最聪明的人，我觉得这伤害了他的动机。他最终将专业转为了应用数学。
在1974年的春季学期中，盖茨一直催促我搬到波士顿。他说，我们可以作为程序员一起工作，一些本地公司听起来很有意思。我们可以想出一些令人兴奋的项目。不管怎么说，我们会很开心。为什么不试一试呢？
在华盛顿州漂泊一段时间后，我准备好了冒险。我把简历寄给了波士顿地区的十几家电脑公司，最终获得了霍尼韦尔（Honeywell）公司一份1.25万美元年薪的工作。如果我没有在波士顿找到工作，我随时可以重返校园。现在我要尝试在新的地方生活了，我的女朋友丽塔（Rita）也答应和我同去。我们已经定了关系，想先住在一起作为试婚。此外，盖茨也在波士顿。至少，周末的时候我们大家可以集思广益。
在新英格兰地区，我和丽塔就认识两个人。一个是湖畔中学的校友，他老是暗示自己为黑手党工作。另外一个人就是盖茨。有一次，丽塔烤了一只鸡，我们三个共进晚餐。吃饭时丽塔一直盯着盖茨看个不停。等盖茨走后，她对我说：“你看见没有？他用勺子吃鸡肉。我从来没看过有人用勺子吃鸡肉的。”盖茨在想事情的时候，根本不会去注意社交礼仪。有一次他还教导丽塔，买衣服就买同一款式同一颜色的，这样就可以省去搭配的时间。对于盖茨来说，任何毛衣都可以和褐色的裤子相配。
每次我抛出一个创意给盖茨，他就会像我泼冷水。他会说：“这需要很多人，很多钱。”或者是“这听起来很复杂。我们不是硬件大师，我们只懂软件。”盖茨说得没错，我当时的想法有些超前或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或两者兼有之。两个在波士顿的年轻人想凭一己之力击败IBM，听起来就很可笑。盖茨的务实使我们避免浪费时间和精力，可以把相应的资源用在可以成功的机会上。
初露锋芒
同年12月机会就来了，这完全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新墨西哥州阿尔布开克的MITS公司发出公开邀请，为它们的微型计算机Altair开发一种编程语言。
有人认为我们编写的Altair basic语言非常出色，因为我们在编写这款语言的时候，没有见过Altair，甚至没有见过英特尔8080处理器的样品，Altair搭载的就是这款处理器。我们做的事情是空前的，但不太好理解的地方是当时我们毫无选择。Altair只不过是一个装有CPU的小盒子。它没有硬盘，没有软盘，没有一个地方来编辑或储存程序。
我们搬进了哈佛大学的艾肯计算实验室（Aiken Computation Laboratory）。实验室位于牛津街的一幢单层混凝土大楼内，拥有一台未被充分利用的分时系统。从一开始时间就很紧迫。盖茨曾经和MITS公司的共同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埃德？罗伯茨（ Ed Roberts）说过，我们的Basic语言已经基本完成。罗伯茨表示，他希望在一个月后看到结果，实际上当时我们连8080的操作手册都没有。
为了完成这个项目，我们无时不刻不在工作，周末也实行两班制。盖茨当时基本上已经不去上课。蒙特？大卫多夫（Monte Davidoff）是哈佛大学高阶数学一年级新生，也加入到这个项目中来。我也忽略了在霍尼韦尔的工作，一般中午才会去办公室，并一直待到下午5点半，然后我会回艾肯实验室工作到凌晨3点或是早晨。
偶尔在通宵编程的时候，我会抓到盖茨打瞌睡。正在编代码的他身体会慢慢前倾，鼻子都碰到了键盘上。过了一两个小时后，他会睁开眼睛，盯着屏幕，眨眨双眼，继续之前的工作。盖茨的精神注意力让人惊叹。
一起工作使我们三人结下深厚的友谊。因为我们的工作是在多用户的TOPS-10操作系统上运行的，所以大家可以同时工作。每晚我们都比赛，看谁的子程序可以编写的最小。这边有人说，我的只要9行，那边就有人喊，我的只要5行。
几年前，我跟大卫多夫回忆起这段岁月，他将编程比作写小说，这是个很好的比喻。我们编程也是先写出大纲，然后是编码的初步概念，再是解决问题，完成各部分章节，将数百个子程序放入相应的数据结构中。这是一次真正的协同工作。我估计45%的代码是盖茨写的。30%是大卫多夫写的。除了开发工具，我写了25%。
不管怎么说，这对于我们三人来说都是非常大的成就。如果今年再来看这款软件，我相信它比得上那些老教授写的东西。盖茨和我已经成长为软件程序员，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软件完成后，我飞到阿尔布开克向MITS公司做展示，最终软件获得巨大成功。我激动不已，回到酒店就给盖茨打了电话，他也很高兴。我们真正做成了一单业务，我迫不及待要飞回波士顿。
股权之争
任何企业的历史中，总有值得铭记的时刻。签署原始Basic合同对我和盖茨来说就是大事。现在我们的合作关系需要一个名字。刚开始我们想用艾伦&盖茨公司，但这听起来像一所律师行。我后来又想出了“微软”这个名字，代表微型处理器和软件。这个名字简单明了，传达了我们想传达的东西。
在马萨诸塞州建立公司后，我设想是双方各占50%的股份，但盖茨有他的想法。盖茨说：“你占一半股份不合适，你在MITS公司有薪水，我在波士顿编写Basic几乎什么也没得到。我的股份数应该更多，应该是我60%，你40%。”
起初，我吃了一惊。但后来我仔细想了想，盖茨的话也有道理。我都是在空余时间编程，盖茨则是全身心扑在上面。总之我认为，60-40的分法应该也是公平的。
但盖茨还没有满足。有天他想要和我边走边谈，我就知道又有事情。我们走过一个街区的时候，盖茨终于切入正题：“Basic编写中我做了大量工作，我得到的股份应该超过60%。”我问他：“多少？”盖茨回答：“我在考虑64-36的方案。”
那时，我震惊了，但我是个固执的逻辑主义者，我试图客观的说服盖茨。他的智慧对于Basic至关重要，他也许还是成功引领我们成功的核心，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我的创意又该如何算呢？我的开发工具不也很有价值吗？我的管理工作，以及每天花在编程上的时间呢？我应该可以和他调价还价，让给他两个点，而不是四个点，但我的心思不在这里。所以我还是同意了他的方案。我想，至少这样总该行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