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主题：共抗乙肝10年—从被动挨打到主动出击
邀请嘉宾：上海静安区中心医院的姚光弼教授
北京地坛医院蔡晧东教授
上海新闻晨报健康周刊的主笔崔颖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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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各位网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点击由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在搜狐健康乙肝频道主办的共抗乙肝123系列的专家访谈栏目，今年我们的系列访谈总共有6期，每月一期，今天是我们系列访谈的第四期，今年也正值乙肝抗病毒治疗10周年之际，在今天的10周年特期里，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了上海静安区中心医院的姚光弼教授教授，以及北京地坛医院的蔡教授，以及上海《新闻晨报》健康周刊的主笔崔颖（同音）老师，姚教授和蔡教授致力于乙肝治疗领域长达几十年，他们见证了乙肝治疗领域几十年来的重大变化，而崔颖老师作为媒体工作者并且有过医生的经历，现在在媒体的健康领域工作已经超过10年了，今天我们把三位一起请过来，是希望在我们首个口服核苷类药物上市10周年之际，然后与大家共同回顾一下10年来，我们乙肝治疗领域从治疗策略、治疗手段以及治疗信息和治疗观念的改变，在总结10年时间的同时，也共同探讨如何从专家、媒体、患者三方面的角度出发，更好的推进今后乙肝的治疗。下面正式访谈开始，首先有请三位嘉宾给网友打个招呼。
姚光弼教授：各位网友，大家好。
蔡老师：各位网友，大家好。
崔颖：大家好，平时都在平面上见到大家，这次能够在网络上见到大家。
98年以前 乙肝治疗主要靠保肝降酶 大众的认识也很初级
主持人：好的，在核苷类似物上市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把资深的媒体、专家聚在一起来谈共抗乙肝十年，从被动挨打到主动出击，这个主题有很大得意义，可以说这10年里乙肝治疗领域取得了很重大的成果，乙肝治疗从10年前被动的对症治疗，到现在第一个口服核苷类药物上市以后，再到我们国家慢性乙肝治疗指南的制订，经历了重大的变革，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变被动为主动，直接针对乙肝病毒控制乙肝，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访谈能够让大家认识到我们乙肝治疗的一些变化，我们先回到10年前，就是98年以前那个时候，首先我想问一下姚光弼教授教授，在98年以前，我们乙肝治疗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能给我们网友简单介绍一下吗？
姚光弼教授：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跟各位网友来探讨乙肝治疗，实际上我们说乙肝治疗核苷类似物十年，实际上我们发现并不是10年，应该说1965年首先BLVY（同音）报告发现澳大利亚抗病毒，过去叫奥康，他就发现奠定了我们乙型肝炎是一个病毒引起的，到1970年开始明确是乙型肝炎病毒，所以从发现乙型肝炎由病毒引起以后，全球各个专家都在研究怎么样想办法用药物来控制病毒，或者消灭病毒，其中最大的成果是发现了乙肝的疫苗，但是乙肝疫苗很好，像中国过去接种以后，一共有4千万人不是乙肝了，但是已经生成怎么办？我们需要治疗，治疗的话，探索很长时间，基本上是从两类药物开始，一个是从干扰素开始，应该是1991年开始干扰素研究，我是在国内第一个开展干扰素研究的人，随后1992年国家批准干扰素治疗乙型肝炎，但干扰素治疗有一些困难，第一点，疗效不是很好，而且有不良反应，当时价钱比较贵，与此同时，人家已经知道既然是病毒，是一个脱氧核糖核酸的病毒，那么想办法干扰病毒的复制就很需要，这个就是核苷类药物，第一个就是阿糖腺苷，用静脉打的，后来因为毒性太大，而放弃了，第二个是氟碘阿糖尿嘧啶，初步有效，但是毒性太大，在美国做临床，二期就死了七个人，所以也停止了，最早成功能够推到临床用的是拉米夫定。
主持人：就是98年上市的。
姚光弼教授：拉米夫定最早是治疗艾滋病的，艾滋病也是病毒，但是在这中间发现它能够治疗乙型肝炎，所以这个研究应该是1995年开始的，96年发表一篇文章，研究它的剂量跟疗效关系，98年发表一篇文章，是345例，主要是华人，香港、台湾、新加坡的华人，证明这个有效，我们中国与此同步也开始了研究，这个开创了口服的比较安全的药物研究的先例。
主持人：在拉米夫定上市以前，我们的乙肝治疗主要采用什么方法？
姚光弼教授：当时因为我们对肝炎病人进行研究的时候，病人表现的是肝功能不正常，所以当时提出来两种讲法，一个叫保肝，一个叫降酶，实际上这两个讲法是不太妥当的，因为这些药物虽然把酶降下来了，病毒还是发展，另外没有一个药是能保肝的，所以1993年、1994年在大众医学上面，我写了两篇文章：有没有保肝药？结论是没有的，有没有把表面抗原清除掉？是没有的，所以当时好象我们治疗的话是对症治疗，有些人是瞎治，没有什么感觉，没有针对本质问题，只有把本质解决以后才有效，所以一定要控制病毒，等于说一盆水在烧，火烧的很旺，有什么办法控制呢？一种办法是不停的加水，还在烧，水还是会烧干，一个办法是把柴火拿掉，那就不烧了，所以有效的抑制病毒很重要，实际上拉米夫定这个药是1996年在中国开始申报做研究，再早一点是1995年年底就开始申报，所以到96年开始研究，当时蔡教授跟我都是见证人，参与研究，我们是429例，比香港、台湾345例还多一点，我们做了研究以后，做了一年研究、两年研究、三年研究、四年研究、五年研究、七年研究，这个数字之多，时间之长，我们在全球是做的最好，什么道理？香港台湾345例，做下来，到了五年的时候只有58例，我们还有227例，到去年。
主持人：通过姚教授的介绍，我们大概了解了在98年之前，我们更多的乙肝治疗是采用保肝降酶的治疗方法。
