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元和人民币并存的中国双货币体系构想
事实上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货币是一种有充分可行性的货币，只要有关各方作出战略性的政治决定后，亚洲可以出现一种与美元和欧元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这种货币将给中国和亚洲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制度优势，在这样一种亚洲国际货币的前景之下，目前中国人民币遭受的升值还是不升值，自由兑换还是资本管制，中性货币政策还是积极货币政策等两难重大困境，都会迎刃而解，成为不复存在的历史问题。这样一种货币如果是在全亚洲以中国和日本为龙头，尤其是东亚范围内组成，那么最合适的名称就是亚元，而如果合作范围是两岸三地，包括新加坡，那么可以被称为华元。
而如果在目前的政治状况下，无法使台湾和其它国家立既加入，那么这样一种新的国际货币应该以中国、香港和澳门为初始核心合作区，这样可以将这种货币命名为中元。这里中元的定位是根据目前美元和欧元的货币功能而来的，这就意味着中元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高标准的国际货币，是一种有最强大的各种信用储备，充分自由兑换，既包括经常项目也包括目前中国尚未开放的资本项目，有巨大的贸易结算需求和投资需求、长期稳步缓缓升值，从而有巨大的金融资产价值。
创造一种国际或区域货币并不是一项真正的货币革命，因为美元和欧元已经是这样的货币，中元在创新过程中之所以能产生革命性的制度创新的效果，关键在于它将和人民币并驾齐驱成为中国的另一种法定货币，某种意义上就像历史上金银同时为中国的法定和习惯货币一样，合理的制度是中元并不准备在全国范围内立即取代人民币，而与人民币并驾齐驱同时成为中国境内的合法货币。
中元在国内的目标使用区应该是中国经济高度外向的那些部分；既中国的沿海经济、外资经济、外汇资产和国际储备等领域。在外部则是选择使用中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国家和区域。中元因此是一种服务于中国外向经济和国际经济需求的货币，而广大的中国内部经济继续使用人民币作为基础货币。在经过这样的剥离后，中元是一种完全自由化和国际化的货币，而人民币继续保持目前的各种特性，可以开始加强货币政策性而不用担心对其外部均衡的损害，因为人民币已经没有这方面的功能。
具体来说当中元出现后，中元和人民币都是中国的合法货币，人民币可以和中元保持自由兑换，但与其它境外货币不直接发生兑换关系、或保持资本项下的管制。这样在首先拥有中元这种完全自由兑换、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的国际支付手段后，人民币和人民币经济由于只和中元保持自由兑换，而这种兑换是在两种中国货币之间，因此可以得到中国货币当局排他性的良好管理。
这种人民币和中元共存的中国双货币政策首先解决了至今为止中国和亚洲始终缺乏自己的国际货币，因此对国际货币制度缺乏管理的重大缺陷。目前为止由美元和欧元独享的国际货币自身的赢利如铸币税等，也将为中元所分享，中元可以带来的巨大的政治上的优势是可以促进所有使用中元的区域内经济的一体化。对于中国来说这可以是一种解决国家统一的货币道路，其次是完成亚洲区域和平的货币化保证。
四、 重组后的人民币将有扩张性的货币功能
而中元的创立也能改变目前人民币的结构性缺陷；人民币在经过一段货币功能保守，无法有效地成为中国现代化和转型阶段有效的货币之后，重新成为一种内向的、可以被完全用于保持传统货币政策中的内部均衡，既充分就业，无通货萎缩和过度通货膨胀。目前的状态下，由于中国转型经济的成本，人民币体系内各种结构性问题如储蓄过高、消费不足、以及银行坏帐等问题，就使人民币与其它货币相比成为一种信用有疑问的货币，而为了保持信用，人民币的货币政策又更趋向保守，而保守的人民币货币政策又引发了人民币货币制度不适应当今的国际货币大环境这样一种非良性循环，这也是人民币无法直接自由兑换的原因之一，人民币目前同时兼顾内外功能的后果是人民币无法同时完成内外均衡而处于一种两难。
因此未来的中国货币制度创新，应该首先分割目前人民币无法完成的外部国际自由货币、和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必要的内部信用工具这两种互相冲突的功能，并使政府在受到严格管治的前提下，拥有比现在更大的信用能力去完成目前无法完成的一系列需要巨额资金的公共事业，其中的核心事业是推动中国的广大不发达地区和农村进入良性循环经济。准确的说，既然中国社会和经济是高度分层的，那么就应该有多层结构的货币来适应这些不同的需求。
