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遍天下，恐怕也很难找到比他更“可怜”、更辛苦的厂长了。他吃在厂里，住在厂里，干在厂里，他这个厂长把厂里的大事小事全垒在了自己头上不算，甚至还长期顶着掏灰工的活。“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进厂买材料的，都把他当成个“掏灰工”了 …… 在担任江津县民政局科长和副局长期间，他长期呆在工地上，和工人们一道建起了全县第一个火葬场。在开工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工人因为胆怯，不敢去接触尸体，更不要说为死者穿衣、整容、搬运了。谭秉云便套上围腰，亲自拉着板车去县院运回尸体，亲自动手把尸体搬进烧尸炉里，并让工人们站在一边看他怎样操作。可要将几千年的风俗改变，又谈何容易！在当时，人们谈火葬而色变。面对种种阻力，作为民政科长的谭秉云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为宣传火葬，他忍受着高血压、肺气肿、胃溃疡等七八种病痛和战争留在他身上的伤痛折磨，走街窜巷，爬山涉水，向群众宣传，谁家死了人，他经常是亲自登门作工作，工作作通了，他亲自将死者搬上板车拉走。工作作不通，弄不好还要被人骂得狗血淋头！恼羞成怒的，偶尔还会向他动拳头。更有甚者，有时尸体拉到半路或拉回了火葬场，家属反悔，又追来再弄回去土葬。过春节了，在这家家团圆的日子里，地处荒郊的这个特殊的场所显得阴森恐怖，职工们害怕一个人值班，谭秉云于是一人独伴孤灯守场，让场里的职工全回家团聚。而他家中，妻子儿女同样也在盼着他回家过年……
谭秉云好几年都在这种艰难而尴尬的境况下强撑着。值到后来人大为“殡葬改革”正式立了法，成为一项强制性措施，这项移风易俗利国利民的工作才得以顺利地开展起来。后来，他又担任过县民政局副局长等领导职务，可无论职务是升是降，无论工作环境如何变化，他始终抱准一个态度，绝不居功自傲，绝不给组织讲任何条件，提任何要求，一切服从党的利益和组织的需要。1983年春，他给县委组织部写信：“我今年巳经59岁了，自参加工作到现在，虽然巳工作30多年，但因文化水平低，没有为党和人民作出多大贡献和成绩，自己感到很惭愧。我头部负过伤，工作起来感到困难，在领导岗位上起不了应有的作用，再呆下去，只会对党的工作造成不好的影响，特向组织上提出申请提前离……”组织部的领导传阅了这封信，不少同志读得眼睛发潮――这与那些伸手要官要权、或拿钱买官买权，惟恐自己吃了点亏的干部相比，反差是多么的强烈啊！
离休后的老英雄，并未在家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他把自己的全部爱和情转移到了发那些缺胳膊少腿、耳聋口哑、呆傻无依的残疾人和孤儿身上。每逢节日，他都要撇下自己的亲人，到孤儿院里和孩子们一起度过。年过花甲的他，给孩子们讲故事，说笑话，捉迷藏，为福利院和孤儿们作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为了给那些不具备正常人体能和技能的残疾人谋一条自立之路，他还带着一帮残疾人前往白沙，找到镇上著的“何板鸭”，请求“何板鸭”收下他和这帮残疾人为徒弟。“何板鸭”感动不巳，对谭秉云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你老英雄有共产党养着，衣食无忧，还为这些残疾人操劳受累，我这个个体户，还能不帮忙吗？教，就冲着你这老英雄的面子，我一分钱不收，白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