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龄未婚青年，是当今世界一道景观，中国也不例外。香港文汇报今日刊发马承钧先生的文章称：不少晚婚者自诩“单身贵族”，我身边就不乏这类“贵族”。好像越是大都市，“待字闺中”者就越多。上海、北京、深圳等地，三四十岁的未婚者多的是，其中不乏硕士、博士。
其实翻看历史，早在一千年前的宋代，就不乏“单身贵族”了。
如今的独身者，多源于晚婚潮流、个人意识或生活压力及“无婚主义”的影响，似不难理解，且其中一些早已悄然进入“同居时代”了。在并无晚婚观念的宋代，一般人十七八岁就成家生子，当时也绝无“同居”之说，缘何冒出众多剩男剩女呢？研究发现，宋人的晚婚，根源在于科举制度和禁欲主义。
宋朝是我国科举制度最完善的时代，考试取士为朝廷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科举胜出者名利双收待遇丰厚，致使人们把赶考走仕途作为人生奋斗的终极目标，“不及第不成家”便成了一些人的誓词。连宋真宗赵恒都在诗中表达了这层意思：“富家不用卖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该诗力挺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处世哲学，告诫人们为一朝登第，何必急着娶妻呢！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日成名天下知”，当时评价一个家族兴盛的标志是看其有几人登科或几个女子嫁给士子。这样，金榜题名的士人就成了豪富之家择婿的首选。但大宋官位毕竟有限，经不起天下人争抢，只有佼佼者才有望胜出。所以大家只得卧薪尝胆寒窗苦读，期望在书中找到“颜如玉”、“黄金屋”，这便造就了众多未婚大龄青年乃至大龄壮年。这也影响了大宋的女士们，“女怕嫁错郎”，既然做官的吃香，大家闺秀们便挤破头争当“官夫人”，于是出现宋朝特有的“榜下捉婿”怪圈。
“榜下捉婿”，即在发榜之日各地富绅们全家出动，争相挑选登第士子做女婿，那情景简直就是抢，坊间便称其“捉婿”，宋人笔记对“榜下捉婿”多有涉及。一些富人为攀新科进士为婿，每每不惜重金，堪称人文史上奇观了。朱彧《萍州可谈》卷一载：“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以铒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这种近似金钱交易的“捉婿”蕴涵了特定的社会文化内涵，它说明宋时经济崛起，富裕起来的平民阶层渴望跨入上层社会，指望金榜题名封官进爵，还能当富绅的乘龙快婿，何乐而不为乎！