姚光弼教授：所谓的保肝降酶。
主持人：所谓的保肝降酶，当时姚教授也提到了，蔡教授也参与了拉米夫定的研究，蔡教授，您对当时在拉米夫定没有上市之前，慢性乙肝治疗方面在98年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认识？
蔡教授：就像姚教授刚才说得，实际上98年之前就是医生对于慢性肝炎治疗主要就是对症治疗，主要就是改善病人的症状，咱们看一下以前的病毒性肝炎防治指南就可以看到，95年的指南，就可以看到，长达7页的指南谈到慢性乙型肝炎的治疗都不过600字，只有一些对症、中西医结合，但是实际上都没有经过双盲对照的研究，所以证据是不确凿的，所以当时的治疗可以说医生对于乙肝是束手无策的。
主持人：可能更多的是无措的一种状态，我今天想问一下崔颖老师，您从事媒体工作也有10多年了，应该是98年以前已经参与了，当时您自己的感受，比如媒体上面对于乙肝治疗，包括乙肝的科普的文章都是什么样的状态？
崔颖：其实刚才姚教授也谈到了，当时在核苷类药物没有上市前，大家都是从所谓的保肝降酶的角度去认识，当然这个认识要加上一个引号，实际上媒体也是这样，大家知道媒体主要的宣传的来源可能也是来自于专业的角度，当时因为专业的人尚且不知道乙肝的正确的治疗究竟是什么？可想而知，当时的媒体应该说误区满天飞了，因为当时我正好是从一名医生转型过渡到媒体人士，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在医院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更多得用的是中西医结合或者保肝药物，当时也不知道有没有用，到了媒体以后就发现很多的所谓的保肝类药物到媒体来做广告宣传，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他宣传的到底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根本就无从鉴别，病人听了媒体的宣传以后，就花了大量的钱，劳民伤财，所以当时就是这样一种很混乱的局面。
应该说在10年后的今天，我坐在这里其实也是感触很深的，因为这10年来我可能比一般的新闻工作者更加关注乙肝领域的治疗的进展，其实很不幸，我的两位家人都是去世于肝癌的，都是乙肝引起的肝硬化，最后是肝癌，当时他们没有好的条件接受更正确的正规的治疗，以至于疾病一直发展到最后，到不可收拾的局面，所以在10年前，有时候想起来也是挺心酸的，我记得我小时候，当时对于乙肝的传播途径我们不了解，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生活的，我那个乙肝的亲人，他是连所有的饭菜碗筷全部都是隔离的，甚至到洗脸的脸盆，还有毛巾，包括被子全部都是分开盖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感觉乙肝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因为他会传染，但是又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才能传染的，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有些过渡的预防隔离也是比较好笑的。
主持人：对，但是现在反过头去看一下，可能觉得当时的认识还是非常的初级。
崔颖：对，在当时那个阶段只能这样去预防。
拉米夫定的上市是乙肝治疗的一个突破 也规范了临床试验
主持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在98年以前口服抗病毒药物上市之前，就像刚才姚教授说得，对于乙肝治疗处于盲人摸象的阶段，患者肯定都是对症治疗的，可能就属于被动的挨打的经历，从98年以后，第一个抗病毒治疗药物拉米夫定在中国上市了，当时可以说是挽救了很多乙肝患者的生命，姚教授刚才也提到了，您是主持拉米夫定在中国上市临床研究的，您能不能再跟我们的网友分享一下，比如说您刚才也谈到了这个研究也持续了5年甚至7年，从这些研究当中，我们得到了什么启发？对于乙肝治疗的理念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个研究？
姚光弼教授：拉米夫定的发现以及推向上市，是为乙型肝炎治疗开了一个很特殊的突破，到现在为止，由于拉米夫定发现以后，可以讲跟着这个路在走，到现在有5个核苷类药物在国外已经批准了，拉米夫定、阿德福韦，就是贺维力，还有恩替卡韦就是博路定，还有替比夫定，这4个我们国内已经有了，第五个也是很快要有了，叫做替诺福韦，通过这些研究药物以后，解决第一个问题，对于治疗慢性乙型肝炎，长期的有效的抑制病毒是最首要的条件，刚才我们知道，乙型肝炎元凶就是病毒，造成炎症、造成肝硬化、造成肝癌，还有其他因素在这里，所以元凶主要是病毒，那我长期压住病毒，不让他出来，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一个能够可以把病毒消灭的药，但是可以有效抑制。举个例子说，现在社会上面，我们公安力量很强，但是坏人还不能彻底的消灭，让他不要出来乱动，这个最要紧，其次是我们要长期的持久的抑制是目前乙型肝炎治疗的最主要的目标，长期抑制，肝炎可以减轻，肝硬化可以防止或者发展慢，一部分肝癌可以防止，所以说任何药物，现在有五个核苷类或者核苷酸类药物的共同之点就是长期的抑制乙型肝炎病毒，这是很重要的突破。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在96年就开始在中国进行拉米夫定上市的试验，当时中国的临床试验是不是也是非常的初级阶段？
姚光弼教授：我们说中国的临床试验的研究过去是比较粗浅的，后来全球逐步逐步的有一个共识，就是临床试验的规范，应该说我们说拉米夫定在中国的研究是乙型肝炎治疗中间最早的最规范的研究。
主持人：也是开创了临床试验的规范化。
姚光弼教授：开创了关于乙型肝炎治疗的规范化，通过这个研究把我们药物的疗效的的确确肯定下来，另外也有好处，因为很多医生参加这个研究，过去医生没有参加研究，没有这个经验，现在研究参加以后，培养了一批大夫，现在马上要推出类似物，我相信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知道什么是临床试验的规范，规范英文叫GCP，现在我们看这个药物是不是有效无效，实际上一定要符合规范，不符合规范的，我们讲的不好听一点都是垃圾药物。