如果有可能，中国应该拥有三种货币，中国首先应该拥有一种与人民币分离的国际性自由货币中元，然后在此前提下使人民币真正成为一种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内货币，而在中国具体的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引导下，人民币应该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货币功能、其货币目标应该是确保保证经济增长和社会公正，而不是单纯的货币稳定。最后中国政府可以拥有一种可以自我维持的货币信用，既真正具有法定货币职能的国库券。这其中尤为引人注目将是中元，这是一种与欧元有共同之处，但又完全有中国自己特色的国际性货币。中国内部和外部对新货币需求无论是从人口基数、现有经济规模和未来的发展前景，都决定了因此延生的中元新货币一开始就是一种强大的国际货币。
五、 中元和人民币之外第三种货币信用构想：国库券
我们都知道中国是历史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但中国却没有发展起来完整的现代纸币系统，从而避免中国历史上的数次白银流动性缺陷 ；事实上宋元明清这一段中国由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实体而逐渐衰败的过程，从货币制度观察的角度来分析，就是中国社会习惯性的偏重于白银货币信用，而没有创造出建立在纸币基础上的政府货币信用，从而中国社会使自身的发展，受制于外部的白银供给的过程 。中国的纸币制度，包括中国近代的金融机构票号，在其发展过程中都遥遥领先于西方同类的纸币和银行制度，但中国的强大的封建政权在这些货币和金融创新出现后，立刻插手控制了这些制度，事实上使纸币和票号主要为政府财政服务，从而使这些制度的发展缺乏内在生命力 。而西方的银行及货币制度在欧洲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始终是商业性质多于财政依附性的，因此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延续性 。这里我们其实看到人类历史上有两种类型的货币，也就是说货币信用其实是可以有两种的，一种是由银行发行和管理，另一种是由政府财政发行和管理，而银行和财政代表着不同的国民经济运行的层面，所以由银行和财政主导的货币就会有不同的性质，从而会对自身的稳定，运行的范围和对社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美国现行的货币制度，其实就是建立在财政货币的基础之上，美国事实上在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是用美国财政的信誉，也就是美国的国库券，作为美国货币的信用基础。在今天美国货币的创造机制中，真正的货币信用是美国财政部，而不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创造的，所以事实上美国今天的美元货币体制是美国债券本位，美联储的货币创造的最重要途径公开市场业务，就是围绕着美国国债进行的 ，这使美国政府的信用事实上成为黄金一样的物品，而当我们认真地分析过现今世界上所有的可以作为货币本位的信用品，这其中包括黄金、白银、外汇、各种稀缺的自然资源，特别提款权以其各种债券后，我们必须承认美国财政部债券，是目前最有市场深度和有最高市场信誉的国际性的信用品。
目前的中国货币政策严格限制了中国财政向货币机构进行透支的能力，从而使中国财政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中起的作用始终未能满足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求，而中国政府机构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面对的两难局面是；
一方面缺乏充足的财政手段来对由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无法完成的国家和社会各项事业进行投资建。而这些因为无法在市场上直接实现价格和投资回报、因此无法由现行的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完成的项目如国防建设、基础科学研究、重大的百年或千年周期的工程和教育事业、都对中华民族的未来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所以应该有一种新的革命性的支付和筹资手段和制度、而不是局限于保守和短视的货币制度来解决其资源的筹集和投入。另一方面，至今仍未启动的政治制度改革，使中国的政府机构效率不佳，有限的财政资源被大量消耗于各项政府自身的维持和方向可疑的投入、甚至各级公共权力的腐败，所以政府行政效率管理革命是进行政府财政能力扩充的前提。
