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凌晨，蒋介石顽固的“剿共”政策终于逼反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兵谏发生后，张学良要刘鼎立刻向中共领导人发电：“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今已将蒋介石等扣留，逼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请派人前来商大计。”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杨两人以为会得到共产国际的高度赞扬和大力支持，不料结果竟事与愿违。此事遭到了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和共产国际的强烈反对，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猛烈抨击事变为日本和投降派汪精卫的阴谋。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社论，把张、杨的义举说成是“叛变”，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甚至把西安事变同亲日派首领汪精卫联系在一起。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也称张学良的“叛变”可能会瓦解中国抗日力量的统一，不仅给南京政府，而且给整个中国人民都将带来危险。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则著文斥责张学良为“叛徒”、“强盗”。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还专门向孔祥熙表示，苏联政府与事变无关。
不仅如此，斯大林亲自草拟了电报，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转告中共中央：“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抗日的，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斯大林还解释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
中共提出和平解决政策，共产国际来电表示同意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红军总部所在地保安后，红军将士无不为之激动不已。有人高喊“是向蒋介石清算血债的时候了”；也有人主张将他拘禁起来，作为人质，迫使南京方面抗日。欢庆之余，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等人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开会，商量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经过几天的思索，中共中央领导人统一了认识。
毛泽东主张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借此机会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会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出通电，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8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条建议。
12月20日，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电报，其内容和中共中央已做出的决定基本一致，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联苏抗日计划失败，张学良决定送蒋返回南京
张学良原以为实行兵谏逼蒋抗日，一定会得到苏联的同情和支持，并可借此实现联苏的愿望，这也是张学良敢于发动兵谏的因素之一。但事态的发展却大大出乎张学良的意料，他对苏联的反应十分不解，尤其对苏联广播骂他受日本人指使极为愤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