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狂人
微软的工作压力非常大，因为盖茨把对自己的严要求放到了其他人的要身上。他会像一个工头那样周末在停车场徘徊，看谁在工作。雇员完成应做的工作还不够，盖茨还会要求他们做得更多。鲍勃？格林伯格（Bob Greenberg）是盖茨在哈佛的同学，他曾经4天内工作了81个小时。等工作结束后，盖茨问他：“明天你准备干些什么？”格林伯格说：“我打算请一天假。”盖茨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根本无法理解，不明白人需要休息。
盖茨总是喜欢和人争论，我和他也会产生分歧，在深夜的时候。有一种说法，我们在所有办公室都装了真正的大门，让争吵不会被人听见。但如果我们真的吵起来，这根本不管用，8层高的楼上上下下都能听见。作为长期的合作伙伴，我们有一种独特的动态平衡。在智力上盖茨吓不倒我。他知道我对技术很在行，有时比他还要了解情况，因为研究是我的兴趣范围。和普通程序员不同，我可以在更广阔的战略要点上挑战盖茨。在听他讲了十分钟后，我会直视着他的眼睛说：“这行不通，你没考虑X和Y和Z。”
对于争论，盖茨会竭尽全力得到结果。一般情况下，我不同意的时候不想大叫大嚷。所以我们会耗上好几个小时，直到我的嗓门和盖茨的一样大。我讨厌这种感觉。除非被事实真相说服，否则我不会放弃，但有时我感到非常的疲劳。我记得有一次争论没完没了了，最后我说：“这不会有结果的。我要回家了。”盖茨说：“你不能走，我们没有达成任何共识！”我则告诉他：“不，你不明白。我很累，我不想说了。我需要冷静，我要走了。”盖茨跟着我走出办公室、走过走廊、到了电梯门口。他仍然在说：“我们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直到电梯门关闭。
我的性格属于慢热。如果我生气了，要好几个礼拜才缓的过来。有人会说，盖茨的管理风格是微软在早期会成功的关键要素，但我不那么认为。为什么不能更理性的进行交谈？为什么不能从逻辑上解决问题？
分歧初现
当公司壮大后，我们明显需要帮助。盖茨和我都没有管理经验。史蒂夫？伍德（Steve Wood）做了公司总经理，但他也是程序员出身。盖茨觉得我们需要有人来说掌管公司营销。他选中了哈佛同学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鲍尔默曾在宝洁公司市场营销部工作，目前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学习。盖茨是这么向我推销他的：“鲍尔默是个超级聪明的家伙，精力充沛。他会帮助我们进行营销，我信任他。”
我在哈佛见过鲍尔默几次，当时他和盖茨很亲近。1980年4月，在商务出差前，我同意给予鲍尔默5%的公司股份，因为盖茨感觉鲍尔默不会离开斯坦福，除非获得股份。
几天后我出差回来，我得到了盖茨写给鲍尔默信件的复本。我非常愤怒，因为盖茨决定给予鲍尔默8.75的公司股份，在我之前决定的情况下。
作为合作伙伴，这种事情盖茨擅自主张已经够糟糕了。更糟的是，他还在我出差的时候下了决定。我写信告诉他：“基于目前的情况，我不想再雇佣鲍尔默了。”盖茨知道这次理亏。他没有直视我的眼睛，跟我说：“我们已经雇佣了鲍尔默。多出的股份从我这里拿。”后来我同意了。
病魔缠身
1982年夏天，我的膝盖后部开始发痒，这并不是使用错误肥皂产生的皮疹，而是痛苦的开始。
后来瘙痒停止，夜间盗汗开始了。当年8月，我发现脖子右侧出现了肿块。几个星期后，肿块变成了铅笔橡皮这么大，但一点也不痛，我当时不知道淋巴结肿块是一个危险信号。和许多30岁以下的人一样，我感觉自己非常健康。
9月25日，西雅图市中心的瑞典医学中心初步诊断我得了淋巴瘤。
好消息是我的癌症还未扩散，处于一期。早期的霍奇金淋巴瘤是可以治愈的癌症之一。我开始了每周五天、为期六周的化疗。在治疗中，我的白细胞快速下降到低点，使得治疗停了好几个礼拜。此时肿瘤已经缩小，虽然并没有得到治愈保证，而且我还觉得恶心和虚弱，但我开始有信心起来。
化疗后的某一天，我在盖茨的办公室跟他谈MS-DOS的营收。公司的固定收费策略帮助我们在好几个市场站稳了脚跟。典型的例子是，我们授权给苹果的Basic费用是2.1万美元，在卖出100万台苹果II型电脑后，折合每份拷贝才2美分。我说：“如果我们想最大限度地提高收入，就必须开始征收DOS版税。”
盖茨的回答仿佛他是一个不太聪明的孩子：“你认为我们是怎样取得今天的市场份额的？”后来，鲍尔默也将入进来支持盖茨，现在变成了2比1，如果没有算上病魔夺去的半条生命的话。微软最后还是采用了对每份软件拷贝进行收费的方法，这是它的营收增加了数十亿美元。
那次事件后不久，我告诉鲍尔默，我可能会自己开公司。我告诉盖茨，我在微软的全职工作屈指可数。我当时认为自己单干会比较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