而中国财政能力非货币信用的扩充，将使中国政府除利用市场制度之外，更可以直接成为中国各种非市场性质的重大建设的投资者。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明白市场只不过是各种社会资源配置时的一种形式，绝对不是最后甚至最佳的形式，所有应该由政府主持的非市场因素的国家和社会建设，其本意就不是实现投资回报，获得未来的货币现金流，而是为社会整体也就是为市场提供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所以在中国没有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前，在国家宏观和战略性的领域进行的赶超性质的投资都应该是政治导向，而不是市场导向的。只有非赢利的政府才有能力完成非赢利的工作；而关系到民族未来命运的事情不可能以赢利或非赢利的考虑来决定是否值得执行。
只有政府才能完成市场所无法完成的各种战略性、公共性和长期性的社会发展，而这也应该是政府存在的本身意义，市场内在性质决定了所有的市场行为都是短期和急功近利的，完全交给市场也就是银行和资本市场这样的商业机构管理的货币制度、同样是短视和缺乏宏观调控能力的，所以我们才看到无数重大急需投资的社会需求在现有金融货币体系下得不到任何社会金融资源，而另一方面银行和金融系统又按照市场规则在制造各种经济泡沫，包括房地产泡沫，这一切均显示出货币和金融制度的内在缺陷。但由于目前中国的货币主要是银行类型，因而是偏向于市场的，所以政府和公共权力机构缺少一种有效的货币信用工具来满足各种市场无法完成的社会需要。
所以在传统政府负责的公共领域、中国同样可以使用货币工具来创造信用，扩大建设能力。这其中应该考虑的模式是美国的国债模式；既授权国家中央财政机构，通过创造用国家信用作担保、从而是最低风险、信誉最佳的国家信用品；一方面作为货币化的直接支付手段，另一方面又作为主要货币的最终信用。
届时中国的国债既是一种财政融资手段，又是一种基准信用，从而使中国的中央银行能通过在公开市场进行中国国债这种国家信用黄金的买卖而调节货币的供给，如果中国的货币制度能够实现以国家的债券作为信用基础，那么中国的公共财政能力将有大幅提高，这意味着目前中国政府无法完成的许多重大基础制度建设都会有相应的解决方案，这样，除了通过市场机制运作的银行货币之外，国家财政货币也将为中国社会发展增加更好的货币流动性。而可能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这样的改革，中国政府公共权力部门必须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改革和重组，也就是全国人民都在期望的政治改革。未来的中国货币制度，应该首先分割目前人民币无法同时完成的国际自由货币和转型期中国社会内部信用工具这两种互相冲突的功能，并使政府在受到严格管治的前提下，拥有比现在更大的信用能力去完成目前无法完成的一系列需要巨额资金的公共事业。准确的说，既然中国社会和经济是高度分层的，那么就应该有多层结构的货币来适应这些不同的需求。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过于复杂的国家内外环境对货币制度有差别巨大的各种需求，而这些需求无法在一种单一的货币制度上得到有效的满足。
因此可能的中国货币制度创新应该是使中国拥有三种不同类型的货币；中国首先应该拥有一种与人民币分离的国际性自由货币中元，并以此来取代现阶段美元和欧元、以及其它国家货币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作用，中元可以是完全市场导向的自由货币。然后是使人民币脱离外部功能而成为以国内流通为主的货币、从而取得最大的货币政策自由因此可以实行扩张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内建设。最后是使中国政府拥有一种可以自我维持的货币信用，既具有法定货币职能的国库券，并以此来进行政府应负责的各种重大国家核心设施建设。
一、 现阶段无法重建统一的全球货币体系
在对中国21世纪的货币制度创新进行思考和方案构想时，我们首先要在宏观的世界格局上来看未来中国货币的外部环境，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货币制度。未来货币的最佳发展方案当然是重建全球货币体系，形成统一的全球货币，但全球货币首先需要一个完整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如果这个全球政治秩序是靠以往的帝国时代的规则、既由帝国以暴力和压力来创造规则并进行管理，那么这个秩序是内在不稳定，而且在目前世界力量对比的格局中是无法被完成的，美国在中东的境遇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目前的全球分裂格局之下，我们看到要形成一个有效的全球共同体，这其中包括政治上的基本共识、经济上的紧密互相依赖和社会意识的共同归属感，是十分困难的，在这种前提下要形成一种超越各国主权，又不为超级大国或特定的国家集团所控制的国际货币制度，并最终形成一种全球信用，也就是世界货币，是非常困难的工作。首先是事实上掌握着目前全球货币的美国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和目前维护其全球霸权的需要，绝对不会放弃给它带来如此巨大利益，事实上支撑着它全球霸业的国家货币美元，而转向一种尽管它仍可能占优势地位，但绝对不可能完全主导的世界货币。
