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回到了他在抚边北端的住处。他的秘书长黄超拿来了一份中共中央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黄超说，规定这份报纸“只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给四方面军的干部看”。张国焘很是奇怪。但他拿过报纸只看了一眼，就知道为什么“只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了。报上的文章出自宣传部部长凯丰，标题是《列宁论联邦》，文章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西北联邦政府，说这样一个“政府”在理论上是违背列宁主义的，在组织上是背离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凯丰的文章被登在《布尔什维克报》上，说明中央领导层意识到张国焘的“联邦政府”即使没有政治野心，名称也是令人疑窦丛生的：既然建立的是一个苏维埃政权，那么按照惯例，可以叫“川康苏维埃政府”，弄出个说不明白的“联邦政府”是什么目的呢？
在两个方面军官兵之间，一些小事在两军会合的欣喜消失之后突然变得十分敏感。比如，博古的警卫员提着一块牛肉找到张国焘的警卫员，希望换一些子弹。未果，双方竟然吵了起来。再比如，四方面军官兵看见一方面军的战士开枪杀牛，不但觉得这件事浪费了子弹，而且提出不能确定他们杀的是不是土豪的牛。张国焘对张闻天提出了一个比杀牛敏感得多的问题：中华苏维埃和中央红军受到的挫折，并不是像毛泽东说的那样，是因为蒋介石的飞机大炮厉害，而是中央的路线出了问题。
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会议通过了《中革军委关于松潘战役的计划》，战役计划要求迅速、机动、坚决地消灭松潘附近的胡宗南部队，打开红军北进陕、甘建立新的根据地的道路。
两个方面军会合之后的十万兵马终于开始向北移动了。
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
两河口会议后，为了加强两个方面军的了解和友情，中央向红四方面军派出了一个慰问团，团长是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慰问团出发的时候，张国焘也离开了抚边，他本想回茂县的方面军总部，但听说了慰问团的行动后，就直接赶往了杂谷脑。中央慰问团在杂谷脑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但是行动也受到了“热情”的限制。张国焘的办法是“陪着”，中央慰问团吃饭、散步都有专人“陪同”。在交谈中，张国焘的话令李富春大吃一惊。张国焘说：“两军会合，摊子大了，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总司令部须充实改组，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张国焘提出的要求是：徐向前和陈昌浩不能仅按两河口会议决定当军委委员，要出任具有决策权和指挥权的副总司令和总政委。另外，需要扩大军委常委的数量，以便让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更多地进入中革军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