主持人：您刚才谈到了拉米夫定对于抗病毒治疗的一些（效果），拉米夫定上市以后，对于慢性乙肝需要长期抗病毒治疗有了新的认识，以前您谈到更多的是保肝降酶，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比如转氨酶的高低，有了抗病毒药物以后，是不是大家的关注点也关注到病毒上面来了？
姚光弼教授：对，转氨酶增高是因为病毒存在，病毒对于肌体的作用，如果病毒没有了就正常了，但是当时要考虑的问题是，有些病人是乙型肝炎病人，抗病毒有效了，转氨酶不下来，还要靠其他因素，现在社会发展经济好转了，吃的多了，脂肪肝了，喝了酒了，还有一点，很多药物特别是中草药、保健品造成的，所以现在的问题，医生看转氨酶下来不下来，我们首先看病毒下来不下来，如果病毒下来了，转氨酶还不下来，就要考虑其他因素了，不能说转氨酶不下来，效果不好，不是的，是其他因素，最常见的三个因素，第一个就是脂肪肝，就是脂肪代谢紊乱，我们叫代谢综合症，第二酒精性肝病，第三个就是药物性肝病。
拉米夫定上市后 重症肝炎以及住院肝炎病人明显减少
主持人：但是我们从抗病毒药物上市以后，大家也不仅仅是关注转氨酶了，也更加关注病毒的下降了。我今天想问一下蔡教授，蔡教授，您作为临床医生，也经历了拉米夫定上市的研究，从你的角度来看，以前我们没有抗病毒，只是保肝降酶，到后来抗病毒治疗以后，乙肝治疗发生了哪些变化？比如说最确切的是从病人本身来讲，乙肝患者们得到了哪些好处？我们临床取得了哪些进展？
蔡教授：就像刚才姚教授所说，拉米夫定是第一个进到我国，而且经过了规范的研究做的，就像刚才姚教授所说，拉米夫定是第一个进到我国进行规范研究的药物，通过它上市这10年，接着后面又有许多核苷类药物的上市，给医生有了治疗乙型肝炎很好的武器，经过10年治疗我看到了两个特别明显的变化，在临床中我看到的重症肝炎明显的减少了，过去我们医院都专门成立一个肝病的重病房，专门收那些重症病人，收的这些重症病人病死率都高达60%以上，最后死于肝昏迷、腹水、肾功能衰竭，医生就是束手无策，只能是对症治疗。现在重症肝炎明显的减少；第二个变化就是反复住院的病人也明显的减少，过去我有一些病人，甚至我有一个典型的病人他孩子一岁，住院住到孩子6岁。还有一些病人反复的肝功能异常，反复的住院，甲胎蛋白升高，最后肝硬化。后来拉米夫定上市以后，他用了核苷类药物，又很安全，所以他用了以后长期用了，用到现在都10年了，这几个病人就再也没有踏进我们医院的门，有时候只是电话联系，所以从中让我们医生有了新的武器，能够有很好的办法去治疗了，另外体会到抗病毒治疗的重要性，只有把病毒抑制住了，才能够使病人从中获益，改善生活质量，改善肝脏的功能，阻断肝病的发展。所以抗病毒治疗的重要性也在我们医生中间心里都扎了根。另外也给患者一个启示，抗病毒治疗是要坚持长期治疗的，只有坚持长期的治疗，像刚才姚教授说的，就是把烧火的火柴给去掉了，这样子它就烧不出来了，没有病毒复制了，烧不出来了，所以才解决了根本的问题，病人才能从中受益。
姚光弼教授：我再补充一点，有了抗病毒治疗，包括拉米夫定还有其他核苷类药物以后，我们整个负担就减轻了，三个负担，第一个是国家的负担，国家要负责医疗费的费用，乱七八糟的费用要报销，第二个是家庭负担，不仅仅是经济负担，还有思想包袱，还有个人的负担，所以这个负担减轻以后，好象乙型肝炎不像10年以前，乙型肝炎很麻烦，乙型肝炎，吊（输液），吊（输液）了以后疾病下来，再吊还起来，吊来吊去吊不好的，没有用的，吊什么东西都没用的，现在吃药就好了，也不用来医院看病了，所以这个问题很重要的。
崔颖：吃一片就行了，就不用看病了。
主持人：对，以前可能一来就是输液之类的。
姚光弼教授：对。
十年来 乙肝科普宣传发生了变化 期待更加通俗易懂
主持人：通过两位专家的介绍，我们看出来抗病毒治疗对于乙肝的治疗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我想问一下崔颖老师，在您看来，媒体的报道方面对于乙肝，包括他们刚刚谈到的治疗，大家对于乙肝的认识这些年来有没有哪些变化呢？你感觉比较深刻的。
崔颖：我们从专家的角度看，核苷类药物的上市是给乙肝的患者带来了希望，我想其实在这10年当中对于我们媒体来说，就好象是在一个大海当中突然抓到了一个舵手，前面有一盏灯了，然后我们就知道往哪个方面去航行了，尽管前方的路可能还是很长的。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还会经历一些风雨，但是至少我觉得作为舵手来说，他只要牢牢掌好自己的舵，就有成功的希望。我这样说，其实实事求是的说，媒体在现在的一些宣传当中，仍然有一些片面的声音会发出来，但是如果说跟10年前相比，我觉得肯定是大大不同了，因为平时我因为工作的原因，跟专家的接触机会应该说相对比较多一些，因为我所在的报纸是一张综合性的日报，我是专门从事日报当中健康专版的采编工作，所以我们平时要见专家，然后来发出一些正确的声音，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经常有专家跟我抱怨说，有时候媒体采访的时候，比如说断章取义了，其实专家是这个意思，又理解成那个意思了，也会碰到很多很多的困惑。另外在我们健康教育的过程中，我想媒体担当起健康教育的责任应该是责无旁贷的，我们也尝试了很多的方法，比方说：我们平面媒体的优势可能就在于写文章的这样一种方式，其实这几年我们也尝试着通过更多的方式，除了文章以外，比如说互动，我们可以搞一些线下的互动，比较常见的有义诊的方式或者大课堂的方式。但是也会有一些问题，比方说义诊，义诊的话，毕竟他还是一个一对一的，我们可能解决的还是个体的问题。还有我们曾经有专家说，义诊就是门诊搬家，原来在医院里门诊的，我们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从我们媒体的角度讲，我们当然希望更多的专家参与到义诊队伍当中来，因为病人能够更便捷的找到我们需要寻找的专家获取正确的知识。另外还有大课堂，我的感受也是特别深，以前如果我们想搞一个肝病的大课堂，我们在外面是基本上找不到场地的，因为大家觉得担心，担心有一些负面的传染性这方面，我们可能可以选择在医院当中，但是早些年的时候，我觉得医院里能够提供给一个做大型的健康教育的场地其实还是很少的，比如说一个教室可能只能容纳30-50人，但是根据我们的经验，有一次我记得我们和一家医院合作一个大讲坛的活动，其实只有300人的场地，但是来了600多个病人和家属，我们也觉得挺无奈的，这几年我觉得很多的医院都已经开始重视起科普教育，他们在翻建医院大楼的时候，就会留意留出一个比较大的空间，至少有300、500人的一个场地，能够让病人做患者教育。还有一个，我们最近几年搞大课堂，明显的外面能够借得到场地了。