1944年签订、并于1976年修订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议规定，任何重大事项，包括重建稳定但可调整的平价基础上的外汇安排制度，需要以基金组织总投票权85％以上的绝对多数票作出决定，而现阶段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拥有所有国家中最大的单国投票权，其份额达到18％，这意味着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美国享有否决权，可以对任何美国不欢迎的国际货币制度改革进行否决。 因此在可以预测到的未来，尽管美元体系前景可疑，但美国由于国家货币利益的限制，已经失去了在改革全球货币机制领域内有可能发挥的领导作用，在目前的全球体系下，失去美国支持的任何一项全球重大机制都不可能充分运转，这其中同样包括全球货币制度重大创新和建立新的国际单一货币。因此只要美元国际货币体系尚存, 美国就不可能主动进行国际货币制度创新。
决定了在目前状况下一种单一世界货币不会成功的另一个因素就是目前全球的分裂状况，进入21世纪后，我们看到前些年曾经一度主导过各国对外思维的“全球化”，也就是事实上的以西方为中心，尤其是美国中心的全球统一趋势已经正式中止，以美国和西方利益为中心的新的全球体系由于内在性的缺陷，根本无法满足被纳入全球体系的其它国家的各种需求，所以在冷战结束后象征着西方资本主义新一轮扩张的全球化在21世纪初开始遭遇重大挫折，9.11事件和这以后美国在伊斯兰世界进行的一系列战争直接表明了这一世界上广袤的地区无法溶入美国现划的世界秩序，而围绕着战争而显示出的大西洋两岸美国和欧洲中心国家的分裂，也显示出西方核心世界都无法保持内在的统一。
美国在亚洲与中国围绕着台湾问题以及中国周边其它问题上的冲突，也显示出美国缺乏维持全球和平体系的内部政治共识，而只能在短期和中期按自己国内政治利益集团的需求来安排当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既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美国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局部利益化和缺乏内部逻辑的统一，使中美关系目前在台湾问题上始终无法走出僵局，而只要台湾问题未解决，美国和中国就不可能有真诚的全球合作，亚洲也将因此而陷入一种政治上的分裂，从而无法产生全球货币合作所必须的亚洲经济共同体。
二、 以区域为基础的全球货币却完全可行
与全球化陷入僵局的同时而显示出的另一个趋势却是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融合正日益区域化，事实上由于目前全球存在着多个竞争性的力量中心，由对抗性的几个力量中心共同维持一个全球体系非常困难，但在一个力量中心主导下的区域的范围之内，局部体系的维持和创造却相对容易。所以当全球化无法进展时，区域化却方兴未艾，这一点已经在北美、欧洲和亚洲的区域经济合作上充分显示出来。
目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欧洲联盟、以及亚洲正在发展中的亚洲自由贸易区，最终会使世界贸易形成三大区域中心，而由于经济活动的紧密联系而带动的政治和社会的区域一体化进展因此相对顺利，这一点在北美和欧洲已经得到充分显示。而当贸易经济和社会的区域一体化进展到一定阶段后，一种区域性的单一国际货币就会水到渠成的出现，我们已经从欧元的诞生中看到这一趋势。
与北美和欧洲相比，目前亚洲同样有政治上的相互交融和文化上的近似、以及紧密的区域经济合作，而且已经开始进行结构性的区域一体化建设进程。但与北美和欧洲相比，目前亚洲区域一体化已经远远落后，这主要是由于缺乏区域中心国家而造成的；而这个中心国家只能由中日两国中的一国来出任，由于中国在亚洲体系中的历史地位、地缘优势和经济发展的潜力始终强于日本，中国重新成为亚洲的核心国家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随着中国在亚洲区域经济中地位的逐步上升，更由于中国在亚洲区域的非霸权性质的政治合作愿望，现在亚洲的区域一体化已经有了良好前景，一些重大的制度建设也开始在政治上变得可行，这其中同样包括建设一种亚洲的共同货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