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塔夫脱以红十字会会长名义为长江流域水灾劝募巨款，这件事尤其激发了中国军人的爱国激情。他们意识到，美国总统尚愿意“为我同胞谋救济之力，岂我中华民国反无一人焉挺然杰出，以谋救济万民乎”？尤其是当时清廷已经被推翻，刚刚脱离了专制主义压迫的老百姓仍然承受着自然灾害所带来的流离之苦，在这样的情势下，军人有责任发挥见义勇为、不惜劳瘁的特性，奋力投身于救灾事业当中来。本着这样的主人翁精神，他们感觉到，若论助赈捐资，军界恐积蓄无多，贡献不大，而在修堤防患方面，“我军人咸克效劳”。
时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和陆军总长黄兴分别担任义勇军的正长和副长，“以督率筑堤之役”
尤其应当提到的是，时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和陆军总长黄兴对“救灾义勇军”均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和支持，他们分别亲自担任义勇军的正长和副长，“以督率筑堤之役”。根据孙中山、黄兴等人的设想，“救灾义勇军”应该抱定这样的宗旨：“军人抱铁血主义，以拯救同胞，故不惜牺牲一身，今则称此志愿，以赈救灾群、扞御水患，不啻杀贼退敌，服务虽异，救同胞之宗旨则不异”。也就是说，抵御水灾和沙场杀敌一样，都是军人发挥保卫国家这一重要天职的具体实践。
“救灾义勇军”还从参军资格、饷项、服从命令、功成奖赏、请拨款项等方面制定了相应章程，显示了其组织的严密性和整体性。比如，在参军资格上，“救灾义勇军”以招集军人中的自愿者为原则，规定全国军人有愿意加入者，无论军官兵士均可报名，听候军长编制，跟段任役。因为系临时性的组织，参加者的位置等级与其原任等级相同；在饷项方面，义勇军中所有各军官兵的俸饷先呈报陆军部立案，再咨会各原军队，将该军官兵士应领饷项移交本军，参照给发；在功成请赏方面，堤工完竣后，由各军队官分别陈明军长，呈请政府照军营成例分别给赏。此外，“救灾义勇军”挑筑圩堤所用的器械等工具因为数颇多，禀请由政府发给特别款项。“救灾义勇军”尤其强调成员对命令的服从：“本军虽因赈救灾黎，由各军士奋勇投效，然服从命令为军界惟一至义，本军人员亦宜一律遵守。”
孙中山对“救灾义勇军”的支持从一侧面揭示了这位革命先行者对民生疾苦的极大关心
囿于史料及时间等原因，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有关“救灾义勇军”具体的救灾实践及效果的文献，当然，这也可能与民初政局动荡、革命派缺乏实施其政治抱负的足够时空有关。从另一角度来看，孙中山对“救灾义勇军”的支持从一侧面揭示了这位革命先行者对民生疾苦的极大关心。事实上，在民国肇始、百业待举之际，对于江皖特大水灾，孙中山先后多次表达了他对灾区人民的关怀和同情。他说：“江皖灾民愁苦之状，本总统无日忘之”。连年水旱之际，“本总统每一念及我同胞流离颠沛之惨象，未尝不为之疾首痛心寝食俱废也。”本着这样的忧民意识，孙中山连续在15个有关赈济安徽、江苏灾荒的文件上作了批示，在经费万分拮据的情况下要求“即行拨款救济”，并同意向四国银行团借款160万两，用于赈救皖灾。在卸任临时大总统的前三天，孙中山还专门发布了《命各省都督酌放急赈令》，要求各地行政机关“教养兼施，工赈并举”。卸任在即，孙中山还要求袁世凯筹款救济灾民，继续他未完成的工作。
针对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1912年2月1日《申报》的一篇文章指出：新政府成立之后，应当“力以救灾为己任，俾知中国政府对于人民自此负全责任，而与旧政府异”。这段话反映了人们对新政权在担当救灾重任方面的深切希冀。以“救灾义勇军”及孙中山的救荒实践来看，资产阶级革命派也的确在灾荒救治方面做出了一些积极努力，显示了与晚清迥乎不同的新气象。（赵晓华/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