主持人：大家对于乙肝的认识还是发生了（变化）。
崔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欣喜的变化，而且乙肝的患者也好，携带者也好，他其实对于这种知识的渴求，我觉得比其他的病人好象更强烈了，这可能跟这10年来的禁锢（有关系），反正最近几年我觉得达到一种良性的释放，作为媒体就更加的有义务做这些事情，但是我遇到的，我觉得现在最大的困惑，因为今天两位专家正好在，而且两位专家都是在科普教育方面有各自的一些经验，当我们通过文章去传递健康知识的时候，就会遇到专业知识怎么样去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比如刚才我留意到姚教授讲到一个失代偿，我们专业知道可能是乙肝肝硬化出现腹水了，叫失代偿，但是当你把失代偿这个概念放在纸面上的时候，别人根本无法理解我这个病到底失代偿了没有，很难理解。另外还有，比方说变异、耐药，包括转阴，听起来很简单，就是个转阴，但是因为乙肝两对半的指标很多，到底哪个转阴是好还是坏，所以我觉得今天倒是个机会，正好也请教两个专家怎么样来转化？
姚光弼教授：这个方面蔡教授的经验很多。
蔡教授：实际上科普教育就是要把我们医生懂得东西说给病人给说明白了，比如说谈到病毒变异，我就跟病人说，我说就像病毒变异实际上就是在抗病毒治疗过程中，病毒经过锻炼以后，他达到的一种对病毒药物的抵抗力，就像农民锄地，手摸锄把，时间长了手就会长出茧子来，这茧子实际上就是一种皮肤细胞的变异，病毒也会出现那种变异，还有我给病人讲，就是医生老讲这个抗病毒药物不能随便停，要停了就反弹，就好比是皮球给压下去了，你松手就弹上来了。
姚光弼教授：这个例子很好。
蔡教授：另外有的时候就是说CCCDNA，病人不知道CCCDNA，我就告诉他们，CCCDNA就像野草的根，病毒的DNA就是野草的叶子，你不抑制他就会疯长，但是你用了除草剂，那个叶子不长了，但是根还不死，所以我们要长期用抗病毒药物，就用这些通俗易懂的语言给病人说，他就能懂了。
姚光弼教授：通俗易懂，还有科学化，比如刚才崔老师说的两对半，我个人反对两对半这个词，我在2003年写了一本书，给老百姓看的，叫做两对半不太对，什么是两对半，每个人比如我叫姚光弼，这个蔡教授叫蔡晧东，崔老师叫崔颖，那么一个名字怎么叫两对半，所以是5个东西，还有两对半叫做大三阳小三阳，这个也是不合理的，什么阳性什么阴性要讲清楚。
崔颖：那我明白了，这次特别长见识，以后在我们的版面上再也不会出现“两对半”这样的说法了。
蔡教授介绍现阶段患者对乙肝治疗的认识误区
主持人：所以科普教育方面还是需要专家的大力支持，通过三位专家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来大家对于乙肝的治疗以及乙肝的传染性方面，经过这十年的发展有了一些认识，但是对于乙肝患者来讲，他们可能认识有一些提高，但是估计还没有完全达到我们要求的水平，我们最近也做了一个关于一万人的乙肝患者的调研项目，结果我先给大家公布一下，结果显示35%的患者对于慢性乙肝治疗的目标有正确的认识，意思就是一多半还没有正确的认识；还有58%的患者对于治疗疗程预期过低；22%的患者存在不规范的用药，其中57%是导致了疾病的进展，也就是说可能疾病更严重了；29%的患者因为无法承受长期用药的费用，而不规范用药了，比如说他自行停药了，或者间断服药或者隔日服药；还有12%换药的患者，因为经济上的原因不能坚持，换药了，当然可能他的选择是有问题的。我想问一下蔡教授，这些现象是不是我们在临床看病的过程中肯定是广泛存在的，针对这些乙肝患者对于慢性乙肝治疗认识的不足，您对于他们有什么建议没有？
蔡教授：主要就是在抗病毒的认识方面确实还有一些患者存在着误区，我总结有这么几种误区，第一对于抗病毒要求转阴的期望值过高，实际上刚才说了，病毒感染人体以后就像野草在人体扎了根，咱们抗病毒药物像姚教授所说的还没有一个能转阴的，除根的是“NO”，所以需要长期的抗病毒治疗，这是一个，有些病人误认为用了核苷类药物就等于叛了无期徒刑，上了贼船；还有的人误认为是成瘾了，说吃了这个药就成瘾了。
姚光弼教授：比如我是高血压，高血压也要长期吃药，那也是成瘾吗？
蔡教授：对，所以我跟病人说这跟成瘾还有明显的区别，这不是成瘾，因为成瘾大家都知道，成瘾是毒品，毒品需要不断的增加剂量。而咱们抗病毒药物是不需要增加剂量的，而且治到某一个程度还有可能停药的，另外他跟成瘾也不太一样，成瘾的毒品对于身体是有危害的，咱们这些口服核苷类的药物都是经过规范的循证医学长期的临床试验，所以用于病人是很安全的，当然也有个别的有一些罕见的不良反应，这个在监测中就可以避免的。所以这和成瘾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些患者特别害怕病毒变异，有些甚至把病毒变异和癌变混在一谈。实际上病毒变异就是大家所说的耐药，耐药实际上就跟其他所有的抗病毒药都有可能产生耐药，就像抗生素对于一些细菌，用着用着也可以发生耐药一样，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现在通过咱们对于核苷类药物不断的开发，所以这些问题就会逐渐的得到解决，只有患者定期的像姚教授所说的定期到医院随访，医生及时发现他治疗疗效差或者出现了耐药，及时更换治疗方案是完全能够达到病毒再次受抑制的，所以这些都是影响病人选择抗病毒治疗两个主要的误区。
姚光弼教授：另外一点我觉得医生也很重要，现在我觉得大部分医院里面花了很贵的钱看专家门诊，医生开了处方就走了，我现在没有看专家门诊，挂号就4块钱，始终坚持20年，因为我说老百姓没有钱，为什么我要赚他钱。
主持人：大家估计都挂不到您的号？
姚光弼教授：没有挂不到，挂的人很少，他一看你不是专家门诊，太便宜，便宜货不是好的，都认为我在忽悠，现在问题讲到，病人，第一个病人如果第一次看这个病人，以前没有看过，我会花15分钟到20分钟看，问他详细的资料，了解他过去将来，一直到将来的发展，同时告诉他，应该注意哪些问题，一般来说，甚至生孩子等，能问的都讲清楚，所以一般第一次的病人一定要花15-20分钟的时间，这样子经常医生跟病人进行沟通。
