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人员在安装EAST全超导非圆截面核聚变实验装置 新华社 刘兵生 摄
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果。本月初,国家重大科学工程项目“EAST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在安徽省合肥市中科院等离子体研究所通过了国家发改委组织的验收。
如果说起这套装置的科学意义,那就是在探索人类最终解决能源问题的征途上,中国人又迈出了一大步;或者说中国人向着“产生等离子体最长时间达1000秒、温度超过1亿摄氏度”的科学目标又前进了一步。
有关专家指出,这标志着我国在全超导核聚变实验装置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
“我们成了国际聚变会议的VIP”
2006年10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我国四川省成都市举行了第21届国际聚变能大会,EAST项目总经理万元熙作了大会的第一个邀请报告。报告结束时,与会的600多名聚变专家和会议代表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此刻的万元熙体会到了作为一名中国科学家的自豪。
以前,参加聚变科学的国际会议,等离子体所的人主要是扮演听客的角色。为了彰显自己的研究成果,他们曾在会场上张贴过研究报告,也进行过口头交流。如今,在重要的国际聚变会议上,等离子体所的科学家都要被邀请做报告,“我们成了这种会议的VIP(贵宾)。因为我们研制的EAST走在了这个领域的前沿。”
1998年7月,EAST被国家计委正式批准为国家“九五”重大科学工程立项建设。项目总投资为1.65亿元人民币。同样的项目,韩国拿出了3亿美元,在美国需要5.7亿美元。“经费紧张,再加上国际上谁也没做过这种装置,许多关键技术全世界都没有成功的经验可借鉴。这就逼着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设计、关键技术与工艺的预研入手,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干。”万元熙道出了实情。
“我做不出来,换人吧”
潘皖江博士参加EAST工程建设时31岁,主要负责装置低温绝缘复合材料的研究工作。
绝缘子是EAST主机中一个核心部件,整个装置中大小不同有500多件。只要其中一个出现故障都是毁灭性的破坏。小潘带领几个人承担了绝缘子的结构设计及工艺研究工作。
难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青年,承担了一项国际上实行技术封锁、国内从来无人做过的重要研究。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全凭自己摸索。
技术人员在安装EAST全超导非圆截面托卡马克实验装置 新华社 刘兵生 摄
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一次次的打击让小潘难以承受。他找到领导:“我做不出来,你们换人吧!”
项目领导相信小潘的能力,鼓励他继续干。小潘又回到了实验室,还是在黑暗中摸索。最终,小潘掌握了关键技术,拿出了合格的绝缘子。
EAST是世界第一个全超导非圆截面核聚变实验装置。在它的母体里,嵌入了太多的中国科学家的自主创新。“整个项目的自研率在90%以上,取得了65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成果。”等离子体所所长李建刚如数家珍。
2003年10月,有25位外国人到合肥对EAST进行了评估,其中包括英、德、美、俄、日、法等国著名聚变研究所的所长和国际聚变研究组织的负责人,也包括“国际热核聚变试验堆”(ITER)计划的负责人,又都是EAST工程建设的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他们写下的评议意见是:“EAST将是一个对世界聚变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先进科学设备;它将是世界上第一个同时具有全超导磁体和主动冷却结构的托卡马克,能实现稳态运行;EAST是中国聚变研究向前迈出的一大步,是中国新一代聚变人才培养的巨大成功。”
“病人拒绝住院”
2002年12月,合肥的冬天格外的冷。等离子体所副所长武松涛的嗓子疼得厉害,说话沙哑。但他一天到晚还在不停地工作,因为他是EAST主机的总体设计负责人。几天后,武松涛“哑巴”了,连喝水都困难了。大夫诊断他患了急性扁桃体炎,要求立即住院动手术,并且开好了住院单。
那时,EAST正处于建设的关键期。武松涛坚决不住院,只是每天到医院打一会儿点滴,之后照常上班。医生三次要求他住院,都被他拒绝了。无奈的医生特别在武松涛的病历上作了记录:“病人拒绝住院”。
EAST建设了8年,等离子体所不仅收获了世界上第一个具有非圆截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而且也炼就了一支具有拼搏精神的战斗队伍。
项目总经理万元熙经常加班加点,工作在实验第一线。然而他却是一个胃切除4/5,并患过心脏病,至今还留有心肌梗塞病灶的人。
所长李建刚坦言,我们的团队里,没有一名院士,都是普通的科技人员做工程。这个团队创造了奇迹:经过8年努力,EAST装置一次调试成功。“这种大科学工程,如果有一个人的工作不合格,就会影响整个工程的进展。”
自主创新、爱国精神、团队精神、拼搏奉献,一项EAST工程,使我国聚变科技界有了众多收获。
2006年11月21日,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计划(ITER)正式启动,该计划被称为人类最终解决能源问题的最大希望。作为参与国,我国将承担10%的责任。在这样的国际合作的大科学工程中,中国人能够占有一席之地,这与EAST的成功有着巨大的关联。(本报记者 李大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