主持人：这样的话，对病人的认识会更深。
姚光弼教授：对，比如说现在很多人排队，看的专家很有名气，排队排很长，医生来不及，叫学生给他开方子，三分钟一个，这样怎么行啊。
蔡教授：不行。
姚光弼教授：最近我碰到两个人从江西来，五年以前他来看我，他说是肝炎，后来我说不是，是肝窦上变性，结果我给他治疗以后，女儿现在读大学了，试验很好没事，现在他的小儿子有问题也来找我看了，所以看病人要看的仔细啊。
蔡教授：我也同意姚教授的意见，就是说第一次看病的时候给病人讲清楚，病人才能够提高抗病毒治疗的依从性。
姚光弼教授：什么是依从性？依从性也是专业词语，病人听你的话，比如说我现在有好几个病，有一个盒子里面，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都放好的，每天按照规定吃药，这叫做依从性，按照医生的规定吃药治疗，按照医生的要求定期检查随访，这叫做依从性。
主持人：还有一个问题，刚才提到的调查数据中有一点，大家对于长期用药的费用无法承受，有29%的患者产生了不规范的用药，姚教授刚才介绍了专家门诊的时候，药物也有贵有便宜的，这个方面两位专家有没有什么建议？对于他们来说，比如自行停药的问题。
姚光弼教授：现在有两个问题，第一点，有些药物，现在核苷类药物总体来说4个，全国在医保范围的基本上都可以报销，那是医保范围。
蔡教授：拉米夫定。
姚光弼教授：拉米夫定，还有恩替卡韦个别城市可以报销，但大部分不能报销。
蔡教授：还有就是患者选择药也不能存在一个误区，就是说一定要选择非常贵的，非常好的，还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比如说DNA载量不是很高的，或者是肝硬化。拉米夫定经过长期的研究，所以像有些病人就选择有医保的，便宜的药就可以了，病人不要有误区，一定要用非常新的非常贵的药是好的，实际上药物选择主要就是三个原则，一个是有效、一个是安全、一个是便宜经济，经济能达到就可以了。
姚光弼教授：对。
主持人：所以说我们的乙肝患者不要太追求一些最新的，或者最贵的药物，这可能也是一个误区。
姚光弼教授：我再补充一下，我有一年收到300多封信，就是写了文章有没有转阴的事情，我发现很多病人就是花冤枉钱，乱七八糟一年花一万多块钱，这个是冤枉的，现在还有，上次有一个病人来，我看了两年，中药装了一大车子来，很没有用的。应该用的药要用，不应该用的药不要用，应该检查的钱要花，不应该检查的钱不要花。这一点医生要有高尚医德，不能从经济角度来考虑问题。有些医院里面，他的奖金同开方子挂钩，现在（这个）问题还有，还有，还普遍，这个要查处。
主持人：这个是我们医疗行政方面的问题吧。
姚光弼教授：问题很多。
乙肝治疗未来发展会更加重视个体化治疗
主持人：需要我们国家不断的进行改革或者推进。从前面三位专家的介绍我们可以看的出来，自从拉米夫定口服抗病毒药物上市以后，这10年来对于乙肝治疗带来了很多的改变，包括刚才两位谈到的，但是患者还是存在着一些误区，可能以后我们还需要不断的进行教育，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姚教授，您觉得现在抗病毒治疗已经10多年了，未来发展的趋势会是什么样子呢？
姚光弼教授：现在第一点，现在我们手里有4个核苷类药物，很快就有5个，另外有两个长效干扰素，普通干扰素现在应该是淘汰了，这些药物怎么挑选，怎么选择，我们现在有7个武器，怎么用的好？有一句上海话叫“戏法人人会变”，变戏法的，魔术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变戏法就是看你怎么用药？用药也是有理论的，有4点：第一点看病人情况，病人的肝炎到什么程度？病毒多少？肝功能损伤多少？有没有合并其他病？有没有合并脂肪肝？有没有合并持久？第一点：病人情况；第二点：病毒，病毒有特点，有没有变异的问题？病毒量是高还是低？第三点：看药物的作用，每一个核苷类药物是有特点的，他的药理作用是有特点的；第四点：看经济承担能力。4个方面全面权衡，挑选一个对于病人最合适的方法。
蔡教授：就是个体化治疗方案。
姚光弼教授：就是根据个体的要求，病人我们怎么要求的，这个一定要细，这样可以使我们现在现有的武器充分发挥最好的作用。
主持人：就是怎么把现有的武器用的更好。
姚光弼教授：更好，对，比如说每12个礼拜测定一下DNA--病毒量，根据他的情况我们可以换药，这个是有技巧的，我们今天就不谈这个事情了。有人叫路线图，有人叫优化，这是一样的，根据应答，治疗以后的应答来调整用药，这是个体化；第二点：很重要的一条，怎么减少他产生耐药性，他抗药了，抗药是普遍的现象，因为生物发展中间，变异和稳定性是一对矛盾，我们怎么样使他的变异最少，抗药性最少，这个里面有很多学问好讲的，因为今天不是在这里谈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里面有问题；另外还有联合，由一个药到另外一个药联合也有不好的，由一个药联合另外一个也有好的，就这么联合，这些问题都是需要研究的事情。
主持人：您预测一下未来我们的慢性乙肝治疗应该是疗效越来越好的，那么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姚光弼教授：现在很难说，但是今后的方向是两个方向，一定要开新的专长，现有的业务还不够，还需要开辟，因为什么道理呢？现在你看飞机，我们中国的歼11出来了，那还有歼12、歼13，我们还有新的药物，现在我们只用的核苷类似物一个靶点上，一个靶子上面的，将来可以找到几个靶点，所以一定要找到更新的药物，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现在用药的时候，怎么把疗效提高？现在一般的疗效：30%到40%，用核苷类药物可以到50%、60%，用药以后可以停止了，不用了，但是有一部分还需要长期用药，所以说我们现在发展研究新的药物，另外，新的药物怎么改善他。
主持人：前面您重点介绍了慢性乙肝治疗以后的趋势，当然有一部分慢性乙肝非常不幸的可能已经进展到肝硬化了，但是他也有病毒的复制，像这部分人的治疗，我也听说你在做这个方面的研究，能不能给网友介绍一下。
姚光弼教授：在2004年国际上的研究中国也参加的，这个里面对于慢性乙型肝炎有病毒复制的人，已经有肝硬化，但是还没有出现腹水，还没有大出血，代偿功能还是好的，经过研究以后发现拉米夫定治疗是有效的，但是到了三年以后，有一部分人出现变异了，就是抗药性了，一旦出现抗药性就没用了，所以怎么想办法把抗药性减低。
主持人：一直有效。
姚光弼教授：现在的办法，我们一开始就用贺维力，就是阿德福韦，一个就是拉米夫定，就是贺普丁，两种分开来用，用一年以后，每三个月观察一次，如果不行再加一个，初步结果看来，蔡教授也是参加我们这个工作的，初步结果看来，第一年的耐药性远远的低于当时的报告，所以怎么样用优化治疗联合用药。这样子的话，使这些肝硬化病人可以得到更多实惠，而且研究结果文章报告是三年，但是我觉得三年不够，我们要继续看下去。当时我问廖教授，他主持了2004年的一篇文章，是台湾的教授，我问他，三年以后怎么样，他说没有了，现在我们要有了，像过去拉米夫定我们血清放了7年，血清出来以后，我们除了送去检测以外，我们自己放在低温冰箱里放7年，很多研究是以后拿血清来做的，我们还在做。
主持人：通过这些大量的临床研究，让我们的慢性乙肝的治疗以及肝硬化的治疗有了更好的结果，目的是这样的。
姚光弼教授：而且我再补充一下，今年有一篇文章是美国的科学院，国家卫生学院分析全球里面，很多治疗引用中国的东西，而且有一部分是我们的东西，你可以看到的，所以他们对于我们的研究也很重视，当然我们跟国际上还有差距，但是我们要努力。
三位嘉宾就如何做好乙肝科普教育发表看法
主持人：对于姚教授刚才谈到的，对于未来我们慢性乙肝治疗的一些看法，比如说有些新的趋势，这些东西，我想可能让我们的老百姓知道以后，对于他们，或者慢性乙肝患者了解以后，对于他们的治疗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包括信心的提高。这方面我想请问崔颖老师，怎么能够让科普把这些信息传递出去，大家知道现在社会上各种宣传非常多，不受到这些宣传的干扰。
崔颖：刚才姚教授讲到努力两个字，我觉得真的是大家要一起努力，可能光有单方面的力量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共同合起手来形成合力，应该说在很多疾病的教育上，特别是对于乙肝的教育上面其实很多地方是很挑战媒体的公信力的。有时候我们发出一篇文章，就会接到很多电话，专家为什么会这样说，在早期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挺茫然的，因为我们自己可能也无法去甄别哪些专家说的是客观的，哪些是片面的。但是慢慢的大众教育下来以后，我们也逐渐的理解了，也有更多的专家能够走到科普教育的队伍当中来，所以我觉得待会也很想请教一下两位专家在科普教育方面有什么样的设想和希望，因为平时我们相对接触的让老百姓接触到专家的真实言论的机会还是比较少的。另外从现在媒体的现状来看，很多虚假的信息还是参差在里面的，我也一直在思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有的媒体个别的媒体登出来的东西，其实稍微有一些脑子的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比如说他会说，我治疗乙肝100%转阴，什么保肝，比如说以前我经常听到的糖尿病不在是终身疾病，以病人的名义做宣传，说病人是哪里哪里的，然后咨询哪个哪个教授吃了什么什么药，实际上这些信息是很容易甄别的，比如说有没有这个教授，你可以打一个电话到所谓的这家医院看看，或者在网上查一查这个教授到底是不是在某个医院里面，还有一些比较滥用的，像大课堂以后的卖药，我觉得小区里面特别多，把一些老人全部拉到场子里然后开始讲，讲的时候好象听起来是公益的宣传，但是讲到最后说卖药，今天促销，什么买二送一的，结果很多人就买了一大包药，导致曾经有一个时期，其实我们现在社区教育是很重要的，但是在中间曾经有一段时间，社区只要一听你是做医疗健康讲座，他就拒绝你，不管你是蔡教授也好，姚教授也好，不管怎么知名的，他就拒绝你，因为他说你会卖药的。搞的我们很多专家挺无所适从的，还有通过电话的方式。因为这几年我接触医疗广告比较多一些，其实里面有几条，一条如果是谈治愈率，特别是说所谓的100%的治愈率的，这个我们就要打一个折扣。另外讲什么什么病人终于治愈了的所谓的感人的故事。我觉得你看到这个也要打一个问号。还有刚才提到的专家，专家到底是不是真的专家，这个是很重要的。
主持人：崔老师，您刚才谈到的一个话题，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对于媒体你刚才谈到，因为这些广告总有一个载体，他需要这些报纸，比如以《新闻晨报》为例，你们那边肯定有这种广告，一般是怎么来进行处理的呢？为什么会让他出来？
崔颖：我觉得广告也经历了几个时期，首先一开始是很盲目的时期，只要你做广告，只要你能够付的起广告费的钱，他就进来，后来发现问题越来越多，有关部门就开始监管了。像在上海，医疗的广告是受卫监所专门有一支专业的广告审查队伍进行监管的，这个其实是从第一步就把他遏制住了，还有工商的监管。但是即使是这样，可能还会有漏网之鱼，在我们报社，可能跟我曾经做过医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他们所有的医疗广告都是经过我们编辑部来审一遍的，也就是说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不客观的因素存在，或者有些很片面的因素。有时候我们会去找一些这方面比较顶尖的专家做求证，甚至有时候广告过来是写着某个专家的名字，但是你一看内容就觉得有一点质疑的情况下，我们会要求这个专家本人是不是能够签一个字，这样能够更客观一些。
主持人：这样就考验到一些媒体的责任心等其他方面的话题。
姚光弼教授：医务人员也很重要，我举一个例子，我订五份报纸，《参考消息》也有虚假广告，《新闻晨报》比较好，很少，《文汇报》也有，《文汇报》最少。我看到这些广告，有一些不是他们报的广告，而是插在里面的广告，我全部剪下来，定期寄给上海市药品监督所，他们都写信谢我的，这些都是假的广告，每个医生都能够有这种责任心就好了。我看到的就有心写下来定期寄给他。
崔颖：其实姚教授，你说到这个我说一句，因为现在在《晨报》当中，加健康广告的特别多，为了这个，我们记者专门凌晨两三点钟从源头上面查，到底是谁加了这个广告，还有一些市民也像您一样很有正义感，他们也是把虚假广告，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能鉴别出来了，也是会把他寄到有关监督部门，或者有时候寄到我们这里。然后现在虚假广告的手段越来越多，他把报头、字体全部都做的跟正式的一模一样，如果你不是专业的做报纸的，从颜色什么的根本发现不了是虚假的，所以这个可能需要努力，大家都要努力，全社会都要努力。
主持人：当然这个方面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广大的网友或者是乙肝患者能够自己首先鉴别这些信息，这是最重要的。
姚光弼教授：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医务人员看病不是开到处方（就结束了），健康教育是医生的基本职责之一，因为很多病讲清楚以后能够防，比如很多肿瘤是可以防的。所以现在医生的这个概念是没有的，我们确实是有这个概念的。因为我大学毕业，我是54年毕业，毕业以后，后来我曾经从事过职业病，那次我干了半年以后，我们的领导叫我到工人文化宫去，以后我们定期到附近工厂，前前后后去了十几次，还编了小册子，我记忆最成功的例子，就是1989年上海是甲肝流行，33万人生甲型肝炎，上海恐慌，我写了5篇文章，寄在《解放日报》，那个是谢副市长帮忙的，谢副市长说有什么问题，我写，写了之后他修改一下，我今天稿子出来，第二天见报，特别是要不要人工流产的问题，解决问题。另外我们没有收钱，我们借了黄浦的一个场地，在西藏路，大概4、5百人，我们在几个报上登了一个广告，免费的给他们票子，我们搞了两次活动，后来生甲肝以后要不要变慢性，我们也是通过媒体帮忙，搞了三个月的门诊，一个礼拜三次，每次两个小时，免费，看病是不要花钱的，那个时候社会风气好，医生都是免费搞的。
主持人：所以说像这种科普教育、媒体宣传，还是希望像姚教授、蔡教授这样的专家能更多的去投入。
姚光弼教授：但是现在存在覆盖率的问题，看的人的问题，比如你做了调查，覆盖率是不够的，因为年纪大的人不上网看搜狐的，农民工也不看的。
主持人：所以这个要多方努力。
姚光弼教授：所以覆盖率很低，现在做的宣传，有多少人来看你，过去平面，电视台也做了好几次，电台也做了好几次，但是覆盖率还不够，所以觉得我们今后要通过媒体一起联系起来，怎么样给健康教育好，实际上健康教育是最便宜最省钱的，老百姓受惠最多的一个方法。
主持人：这个观点我非常同意。
崔颖：其实像姚教授这样，有一大批这样的专家都致力于健康教育，现在也慢慢意识到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模式很重要，比方说我们刚才谈到了很多，包括大课堂免费门诊，都是健康教育好的方式。但是因为您刚才讲到覆盖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个媒体都有他的特定的人群，所以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广覆盖，要更多的媒体一起参与到健康教育当中来，不能光我们一家来做，事实上，大家也都在做，另外还有一个形势的问题，因为我之前跟蔡教授交流的过程中，蔡教授自己画了一些漫画，我觉得特别受触动，用怎么样一种生动的方式让健康教育能够真正的深入人心，我倒觉得蔡教授也有很多的心得。
蔡教授：对，实际上就是给病人讲一定要让病人听得懂，我每次出门诊我特别同意刚才姚教授所说的，第一次看初诊的病人一定要给他讲详细，在这之前，我也跟崔颖老师说了，我每次看第一个病人，我拿出我画的一些抗病毒治疗科普的宣传画，还有乙肝自然的分期，哪个阶段是需要治疗的，我甚至都给病人画出来，而且画出一些画，抗病毒治疗为什么要保持血药浓度，不让病毒变异，不要随便中断药，我都用一些科普的画，自己用电脑做出来，然后打出来，每次病人来了以后我都要给病人讲懂，讲懂了以后我再开药，这样病人就会达到对于抗病毒充分的理解。
姚光弼教授：你讲的很对，但是是不是能出版？
蔡教授：可以啊。
姚光弼教授：如果你出版的话，你给我样本，我给你联系上海科技出版社，让他们给你出版，另外报社的话，崔老师，我希望你们今后给我一个阵地，我楼上住着一个人，是《新闻晚报》的总编，他老婆我很熟的，我说你给我一个地方，每个礼拜我写一篇文章的阵地，过去《新闻晚报》临访，每天有谈话，我希望能够两个礼拜给我一次机会。这样，给我一个阵地让我讲，不仅仅是肝炎还有其他的毛病，以及医疗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没有关系的，现在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要怕，现在没有人可以给你打右派了，所以我觉得现在除了大家注意了，特别是刚才蔡教授讲的东西，我想办法跟出版社联系，联系以后帮你出版。
主持人：把这个效果扩大化。
姚光弼教授：扩大化，覆盖更广一点，另外也可以想办法通过媒体上面播出来，另外，比如《新闻晨报》给我一个阵地，我写一篇文章，这对于我来讲是增加了负担，但是不是说不要干活了，这样大家要热心关心，所以健康教育首先应该卫生行政部门，以及医务人员、组织者，也希望媒体各方面，平面媒体、立体媒体一起合作，这样子把中国病人、老百姓的健康水平提高。
主持人：阵地方面，蔡教授应该很有心得，比如说蔡教授有自己的博客网站，邮箱也会公布给患者，她就经常的与患者沟通，我觉得有一个固定的阵地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在我接触的这些患者中间，或者我接触的科普教育方面存在一个问题，比如说我是一名乙肝患者，我看到专家写的一篇文章，因为一篇文章表述的内容是有限的，比如这篇文章写的是该怎么去吃药，他就把自己的那一套，把自己往这个文章里面套，就去改变以前医生给他医嘱说的那些方法，然后按照这篇文章去做，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误区，这个方面两位专家对网友有什么建议？蔡教授。
蔡教授：实际上科普宣传只是告诉病人一些知识，真正的病人需要如何治疗还是要到正规医院看医生去，由医生根据他的情况制订一个治疗方案，尤其是乙肝的抗病毒药不是OTC的药，他需要定期到医院随访，像姚教授说得12周到医院定期监测一下病毒的复制量，监测一下肾功能，监测一下肝功能，甚至打干扰素的，还有更多监测的项目，监测不良反应，监测疗效，由医生对于每一个患者进行判断，进行判断以后，医生对他的治疗方案进行确定和更改。另外，病人的定期随访还是很重要的，我们医生能够从跟病人的交流中知道一些病人的思想活动，比如要生孩子了或者要出差了，或者有什么原因，有什么想法不想坚持治疗了，我们医生在随访过程中得到病人一些思想的信息，然后来针对这个病人的思想信息，对于病人进行科普教育，让他了解治疗的要求，使病人也从跟医生的接触中得到一些药物的更新信息。比如药物都是新上市的，我们医生也在学，有的时候突然有一些改变，比如说联合治疗会效果好了，以前就是拉米夫定耐药了，单药换成阿德福韦，现在医生通过学习发现联合治疗更好一些，所以病人通过长期的随访也能从医生那里得到许多新的信息，来增加治疗的信心，增加治疗的依从性，就像姚教授说得，就是听了医生的医嘱来吃药。
姚光弼教授：首先病人有什么问题一定要看医生，父母代儿子来看病是不行的，不看病人怎么用药呢，这是首要条件。但是通过先进的媒体可以有一些帮助，比如一个病人在苏州，拉米夫定反跳了，DNA反跳以后，估计是耐药了，那么我说应该加阿德福韦，他说问当地的专家，说不要加，要换，我说这个专家落后了，因为这个两年以内变化了，我拿文献给他看，这个病人的爱人是医生，我把文献发给他，叫他给医生看，当然是英文的了，专家看都看不懂，后来他听我的话再去，让他的爱人帮我去随访，每年来一次，三年了没有跳，很好。所以病人一定要看具体医生，看了医生以后，这个医生可以通过网络方法（随访），有一点帮助。
崔颖：所以我定位媒体的宣传应该是一个桥梁的作用，专家借助这坐桥把知识输送出去，如果病人真正得到正确的治疗合适的治疗，病人还是要通过这座桥，然后再通到专家的那个地方，这个都是互相的。
主持人：不能说看到一个东西就完全的按照那个去做，具体临床的吃药检查还是要到医生那里去。
姚光弼教授：中国革命实践是马克斯列宁主义同毛泽东思想相结合，具体问题要从原则上面具体结合，不能说看着书一套，套上去肯定出事情。
主持人：科普的文章更多是对于认识的提高，今天我们的访谈也接近尾声了，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光临，尤其是姚教授一直从事临床工作，也非常忙，今天能够参加我们的访谈，我们非常感谢。蔡教授也是不远千里来到上海演播室跟大家进行互动，还有崔颖老师也是一个媒体记者，媒体记者应该是一个非常忙的职业，今天也抽空参与我们的访谈节目。相信广大的乙肝患者，或者是乙肝家属看到我们今天的访谈，对于慢性乙肝治疗，尤其是十年前到现在治疗的经历，大家可能看了以后，会对乙肝治疗更加充满信心，同时也会明白我们乙肝治疗的一些基本的原则，比如蔡教授一直再强调的两个坚持，坚持长期治疗，还有坚持定期随访，同时在药物的选择上，用药上也有三个，比如说安全、经济、有效，这是我们的一些原则，相信我们广大的乙肝患者看了这些信息以后，对于他们的治疗也会有些帮助。谢谢三位。
姚光弼教授：大家再见，以后有机会再见。
专家介绍：
姚光弼教授
姚光弼 主任医师、教授。1954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现为上海医科大学）；1980年至1981年作为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访问研究员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进修临床免疫学。历任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院长、静安临床免疫研究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等职。并兼任上海医科大学、上通第二医科大学、第二军医大学、上海铁道医学院教授，中华医学会理事，内科学会副主任委员，消化病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副会长及内科学主任委员。为国际肝病学会和亚太肝病学会会员，美国纽约科学院院士，美国消化病学会国际会员。
姚光弼教授个人传略分别载于5种国内外出版的《世界名人录》， 30余年从事肝病和消化病的研究。多次主持国际肝病、消化病、变态反应学学术会议。科研成果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三等奖各1项，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2项，上海市卫生系统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蔡晧东女，主任医师。从事传染病专业30余年。近十多年来一直从事乙肝抗病毒药物的研究，先后参加过拉米夫定、长效干扰素、阿德福韦、恩替卡韦等多项全国性多中心新药研究工作，并在研究中担任重要工作。通过参与这些新药的研究工作，提高了传染病诊疗技术，获得了许多新的国内外信息与研究进展，并且在每项研究都能总结出经验，撰写并发表多篇论文。尤其在乙肝女性抗病毒治疗问题上有独到的见解。
蔡医生自2001年起从事传染病科普工作，撰写了大量的科普文章主编《漫话肝炎》、《带你读懂“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慢性肝炎合理用药242问》、《漫话艾滋病》和《漫话脂肪肝》三册科普书。
崔颖从事媒体健康传播事业11年。浙江杭州人，毕业于海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曾担任浙江省杭州中西医结合医院内科医生，曾获浙江大学临床医学硕士研究生进修结业证书。1998年起投身媒体，曾担任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杭州电视台医疗节目主持人。2002年进入上海平面媒体，曾担任上海《新闻午报》健康版负责人。目前担任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综合性日报——上海《新闻晨报》健康周刊主笔，专业从事健康科普宣传教育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